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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自开战以来，斯大林就一直避免把苏联扯进战争。[201]进入10月，战场的情况就更加危急了。10月2日晨斯大林得到报告：南朝鲜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202]这就是说，朝鲜北部即将成为战区。斯大林由此变得更加谨慎了，他不愿显示任何苏联将与美国直接和公开对抗的迹象。莫斯科对美机空袭苏联边境机场的反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0月8日，两架美国战斗机侵入苏联滨海地区领空做低空飞行，并对距边境100公里的一个军用机场进行机枪扫射，造成7架飞机被毁。对此，苏联不仅没有任何军事方面的反应，甚至在外交抗议被退回时，竟然默不作声。[203]可以想见，当北朝鲜正在变为前线的关键时刻，周恩来跑来要求苏联明确表态出动空军入朝作战，斯大林自然要采取推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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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斯大林对于中国出兵作战的决心及取得胜利的前景持怀疑态度。在美国参战后，斯大林希望中国做好出兵的准备，并表示愿意出动空军给以协助，但并不急于要中国出兵；在战局陷入危急后，斯大林极力鼓动中国出兵，以便稳定朝鲜战局，但是当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而中国在出兵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时，斯大林又失去了信心。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气了，说算了吧！”[204]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晚两个月出动，就是要看先行的中国军队是否能在朝鲜站住脚，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给莫斯科留下回旋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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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斯大林还寄希望于通过秘密外交渠道和平解决问题。在三八线将被突破的危急时候，9月27日正在纽约的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电告，一位亲苏的美国企业家兰开斯特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表示，他可以安排与美国国务卿的助手或驻联合国大使会晤，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当天便召集会议并做出决议，同意与美方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205]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苏联又采取一个行动。10月4日，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位苏联工作人员邀请挪威驻联合国代表共进午餐，希望他作为中间人向美国政府传话：如果麦克阿瑟同意在三八线止步，苏联将劝说北朝鲜人放下武器，并允许联合国委员会进入北朝鲜主持大选。[206]显然，如果这些秘密外交取得成果，即使中国出兵不利或不出兵，危机也会过去，而苏联就没有必要再冒险与美国开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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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0月12日15时30分，罗申拜会毛泽东，并向他转交了斯大林和周恩来的联名电报。毛泽东当即请罗申转告斯大林：“同意你们的决定。”22时12分罗申又收到毛泽东要求转发给斯大林的第二封电报：“我同意10月11日电报的意见。我方军队还没有出发，我已命令中国军队停止执行进入朝鲜的计划。关于朝鲜同志应根据形势重新部署兵力并执行新的计划一事，我已委托高岗向朝鲜同志进行解释。”[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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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未等高岗做出解释，斯大林在接到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后就立即向金日成通报了会谈的结果，并开始安排撤退和疏散，而做出如此令朝鲜人沮丧的决定的责任，自然推到了中国身上。斯大林在电报中说：“昨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代表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林彪就派中国军队援助朝鲜问题召开了会议。从周恩来的报告中得知，原计划赴朝支援的中国军队尚未做好出兵准备，没有坦克，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门大炮，对陆军的空中掩护大概至少要两个月之后才能提供，还需配备坦克和大炮，培训坦克兵和炮手也至少需要六个月时间。鉴于周恩来通报的情况，会议一致认为，中国只有在六个月后才可能出兵援助。因为这样的援助已为时太晚，那时美国军队可能已占领北朝鲜，所以会议得出结论：中国军队在装备差和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目前不可能在朝鲜取得胜利，相反，会陷入危险境地。”电报最后说：“还要向您通报的是：毛泽东同志同意并赞成这次会议形成的意见。”[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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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后，金日成感到十分意外和沮丧，但又不得不表示遵照执行。莫斯科得到报告说，平壤的政府机关和外交使团从10月8日就已经开始撤离，但组织混乱，情绪低落，并对苏联未能及时给予帮助颇有怨言。[209]就在这时，北京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再次讨论出兵的问题。讨论的结果是，中国再次决定派兵入朝作战。[210]得知这一情况，罗申立即向斯大林报告：“10月13日21时毛泽东把我叫去宣布了下列事项：中共中央再次讨论了菲利波夫同志的最近一封电报和我的决定。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我们应当帮助朝鲜人。鉴于上述原因，毛泽东同志马上把周恩来拦在了莫斯科，给他下达了同您讨论朝鲜问题的新指示。”[211]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称中共中央再次讨论了“我的决定”，然后认为“应当帮助朝鲜人”。这说明，本来力主出兵的主要就是毛泽东本人，而在苏联已经表明不能及时出动空军的情况下，又是毛泽东个人做出了不惜与美国人孤军作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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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罗申的报告后，斯大林紧急电告金日成：“鉴于中国同志做出了这个新的决定，请把昨日发给您的电报中提出的在北朝鲜进行疏散以及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时间先往后拖一拖。”[212]14日凌晨收到罗申关于中国出兵的补充报告后，斯大林再次告诉金日成：“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213]不过，罗申的补充报告特别指出了毛泽东对苏联援助的要求：“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能够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能够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还希望能以贷款的方式得到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毛泽东要求周恩来与斯大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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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0月13日22时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把中国再次决定出兵的安排和要求讲得十分清楚：第一，中国军队入朝后只与南朝鲜军作战，建立根据地，以振奋士气，待苏联志愿空军和武器装备到达后，再打击美军；第二，争取用租借办法解决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问题；第三，务必要求苏联在两个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14日3时，毛泽东再次发电叮嘱周恩来：主要问题在于两个月内苏联是否确实能派出前线的志愿空军及后方各大城市的掩护空军；武器装备是否可以用租借办法解决。14日21时，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已决定10月19日出动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共26万人入朝，并要他立即通知斯大林。鉴于平壤告急，10月15日凌晨毛泽东又决定志愿军提前出动，即17日和18日分别出动一个军，10天左右全军渡江完毕。[215]毛泽东最后的决心已下定，并一再指出，这里的核心问题仍然是苏联按时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军队作战。中国人的立场和要求迫使斯大林不得不明确表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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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回到莫斯科的周恩来及时转达了毛泽东的要求，莫洛托夫大概是没有弄清斯大林的实际意图，便笼统地答应苏联可以先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歼击机掩护中国军队。当周恩来在14日信函中进一步提出“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苏联志愿空军与中国军队的“指挥关系应如何解决”等问题时，斯大林却明确表示，苏联空军即使出动也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216]中国陆军入朝作战，而负责掩护的苏联空军却不会越过鸭绿江，这不啻向中国领导人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毛泽东17日急电彭德怀、高岗进京议事，并将出兵日期推迟。经过18日会议的讨论，中国决定，仍于19日秘密出兵朝鲜。[217]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就算打不过美国也要打，他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们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218]当然，毛泽东做事也是留有余地的，他及时通知各中央局负责人，志愿军出动后“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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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做出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美国出兵，特别是三八线受到威胁以后，保卫朝鲜和社会主义东方战线的责任，无疑主要落在了中国人身上。既然中共承担着指导亚洲革命的重担，就必须负起这个责任。[220]况且，毛泽东非常清楚，他在国共和谈及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上，已经两次顶撞斯大林，如果再次违背莫斯科的意愿，拒绝赴朝作战，则必将彻底失去斯大林的信任。[221]那么，刚刚缔结同盟的中苏关系势必受到影响，新中国所指望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也不会如期到来。先前已经与美国决裂，现在又要得罪苏联，其结果自然会不利于中共政权的稳固。[222]毛泽东的考虑是有道理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单独出兵与美国作战以后，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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