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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斯大林没有像以前那样犹豫不决，他立即电复毛泽东：“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一百五十一和第三百二十四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便掩护中国和朝鲜的后方。如果朝鲜人已有一条钢板飞机跑道，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钢板跑道。”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供应高射炮炮弹”。3月15日，斯大林又要扎哈罗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在前一封电报中，我们采纳了您关于将别洛夫的空军基地转移到朝鲜你们部队的后方去的建议”，此外，“由于即将到来的重大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毛泽东对此“深表感谢”。[241]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斯大林对于使用苏联空军问题的考虑，确实比中国出兵前有了很大改观。显然，如果不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军队有了信心和信任感，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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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屡遭美国轰炸机的破坏，苏联空军部队未能进驻朝鲜。[242]但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的建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加入了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从而使第六十四航空军在机场或空中进行作战值班的歼击机数量从2～3个航空团增加到4～5个航空团。[243]1951年8月开城停战谈判中断后，美国又恢复了大规模轰炸。从8月18日开始对北朝鲜的交通枢纽实施密集空袭。8月上半月，美军飞行强度平均每日174架次，到下半月达到248架次。[244]经过充分的准备，苏联空军从9月1日开始反击。在9月19日的空战中，米格飞机打下了3架“佩刀式”飞机和3架歼击轰炸机。在10月23日的战斗中，8架B-29飞机虽有34架F-86、55架F-84的严密掩护，但仍被击落3架。10月24日当34架美国飞机轰炸顺川大桥时，40架米格机起飞迎战，美国又损失了1架F-84和一架B-29。10月30日，56架处于战备状态下的米格-15中的44架迎战由21架B-29轰炸机和200架护航歼击机组成的美国机群，敌人损失惨重，被击落12架B-29和4架F-84。苏联空军的英勇战斗，使美国飞机无法对这一区域选定的目标实施有效的轰炸，而只能集中力量轰炸平壤地区的目标。最后，美国远东空军被迫下令禁止B-29战略轰炸机在白天飞入朝鲜西北部地区。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245]总的说来，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成效，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虽说由于受飞行距离限制，未能阻止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第六十四航空军已经占有明显的空中优势，“米格-15歼击机已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246]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令美国飞行员闻风丧胆的“米格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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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朝鲜战争期间身着志愿军服装的苏军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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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空军在朝鲜的作战也受到来自莫斯科的种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战技术的发挥方面都给苏联飞行员造成了障碍。在所下达的命令中，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苏联飞机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标志：有的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的军服，并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因此，严格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以及在黄海上空作战，严格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元山一线往南追踪敌机，即不得飞越北纬39度线，虽然1951年前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247]按照别洛夫的说法，这是“我们的战斗指导原则，必须严格遵守”，这种限制性规定导致米格飞机不能充分发挥其良好性能。[248]斯大林给在华苏联军事总顾问的指示更明白：“绝对必要”的是，“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249]由于受飞行技术的限制，中朝联合空军很少在前线作战，他们只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才能配合步兵作战，而“在恶劣天气下，无法实施战斗行动”。[250]到1951年12月，中央军委根据实际情况，对志愿军空军的任务也不再强调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而改变为夺取并保持清川江以北地区的局部制空权，有重点地保卫重要交通运输线、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间接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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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所顾虑的，当然是担心苏联空军参战的事实暴露以后，激化美苏之间的矛盾。斯大林不愿意留下任何痕迹，让人觉得苏联人参与了朝鲜战争。以至于当1951年2月《东北日报》报道了苏联教官在中国军校、航校教课的消息后，中共东北局宣传部专门发出通知：“这是不许宣传的。今后对我军事学校中的苏联专家一律不得宣传。”[252]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与莫斯科一样，也有同样的顾虑。因此，美国人需要与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当局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在决策机构关于是否应公布俄国人参战的消息的辩论中，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起草的建议保密的文件对此做出了结论。尼采对后来的访问者说：“如果我们公布真相，公众将要求我们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扩大战争，卷入与苏联更加严重的冲突。”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253]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沉寂了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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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通过换防，先后派出10个航空师和4个高炮师参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最多时（1952年）达到26000人。航空师共实施战斗起飞64300架次，飞机滞空时间长达49449小时，空战1872次，击毁敌机1106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0人、飞机335架。高炮师击毁敌机153架，自身阵亡68人，损失高炮6门、探照灯1台。此外，中朝联合空军投入作战的有10个航空师（中国7个、朝鲜3个），共实施战斗起飞22300架次，空战366次，击毁敌机271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6人、飞机231架。[254]由此可见，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的空战中发挥了主要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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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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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斯大林在战略策略上对毛泽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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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同盟建立不久便发生了战争，因此，在军事方面最早地反映出这一同盟的存在和作用。朝鲜战争期间，在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方面，中苏都能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在中国与朝鲜发生分歧和矛盾的情况下，斯大林几乎没有例外地支持了毛泽东的立场。这主要应归结于斯大林与毛泽东在估计战争形势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等方面都有基本一致的认识，尽管他们可能出于不同的考虑，而且这些共同看法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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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这也是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境内首先遇到的问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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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情况紧急，在中国出兵前，中朝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不便直接提出由他来指挥中国军队。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255]但彭德怀有自己的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256]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很令彭德怀对朝鲜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257]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组建的兵团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此时还不宜提出。[258]所以，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彭处保持联络。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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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260]此外，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261]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有关问题。但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262]在此期间，彭德怀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六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一百二十五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第七师5000余人又与一百二十五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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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这样做，一则是不了解莫斯科的立场，二则可能是误解了中国人的某些说法。为了避免刺激美国，中国政府对于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强调其非官方的性质，所以在公开谈到部队指挥权问题时特别谨慎。10月25日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开战的消息传出以后，金日成希望中国同意公布志愿军参战的事实，以鼓舞士气。毛泽东11月7日批示，金日成在演说中可以提到“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人民军统一指挥之下配合人民军反抗侵略者”，但不宜多说。周恩来在答复中强调，不是“中国志愿军”，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12日，周在电报中再次强调，金日成演讲的措辞一定要改为：“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人民军总部指挥之下的参加作战”。[264]金日成大概不知道，这些说法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265]实际上，中国从未考虑过把军队交给朝鲜指挥。毛泽东特别嘱咐柴成文向金日成提出建议，要金10日左右与彭德怀、高岗直接见面，商谈中朝两军作战和供应事宜。[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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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高岗也解释说，朝鲜半岛地域狭窄，战役上没有统一指挥不行。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并批评人民军以最好的苏联装备打了败仗，而赞扬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消灭了大量敌军，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闭口不谈。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了自己设想的方案，即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仍然不置可否，而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只好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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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重大，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表态，他在11月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转述了彭的建议，并说：“我们同意这个提议，现特电告，请求您的指示。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毛泽东特别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地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地配合，并能依照您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能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268]16日斯大林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已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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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金日成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12月3日的会谈确定，成立中朝联合司令部（联司），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以后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联合司令部成立以后，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联司下分为两个机构：志愿军司令部和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联司的建立对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铁道运输、修理亦划归联司指挥。会谈后，周恩来起草了《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270]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于在中国受训的部队回国，朝鲜人民军共有7个作战军团。其中4个军团在联合司令部领导下行动，3个军团直接隶属朝鲜人民军总司令。[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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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愿军是否越过三八线继续作战的问题上，中苏也进行了充分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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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中国军队已把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时，国际舆论要求停战的呼声更高了。但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是，“美国想骗取停战，好稳住阵线，调整兵力，以便再行进攻”。12月3日，周恩来通知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伍修权和乔冠华，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在联合国的发言“应采取攻势”，不要拒绝停战谈判的建议，但应强调“美军从朝鲜撤退，朝战自停”。[272]与此同时，中国也征求了苏联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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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中国大使王稼祥拜会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探询苏联方面对于在目前条件下美国人是否会就朝鲜问题同中国和苏联举行谈判的看法，葛罗米柯回答，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接着，王稼祥问起：“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回答：“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273]尽管葛罗米柯事先声明这只是个人看法，但了解苏联外交决策程序的人不难想到，这一定是斯大林的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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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出席安理会会议的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告诉国内，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印度、英国、瑞典代表不止一次地探询中国的停战条件，并希望尽快得到答复。“为了掌握主动，并表现出积极性”，周恩来草拟了中方的条件，并打算发给伍修权，但毛泽东把电报拦下，要求先发电询问莫斯科的看法。12月7日凌晨3时，周恩来紧急召见罗申，讲明了上述情况，并以书面方式递交了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周恩来表示，“在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国政府希望当天就得到答复。[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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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当天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五项条件，同时强调“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但另一方面，斯大林又建议中国暂时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要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275]为了与中国协调行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决议，通知在联合国的苏联代表维辛斯基，苏联代表团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应再加上两条：一切外国军队立即撤离朝鲜；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276]所加内容，实际上就是中国五项条件中的第一条和第三条。斯大林的用心可谓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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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苏联电报后，12月8日，周恩来即给中国在联合国的特别代表伍修权及顾问乔冠华发去电报，指示：“你们仍应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不给他们以侦察机会。不向他们过早摊牌”。电报指示的对英印等国的答复内容与斯大林的建议完全相同：中国愿意尽早结束战争；英印等国未受联合国和美国委托谈判停战条件；中国愿意知道联合国和美国对于停战的意见。[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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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政治上，中苏的立场完全一致，即不急于进行停战谈判。但是在军事上，志愿军总部却感到已无力南进。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认为，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急需休整补充。后勤供应没有保证，大部分部队还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因此，彭德怀在12月8日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故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第二年春天再战。[278]周恩来看到电报后，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如能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就越过三八线，相机取得汉城；否则，即使能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亦不宜做。“故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时歼灭敌主力”。[279]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也认为部队急需休整补充，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