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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艾奇逊对台政策的主张不仅在外部受到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在国务院内部也由于杜勒斯和腊斯克联手而受到排斥。与此同时，艾奇逊还受到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指责，特别是麦卡锡主义兴起后，国务院的对华政策被认为是“失去中国”的主要原因。[90]6月1日，受到来自各方面压力的艾奇逊不得不致函约翰逊，表示同意军方向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提供援助。得到了国务院的首肯，约翰逊立即命令国防部有关部门，除喷气式飞机及中型和重型坦克外，在国防部可以使用的资金范围内，满足台湾方面“以后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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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到6月上旬，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已渐成趋势，以致6月12日杜勒斯就告诉蒋介石在华盛顿的代表顾维钧：国务院对台湾的态度近来有所好转，他认为存在着重新考虑对台湾提供军援的可能性。[92]就在这时，以反共著称的麦克阿瑟又向艾奇逊的台湾政策开了一枪。6月14日麦克阿瑟在一份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中说，台湾是美国从阿留申群岛至菲律宾的远东防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如果发生战争，美国能否守住防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是否在友好或中立政权手中。麦克阿瑟再次将台湾比作不沉的航空母舰，认为台湾的归属问题应重新考虑，台湾的最终命运取决于美国，美国应采取断然措施，不让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麦克阿瑟把这份被称作“保台意见书”的备忘录交给了来东京访问的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并与他们进行了讨论。布雷德利认为，“在援台问题上，这一文件比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往的文件提出的论据更为有力”。于是，约翰逊和布雷德利一致决定，这份文件应呈交总统，并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提出建议，美国应改变不插手台湾的政策，向国民党提供援助。6月24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天，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带着这份“保台意见书”离开东京回国。[93]临行前，约翰逊甚至向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表示了对台湾实行军援的“恳切”态度和决心。[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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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在白宫讨论之前，美国对台湾的新政策已见诸报端，传言“对台政策正在转变”。[95]6月25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则消息透露：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意见，如果美国对台湾问题采取坚决立场，“将有90%的把握阻止共产党对该岛的侵略，因为中国人自己并没有准备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发生冲突”。如果美国发表一个措辞强硬的公开声明，指出台湾的归属必须等待对日和约签订后才能确定，并向台湾派遣军事代表团，提供军事援助，“共产党人可能甚至不敢发动对台湾的攻击”。报道还说：有官员认为，只要出现一艘航空母舰，“就必然会使共产党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不敢发动对台湾的攻击”。[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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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苏结为同盟是美国改变对台湾地位看法的逻辑前提，而NSC86号文件的形成，则提供了改变美国对台政策的理论基础。事实上，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以后，特别是到6月，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已经完全转向，甚至还提出了可供选择的具体建议。一旦合适的机会和条件出现，新的方针和政策就会应运而生。这个机会和条件可能是毛泽东攻打台湾，可能是金日成进攻南朝鲜，也可能是中共军队越过边界支援越共对法作战。实际情况是，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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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共解放台湾的，并非只有美国的因素。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做出的重大决定，不仅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命运，也对中共进攻台湾的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前，为了阻止北朝鲜挑起武装冲突，苏联一直限制对金日成的武器供应。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苏联的武器装备开始大规模地运往朝鲜半岛。2月7日，金日成提出再组建3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10个师，并要求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为计划组建的3个步兵师购买苏联装备。对此，莫斯科立即答复，完全满足金日成的要求。[97]同时，为了加强朝鲜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还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以替代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兼任这一职务的苏联大使什特科夫。[98]此后，苏联便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3月9日，朝鲜照会苏联：“为了给人民军补充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并加强人民军，请苏联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1.2亿～1.3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1.33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随后，金日成提供了所需武器装备的详细清单，其中包括45毫米反坦克炮144门、76毫米加农炮36门、76毫米高炮72门、СУ-76自行火炮68门、82毫米迫击炮267门、120毫米迫击炮54门、122毫米榴弹炮36门以及大量的弹药和军用器材。[99]莫斯科答复，同意朝鲜提前使用1951年的贷款购置武器装备。斯大林还亲自致电金日成，对于“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您的这一请求”。[100]5月，苏联又答应立即向朝鲜运送汽油15000吨。[101]总之，俄国档案文献显示，斯大林对北朝鲜的军事援助有求必应。与此同时，对于已经答应向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却迟迟不能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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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对海空军装备的订货，考虑到支付能力，1950年3月2日，周恩来曾代毛泽东起草了给李富春的电报，内称：关于海军和空军在苏联的装备订货，均分两年交付，空军新增加的两队轰炸机和一队驱逐机的订货则推迟至1951年1月交货。[102] 显然是考虑到这样的交货进度不能满足台湾战役的要求，3月22日周恩来又致电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一方面感谢苏联政府准备按照军事订货单向中国提供空军和海军所需的顾问人员及器材，另一方面又提出，中方打算在1950年内购入绝大部分的海军和空军器材，“因为只有大部分器材都在本〈年〉度到达中国，才能使台湾战役的准备来得及”。周还谈到，中方决定将各航校预定于4月毕业的84名飞行员“立即编成航空部队，并准备参加定海作战”，故要求苏方将此前订购的60架驱逐机和24架轰炸机及全部弹药提前交付，于5月1日前运至满洲里。[103]这两个文件表明，此时中共已决定将攻占台湾推迟到1951年。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3月11日毛致电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指出：“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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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3月底，中共确定了“先打定海、再打金门的方针”。[105]此后，周恩来进一步抓紧催要苏联的装备。在4月13日给布尔加宁的两封电报中，周恩来再次强调所有军事订货务必保证按时交付，所请军事顾问亦请同时派来。为了说明事情紧急，周恩来明确告诉苏联政府，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预定在1950年发动两次战役，即6月夺取舟山群岛，8月夺取金门岛。除上电所说84架飞机可推迟至5月中以前交付外，周要求1950年12月再交付312架飞机，1951年2月再交付190架飞机。周恩来还通报说，为了对台湾作战，中国决定在1951年春夏组建鱼雷快艇队、扫雷艇队、护航舰队、水鱼雷航空团和三个海岸炮团。周一再强调，“上面所列举的这些东西，为进行登陆作战所十分需要”；由于中国的海军力量薄弱，推迟了解放沿海诸岛的战役；“台湾战役要求我们需有强大和很好的海军舰队，方能有把握渡过海峡，保证数十万军队的登陆和保障海上运输的安全”，因此，要求所有订货“在我们所要求的时间内取得之”。[106]4月14日周恩来电称，空军订货还要增加。至此，中国要求苏联提供的空军和海军订货1950年共8800万美元，1951年4500万美元，加上新增货单，约为1亿美元。[107]这些武器装备，将用于1950年夏季的舟山群岛战役、金门战役和1951年夏季以后的台湾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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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周恩来致电驻苏大使王稼祥，要求其催促苏方交货。为了尽快建立空军，中国需要大量的军事顾问。关于这批顾问，早在2月15日毛泽东致函斯大林提出，请派205名军事顾问，其中164名为航校教官，41名为空军陆战师顾问。2月21日毛泽东又致函斯大林，要求增加12名空军司令部所需顾问和气象专家。然而，这批已经苏联军事部审查过的顾问却迟迟不来中国。此外，2月11日毛泽东为航校训练订购的一批弹药，直到射击训练时间临近，仍未见到货。周恩来“等得着急”，指令王稼祥“催其迅速发来，否则将耽误教育计划完成，影响作战”。显然是因为苏方对不断增加的订货表示疑问，周恩来在电报中解释说：在最近送去的新订货单中，“第一方案所需弹药，是准备定海战役用的，第二方案所需弹药是准备金门战役用的，第三方案所需弹药是准备台湾战役用的，因此并不重复”。[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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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5月中旬，预定的定海战役即将开始，而海空军的订货还未到来。5月13日周恩来再次致电布尔加宁：为夺取舟山群岛，陆军的准备工作可于6月中全部完毕，而“空军及海军的准备工作，则完全依据于向苏联定购的空、海军器材何时到达为转移”。考虑到8月雨季和台风将至，且武器装备到货后，试验和练习尚需时日，战役的发动时间最迟不能晚于7月中旬。所以，周恩来要求所有订货和聘请的顾问应“加速起运和派出，并使其能在本年5月底以前到达上海地区”，“否则仍然不可能开始战役行动”。[109]所幸的是，5月13日，驻守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开始撤退，19日解放军占领了舟山群岛。[110]然而，定海不战而胜的结局并未使中共领导人感到高兴和宽心，因为此时他们隐约猜测到莫斯科对中国几番要求交付海军和空军订货迟迟不予答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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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5月13日金日成来到北京，说明了他将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14日斯大林来电表明了支持金日成的态度。尽管毛泽东同意让金日成先采取行动，但他大概没有想到朝鲜会在近期开战。实际上，中国明显加快了攻打台湾的准备工作。5月17日，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下达了《保证攻台作战胜利的几个意见》，确定部队转入渡海登陆作战准备。海军和空军部队也全力进行人员培训、部队组建和装备购置工作。根据华东军区颁发的训练大纲：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各军兵种部队分别训练；1951年4月至5月，进行陆海空协同登陆进攻合练，然后三军协同解放台湾。[111]周恩来则继续催促苏联尽快交付早已答应的供货。5月23日周电告中国驻苏使馆：“我们预定新组成的一个驱逐团一个轰炸团，本月底集中南京开始整训，另一个驱逐团集中徐州，请通知苏方轰炸机经齐齐哈尔、哈尔滨、沈阳、徐州飞到南京”。又说：请催促苏方迅速将航校使用的教育用品和参考材料送来，这些东西，去年8月间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曾当面答应亚楼，今年2月间布尔加宁又曾当面答应我，但至今仍未送来，而航空学校急于使用。[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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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不仅莫斯科的援助迟迟不能到来，中共一直寄予期望的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或在台湾组织暴动的计划也彻底失败了。在台湾担负策反和组织暴动任务的是1946年4月成立的隶属华东局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5月13日，“国民政府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宣布，中共在台湾的秘密组织已全部瘫痪。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国防部”保密局 1949年9月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委主办的《光明报》及基隆市工委案，11月在高雄破获了中共台湾南部工委案，1950年1月开始侦破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至5月，省委书记蔡孝乾及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武装部长等人悉数被捕。蔡孝乾等人很快变节，宣告台湾省工委及全省党组织解散，并登报号召党员自首。至此，除省委机关被破坏外，基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的工委亦均被摧毁，各地支部及小组被破坏者达80余个。[113]这一情况犹如雪上加霜，攻占台湾只能依靠中共自身的军事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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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上旬，粟裕在北京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向中央汇报了攻台作战的基本设想。考虑到台湾战役的重要性，他建议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攻台作战。毛泽东出于对粟裕的信任，明确指示：攻台战役，仍由粟裕负责指挥。[114]随着国民党军队从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的撤退，台湾的防守兵力增强，解放军准备攻台的兵力也不断有所加强。从最初的8个军，增加到1949年底的12个军，至1950年5月，粟裕考虑第一梯队再增加第七兵团。6月23日，粟裕向毛泽东报告了攻台作战准备情况和作战方案，并提出：除酌量给海军补充一些必要的舰船外，请统筹建造大量渡海运输舰艇，并将华东、华南、华北（包括东北）现有船只，分别编为3个运输舰队，平时担任运输任务，战时用于渡海作战；为补助海军不足和发挥陆军威力，应加强海军航空队，为空降兵配备足够的运输机；造500门无坐力炮，以补助海军炮火之不足；请军委将全军战车及战防炮统一集中训练，以对付敌人坦克的反击；建议伞兵部队扩编到25万人。粟裕还提出，如能从其他野战军抽出4个军作为预备队，使攻台兵力达到16个军，则把握更大。鉴于“攻台作战关系太大”，粟裕再次请求军委直接主持或请刘伯承、林彪其中一人主持攻台战役。[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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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积极准备攻打台湾战役的同时，金日成也在加紧进攻南方的战役，而且在莫斯科的大力帮助下，其进展更快。[116]就在粟裕拿出台湾战役的作战方案后两天，朝鲜战争爆发了。战争就像一剂强心针，催动了白宫的全身细胞。布雷德利于6月26日向杜鲁门提出：“韩国、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和东南亚，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它们的地位“相互依赖”，美国“急需一个互相配合的全面的远东政策”。[117]于是，美国在决定直接干预朝鲜战争的同时，几天前设想的援助台湾计划也得到了实施。6月27日杜鲁门一纸宣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则借机进驻台湾海峡。[118]或许“中立台海”的表述说明，杜鲁门个人此时还没有下决心真正去“保卫”台湾。[119]不过在中共领导人看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出现了根本转变。[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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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举动彻底阻止了酝酿中的中共解放台湾的战役，尽管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仍认为中共具有攻占台湾的能力，并且可能提前采取行动。[121]7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并调粟裕出任司令员兼政委。[122]主帅调离，无疑说明台湾战役已退出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日程。7月中旬粟裕向攻台作战部队传达了中央指示，推迟进攻台湾。[123]7月18日，毛泽东批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关于将原驻南京的6个空军团调往东北部署的报告。[124]8月1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建制撤销。[125]8月26日周恩来在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宣布：“推迟解放台湾”。[126]此后，“解放台湾”就只是一句宣传口号了。[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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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共进攻台湾战役决策过程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共关于台湾战役的设想前后发生了三次变化。最初的想法比较简单，没有看到远距离跨海作战与陆地作战的区别，1949年夏天的计划是一年后攻占台湾，毛泽东甚至一度考虑在1949年冬季占领台湾；金门、登步岛作战的失利，令中共领导人对渡海作战有了新的认识，于是在1949年底决定分两步走，先解决沿海诸岛问题，同时为攻台做准备，进攻时间推迟到1950年9～10月；1950年3～4月确定的计划是，金门战役推迟到8月开始，而攻打台湾则延至1951年夏。至于攻占台湾的方式，除了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外，依照内战中的经验，中共在很大程度上还寄希望于在国民党军队内部进行策反工作，同时，也考虑利用空降兵在岛内发动起义。不过，最基本的问题还是如何加强自身的海空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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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攻台决策过程的考察还可以看出，影响和改变中共决策的主要有三个因素，即国民党军队的抵抗能力、苏联对中共进攻台湾的援助力度以及美国对援助蒋介石防守台湾的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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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胜败如何，最基本的问题当然是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台湾战役不同于内战中其他战役，其特点在于必须远距离跨海作战，所以海空军的力量如何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这方面，中共处于劣势。尽管到1950年6月中共已经在福建集结了50万兵力，但海空军的准备明显不足。别的不讲，仅运输部队和装备的船只，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卡。粟裕在1950年1月的报告中指出，按攻台作战50万人和装备总重13.54万吨计算，需要船只76万吨，即千吨以上船只575艘，第一梯队如以6万人计，另需登陆艇2000只。如此大量的船只在短期内是难以解决的。事实上，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时，攻台运输船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28]还有毛泽东曾寄予很大希望的空降兵部队，虽于1950年2月订购了降落伞300具，苏联又派来41名顾问，4月开始筹备，但直到9月17日才正式成立。[129]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粟裕在6月23日曾提出：“攻台作战如无绝对把握，不仅不应轻易发起，而且宁愿再推迟一些时间。”[130]显然，如果没有苏联的大力援助，中共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不可能取得海空军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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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态度十分明确，苏联不会直接协助中共攻占台湾，但可以在加强海空军实力方面提供援助。这种援助在1949年下半年的力度很大，如果确实按照双方商定的计划执行，中共军队在1950年的海空军实力将得到大大加强。但是，1950年初中苏条约谈判的结果影响了斯大林对中共的援助进度。一方面是毛泽东坚持收回苏联在东北的特权，引起斯大林对中共的不满和疑虑，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持战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斯大林决定同意北朝鲜先采取军事行动，其结果是莫斯科大大减缓和压缩了对中共的军事援助。所以，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虽然在战略上对中国的安全和中共政权的巩固起到了保障作用，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阻碍了中共攻打台湾战役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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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苏同盟条约更大的影响是使美国改变了对华政策。如果美国继续坚持1949年底形成的放弃台湾的政策，中共在苏联的帮助下还是有可能迅速提高军事实力，完成攻占台湾计划的。白宫内部关于对台政策的争论表明，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是否会与苏联结盟而成为莫斯科的附庸，中苏同盟的建立使美国人抛弃了一切幻想，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即支持蒋介石，保护台湾不被中共的攻占。朝鲜战争的爆发不过是为白宫宣布其已经确定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直接出面干预中国内战提供了机会和借口。如此，朝鲜战争便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金日成没有发动对南朝鲜的进攻，只要中共打响台湾战役，美国同样会宣布其新政策，而绝不会坐视中共的军队踏上台湾岛。所以，真正阻止中共占领台湾的不是第七舰队，而是中苏同盟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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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共攻占金门的战役还是很可能成功的。其一，蒋幕僚中主张放弃金门、固守台湾者大有人在；国民党金门区专门研究小组认为金门“兵力益形单薄”，“防戍任务难巨”，而中共如集中进金，在海军方面“即有压倒之优势”，空军方面则因地利“已占先制”；金门士气不振，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守军主将胡琏多有怨言，无心恋战，认为“十八军已成离群孤雁，精神远不如前”。[131]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甚至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仍一度坚持主张放弃金门，撤守台湾。[132]其二，粟裕认真吸取教训，精心制订作战计划，他所担心的是金门守军如海南、舟山一样突然撤离，遂命令部队“如发现敌确有撤退行动，则应适时发起攻击，以期截歼敌人一部或大部”；“如敌人尚无撤退意图”，则不应轻易发起攻击，“争取在我有计划的攻击下，歼灭敌人于金门”。其作战方案仍以陆军（4个军）独立进攻金门，组织机帆船、火力船护航，争取于年底完成作战任务。其三，金门的行政区划属福建省而非台湾省，美国欲用兵干预缺乏法理基础，出师无名，且在军事上亦不占优势。故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只提到台湾，而没有涉及沿海岛屿；美国第七舰队预定的作战计划，也不包括金门等沿海岛屿在内。[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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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共要通过武力攻占台湾却绝无可能。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海空优势，中共若不与苏联结盟，则在短期内无力攻台，若为得到苏联援助而与莫斯科结盟，则必然引起美国的政策转变，而使蒋介石得到来自华盛顿的更大援助。由此看来，在中苏关系、苏美关系、美台关系相互交错和影响的冷战格局中，武力攻占台湾对中共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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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毛泽东被迫接受朝鲜战争的既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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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下半年，毛泽东要攻占台湾，金日成要解放朝鲜南方，双方在各自寻求政权统一的过程中都寄希望于莫斯科的支持。朝鲜战争的爆发，说明斯大林站在了平壤一边。过去，在冷战史研究的传统派学者中有一种“共谋论”的说法，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中国和朝鲜共同策划的。[134]后来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135]近年来解密的档案文献表明，这种观点是缺乏根据的。事实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最初都反对金日成急于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主张，后来斯大林改变了主意，为金日成开放绿灯，迫使毛泽东放弃自己的方针，接受既成事实。在这个问题上，中、苏、朝三国的关系十分微妙，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做法虽然不满，但又不得不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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