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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根据1950年2月14日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旅顺港的海军基地应于1952年底完全交给中国所有。1952年9月，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远东形成的紧张局势（朝鲜战争），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将共同利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时间延长至中国与日本及苏联与日本缔结和约时为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2年9月15～20日致苏联政府的照会）双方交换照会并就此问题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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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司认为，在当前已经改变的形势下，苏联军队继续留在中国领土上，留在旅顺口地区，对我们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在苏联军事和技术援助下，中国人利用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保证海军基地的健全和运转的。至于在非常局势下苏联使用旅顺港基地的问题，可以与中国政府就此问题缔结单独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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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苏联大使馆出面将北京展览会的全部展品作为礼品送给中国政府的问题。应该在苏联政府代表团逗留北京期间宣布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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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在北京签署苏联和中国之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问题。该协定的草案已由苏联部长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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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中国政府谈判，并在北京签署向中国出售现有苏中合股公司（苏中石油公司、苏中金属公司、苏中造船公司、苏中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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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同意，远东司将起草相应的提案报上级机关批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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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司起草这一文件的背景如何，不得而知，但很可能是秉承了赫鲁晓夫的旨意。[23]不过，这一文件在外交部内就遇到了阻力。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当天在文件上批示：“葛罗米柯、佐林同志，我认为第一条很值得怀疑。你们的意见如何？”8月7日，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批示的意见是：“我认为第一条不能接受。其余建议还可以考虑。”10日，副部长佐林表示：“同意葛罗米柯的意见。”[24]于是，9月9日远东司再次向外交部提交的建议，没有提到旅顺基地的问题。但即使如此，这个方案在外交部也没有通过。在9月15日葛罗米柯以外交部的名义向苏共中央提交的关于参加中国五周年国庆事宜的请示报告及所附决议草案中，将远东司最初建议的其他几项内容也删除了，只剩下科技合作一项，代表团的规格也没有提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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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对于这样的结果十分不满。根据科瓦利的回忆，苏共中央否决了外交部9月15日提交的决议草案。赫鲁晓夫委托其支持者米高扬全面负责代表团的准备工作。经济援助方案的制定由科瓦利主持，外交方面的事务由外交部部务委员费德林负责。9月2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确定了新方案，代表团团长改为由赫鲁晓夫本人担任，归还旅顺基地和出售股份公司股份的内容也再次包括进去。赫鲁晓夫甚至甩开了外交部，有关协定的最终方案和其他文件的修改和整理，全部交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人员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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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晚上，米高扬在确定为北京谈判准备的全部协定草案和其他文件草案已经吸纳了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所有意见后，用电话向赫鲁晓夫报告说：“我认真地、从头到尾地阅读了准备在中国讨论的全部文件。这些文件反映了中央主席团昨天会议上的所有意见，文件已经全部印完。”米高扬建议不再召集主席团会议进行表决，而由赫鲁晓夫和他本人带头在文件上签字，然后派科瓦利连夜送主席团各成员传阅签字。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后，米高扬便确定了表决顺序。米高扬告诉科瓦利，最后到伏罗希洛夫那里去，因他住在郊外别墅，且年事已高，很少出来活动，估计不会有什么意见。传阅和表决一直很顺利，所有主席团成员都签名同意，他们指出：“文件对发展和加强苏中友谊和合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令人意外的是，恰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那里出了问题。午夜12时以后，科瓦利最后来到伏罗希洛夫的别墅，伏罗希洛夫正穿着睡衣在前厅等待。他把文件拿去看了约一个小时，随后说：“向米高扬报告，我反对。”此时，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还在克里姆林宫等待消息。他们对伏罗希洛夫的表态十分惊讶，立即决定第二天上午再次召集主席团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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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上午11时，全体中央主席团成员都出席了会议。科瓦利简短地报告了表决的情况以后，赫鲁晓夫首先发言，要求伏罗希洛夫谈谈反对的理由。伏罗希洛夫说：“目前随处可见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殊死战争而造成的可怕后果，我国人民无力承担在中国的这样一番大事业。需要设计和供应如此复杂的设备，谈何容易！这需要我们成千上万的专家去工作。此外，就在不久前我们还解释说，我们宣布对法西斯德国的盟国日本作战，目的就是收复旅顺口和俄日战争期间沙俄丧失的领地，而现在我们又要把它们交出去。或许，应该就这件事问问大家的想法，即使不问，至少也得让人们对此有所准备。”伏罗希洛夫发言后，赫鲁晓夫感到在这种原则问题上不能退让，便开始以强硬的口气述说自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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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强调，现在所说的原沙俄领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只是根据租赁协定，也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由双方共同使用。如果不是建立在经济互利、相互需要和彼此承担义务的坚实基础上，那么两国之间的任何友好条约都不可能是长久的。“这是一个重要时期，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庆祝自己建国五周年之际请求我们帮助他们改变其几百年的落后状态，而我们不能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即将来临的五年采取最重要的措施，那么，我们就将失去同中国建立和巩固友谊的历史机遇”。赫鲁晓夫还表示，没有这些实际内容，苏联派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去北京参加庆典，同毛泽东的会谈，将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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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鲁晓夫的带动下，其他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也发表了大致相同的意见。最后，伏罗希洛夫勉强在文件上签了字，会议就此结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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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庆典，苏联派遣了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华，率领代表团的不是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而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也许是为了说明赫鲁晓夫在这一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27]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作为给中国准备的厚礼，经赫鲁晓夫多方奔走，四处游说，促成的援华新项目包括：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新建15个工业企业；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将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转让给中国；帮助中国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及组织中蒙、中苏铁路联运；苏军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退并无偿地将基地归还给中国；等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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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苏联退出股份公司和归还旅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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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增加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外，赫鲁晓夫送给中国的厚礼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出售苏联在四个合营股份公司中的股份和归还旅顺海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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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苏股份公司的由来，前文已有交代。后来毛泽东屡屡提起这个问题，以表达对斯大林的不满，又在1958年讨论“共同舰队”问题时对赫鲁晓夫重提旧事，大发脾气。看起来，似乎所谓股份公司对中国没起什么好作用。其实，这几个股份公司的建立对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苏联把它们完全退还中国也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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