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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回到莫斯科的周恩来及时转达了毛泽东的要求，莫洛托夫大概是没有弄清斯大林的实际意图，便笼统地答应苏联可以先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歼击机掩护中国军队。当周恩来在14日信函中进一步提出“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苏联志愿空军与中国军队的“指挥关系应如何解决”等问题时，斯大林却明确表示，苏联空军即使出动也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216]中国陆军入朝作战，而负责掩护的苏联空军却不会越过鸭绿江，这不啻向中国领导人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毛泽东17日急电彭德怀、高岗进京议事，并将出兵日期推迟。经过18日会议的讨论，中国决定，仍于19日秘密出兵朝鲜。[217]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就算打不过美国也要打，他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们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218]当然，毛泽东做事也是留有余地的，他及时通知各中央局负责人，志愿军出动后“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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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做出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美国出兵，特别是三八线受到威胁以后，保卫朝鲜和社会主义东方战线的责任，无疑主要落在了中国人身上。既然中共承担着指导亚洲革命的重担，就必须负起这个责任。[220]况且，毛泽东非常清楚，他在国共和谈及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上，已经两次顶撞斯大林，如果再次违背莫斯科的意愿，拒绝赴朝作战，则必将彻底失去斯大林的信任。[221]那么，刚刚缔结同盟的中苏关系势必受到影响，新中国所指望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也不会如期到来。先前已经与美国决裂，现在又要得罪苏联，其结果自然会不利于中共政权的稳固。[222]毛泽东的考虑是有道理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单独出兵与美国作战以后，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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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四 苏联空军出动和“米格走廊”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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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斯大林早已做好了两手准备。就在中国决心孤军奋战的时候，苏联空军也在紧张地整编和集结。按照军事部的命令，自10月14日起苏联空军相继组建了第一四四、第十七、第三二八和第二十歼击航空师，准备前往中国。10月19日，即中国出兵的当天，华西列夫斯基报告了将派往中国的空军和坦克兵的准备情况和具体时间：11月3日前，已经部署在东北的第一百五十一歼击航空师将扩编为两个师；11月28日前，新组建的4个歼击航空师完成在沈阳集结并于12月15日前进入战备状态；11月30日前，从各军区调集的10个坦克团到达沈阳；12月1日前，新组建的3个强击航空团在沈阳完成集结。苏军总参谋部负责此次组建和集结任务。10月24日，即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次战役打响的前一天，各空军师和坦克团的组建工作结束，并陆续开始按计划发运中国。[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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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做了充分准备，但苏联空军部队并没有接到作战命令。驻华军事顾问科拉特科夫后来接受采访时的说法是可信的：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一直拖延给空军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就是要等到中国军队真正开始战斗。[225]直到10月25日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的遭遇战开始后，斯大林才相信，中国共产党不是民族主义者，不是“亲美分子”。[226]于是，10月29日，苏联驻华顾问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还答应10天后将基地从沈阳移至安东。[227]11月1日，苏联空军首次在鸭绿江上空投入战斗。这一天，别洛夫航空师的米格-15飞机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各起飞8个架次，在安东—新义州上空击落了2架美国F-82飞机，高射炮还打下2架，而苏方没有任何损失。[228]在11月1～12日的几次战斗中，共击落美国飞机21架，其中包括2架B-29战略轰炸机。[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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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向斯大林详细报告了志愿军各部队不断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以及第二梯队（第九兵团）3个军将陆续调往东北的消息，11月6日的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联合国军损失惨重而志愿军顺利进展的情况。[230]这更增加了斯大林的信心，他于15日通知中国，苏联准备向别洛夫师增派120架米格-15歼击机，并由此成立军一级的指挥机构（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还提出在安东附近再增建一个机场。20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向中国境内派遣第二批空军部队。[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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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计划安排，除已在中国的第一五一歼击师和在鞍山新组建的第十九歼击师外，从1950年11月到1952年4月，苏联将再向中国派遣11个歼击机师（第十七、二十、二十八、五十、六十五、一四四、二九七、三〇三、三〇九、三二四、三二八师）、两个强击机师（第一八六、六四六师）、两个轰炸机师（第十二、一六二师），分别部署在东北及北京、上海、青岛、广州等中心城市周围。加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指挥机关在内，这支空军部队共有军官4340人（其中将军5人），军士6531人，士兵5944人，总计将达到16815人。此外，苏联还计划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也大量增加，据苏军总参谋部二局12月初的报告，前往中国执行任务的军事顾问398人（其中17位将军）、军事教官979人（含军士391人）。根据这个安排，苏联第二批来华空军部队将拥有936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921架。为了组建中国空军，苏联将按协议向中国提交717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220架）。另外，第二十八歼击机师在完成对中国飞行员的培训后，将把该师的62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移交给中国空军。[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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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9日，第六十四歼击机航空军的报告全面反映了苏联空军最初两个月投入战斗的情况。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有1950年8月11日进驻沈阳、鞍山和辽阳机场的第一百五十一师，11月1日进驻辽阳机场的第二十八师，11月20日从上海移师鞍山的第五十师，[233]共6个歼击机团，每团各有30架米格-15飞机。11月27日，这3个师合并为第六十四歼击机航空军。为了接近战斗地区，12月3日和25日，第五十师的两个团分别调入安东机场。从9月3日起，各部队开始实行每日战斗值勤。苏联空军最初的任务只是防止美国空军对中国境内目标的空袭和侦察，特别是保护鸭绿江大桥和安东电站的安全，因此规定，所有歼击机不得越过鸭绿江。考虑到这条禁令对实际作战十分不利，且难以执行，部队于11月6日接到新命令，作战时可以进入朝鲜领空。12月3日，以安东为基地的第五十师进一步领受了新的任务：“保护北朝鲜中国志愿军的后方”，特别是从鸭绿江到清川江的交通线。此外，这些部队以及后续各师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组建和培训中国空军。在苏军的帮助下，中国空军第一支歼击机部队（第四师）于12月12日完成组建，并立即在苏联飞行员的带领下投入了实战训练。在两个月的战斗中，苏联空军3个师共出动飞机1079架次，击落敌机68架，其中B-29战略轰炸机12架，苏方仅损失飞机9架，牺牲飞行员7人。自苏联飞机腾空以后的整个作战时期，敌机再无一架接近中国境内被保护的目标及安东渡口和电站。不过，由于当时在中朝边境只有一个机场，苏联驻军兵力有限，以及雷达和通讯设备缺少等原因，朝鲜境内志愿军后方交通线未能得到有效保护。[234]显然，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远远无法保证中国军队物资和兵源的补给。为了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经与苏联政府商定，自1951年1月10日起，由苏联空军出动两个师，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以保证后勤供应。苏联空军在安东地区的作战，“极大地提高了歼击机的作战机动性，并迫使敌空军减少了在安州以北地区的活动”。再加上1951年春天中国空军投入战斗，朝鲜后方及志愿军的补给线得到了进一步保障。[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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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战局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苏联空军的作战半径继续向南扩展。在第三次战役时，中朝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而苏联空军由于其基地在中国境内，受到飞行距离的限制，无法进一步南下，致使中朝联军在江界、安州一线以南地区的物资运输和部队调动，完全处于敌方空军的威胁之下。1951年初，在中朝联军刚刚开始补充休整时，联合国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为配合地面行动，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制定了轰炸中朝军队后方战略目标的方案。北朝鲜被划分为11个区、172个目标，其中包括45座铁路桥和12座公路桥、13个隧道、39个铁路枢纽和63个物资供应站。安东—新义州被认为是最重要的“A”区，平均每天有12～24架次B-29飞机轰炸这些目标。[236]到1951年4月，据苏联军方统计，美国空军完成飞行1416架次（轰炸机420架次，歼击机996架次），5月完成3500架次穿越飞行，其中轰炸机300架次（白天230架次，夜间70架次），歼击机，主要是喷气式歼击机，达3200架次。美国空军的主要攻击方向是安州地区的渡口，平壤地区建设中的机场，安州、平壤等地的公路、铁路，以及平壤以南地区的各个目标。轰炸机为В-29和В-26，主要以小型机群和单机行动，飞行高度3000～4000米。[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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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延长了几百公里的中朝联军后方供给线受到严重破坏，“兵员、弹药、粮食全无补充”，志愿军战士甚至“赤脚在雪里行军”。[238]为了解决遭受敌机严重破坏的后方运输问题，1951年2月24日，聂荣臻和彭德怀向扎哈罗夫提出，要苏联出动两个空军师，转场至朝鲜境内，掩护三八线以北的交通线。遭扎哈罗夫拒绝后，彭德怀非常不满，于26日和28日两次与周恩来一同找毛泽东商议，坚持应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一要求。[239]毛泽东于3月1日致电斯大林指出：“目前朝鲜作战的困难，仍为敌人火力强，我方运输力弱，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物资被炸毁，敌军将逐步获得补充，有六七万人将于6月底到朝鲜，而我方则无空军掩护。”中国可以派出10个航空兵团入朝，但在朝鲜境内找不到一个可用的机场。主要的问题是，“若无可靠的空军掩护”，无法进行机场的修复工程。毛泽东深知，此前苏联空军只在中朝边境作战，进入朝鲜纵深地区，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个难题。因此，他谨慎地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最好由苏联航空兵担负起对平壤—元山及该线以北的机场的掩护任务，同时最好是将苏联航空兵从现在所驻扎的机场转到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如不采取上述措施，则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无法加以修复，中国航空兵不可能在朝鲜作战，坦克和火炮的转移将遇到严重困难。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视整个国际形势而定。因此，我们尚不知可否如此行动”。[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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