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96140
1702896141
中苏金属公司的业务是在中国新疆地区普查、勘探、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协议规定公司股份资本2800万卢布，双方股份额均等。后来双方协商将公司股份资本增加到1亿卢布，每方资本5000万卢布。公司职工共8924人，其中苏方400人。公司经营正常，产量逐年增长（见表5-1）。
1702896142
1702896143
表5-1 中苏金属公司主要产品产量
1702896144
1702896145
1702896146
1702896147
1702896148
由于建设初期地质勘探和其他公用设施投入较大（占三年总支出的52.3%），且冲销成本数额增加，1953年又开始缴纳营业税（184.2万卢布），以及矿石中金属含量下降等因素，经营成本较高，特别是自1953年9月1日起人民币对卢布比价提高了26%，而苏联购买的公司产品是以卢布支付的，从而相应地降低了以人民币计算的产品出厂价格，导致1953年公司亏损686.8万卢布。此外，苏方的亏损还要额外加上支付苏方工作人员生活补贴费用719万卢布。不过，除去汇率变动的因素，这种亏损应该说是正常的。所以，苏联使馆的结论是：金属公司目前已经具有可靠的原料基地，并且继续发展生产的前景美好。[29]
1702896149
1702896150
中苏石油公司的业务是在新疆勘探、开采原油，并提炼各种工业用油。公司协定总资本4600万卢布，后经换文增加到2亿卢布。公司职工5603人，其中苏方人员357人。在苏联帮助下，中国石油工业从无到有，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发展起来。最初只有独山子一地，仅有职工100多人，两口油井日产原油2～3吨，炼油厂每日处理原油7吨左右。到1952年中，采油点已扩展到南疆和北疆十几个地区，共有油井10口，日产原油200吨，炼油能力也提高到日处理250吨。[30]石油产品全部在中国国内销售。1951～1953年生产情况如表5-2所示：
1702896151
1702896152
表5-2 中苏石油公司主要产品产量
1702896153
1702896154
1702896155
1702896156
1702896157
表5-2数字显示，石油公司产量不仅逐年增加，而且涨幅较大。由于石油产品全部内销，不受汇率影响，所以公司是盈利的。如果不计无效钻探的费用和苏方人员的补贴，随着产量增加，公司获得总利润1951年为52万卢布，1952年为66.4万卢布，1953年为239.5万卢布。[31]另据中国报纸当时的报道，与1951年比较，1953年的钻井生产增长6倍，勘探面积扩大10倍，原油产量增长18倍以上。公司还培养了2000多名优秀的中国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32]
1702896158
1702896159
中苏民航公司经营的航线包括北京—蒙古—伊尔库茨克，北京—沈阳—赤塔，北京—乌鲁木齐—阿拉木图，以及1953年底投入运营的乌鲁木齐至喀什新航线。公司股本确定为4200万卢布。公司职工896人，其中苏方236人。自1950年7月1日至1953年12月31日公司运营期间，共获利536.72万卢布。其中苏联分得利润228.5万卢布，中方获利润和税收共计308.22万卢布。航空公司对中国的最大帮助是培养了中方的场站管理和地勤技术人员，截至1953年底，公司在经营期间总共从中国公民中培训出244名专业人员。其中部分航空机械员和无线电专业人员后来被调到中国民航工作，以弥补中国民航严重缺乏干部和经验之不足。[33]
1702896160
1702896161
成立中苏造船公司的目的是建造和修理船只及其他水上工具。公司协定股本1.4亿卢布。[34]公司职工9400人，另有78名苏联专家。造船公司虽然成立较晚，但形成生产能力很快。1952年便完成了生产计划额定4960万卢布的94%，造船54艘，总排水量为11000吨，并大修、中修和小修船只18艘，完成了中方180万卢布的订货。1953年则完成了计划定额5000万卢布的105.6%，造船19艘，总排水量10000吨，修船14艘，完成了中方订货3200万卢布。[35]此外，作为股份公司的大连造船厂是苏联1945年接管的老厂，较早地实行了一套苏联的企业管理制度。1947年陈云主管东北经济工作时，就对那里实行苏联的八级工资制拍手叫好。50年代中苏合营后，大连造船厂便成为全国企业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一面旗帜。当时在专家的主持下按照苏联模式搞了一套规章制度，号称“企业管理天书”，1954年在全国推行，带动了全国造船业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发展。[36]
1702896162
1702896163
当然，在经营过程中，中苏之间确实也存在一些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例如中苏金属公司的投资和估价问题。按照协定，公司股本2800万卢布，中苏各应投资一半。苏方以机器设备作为投资，中方则以矿产、地皮、房屋及当地建筑材料作价入股。1951年公司成立时，苏方投资计算价值为2200万卢布，而对中方投入的房屋、机场、草场等依照当地价格仅作价60万卢布。作为主要投资构成的矿产，因中方毫无经验，无法估价。此时，苏方坚持要将协定附图中所指定的矿产及所需地段和现有房屋等总共作价1400万卢布。换句话说，中方不仅要将该地段30年内开采的全部矿石算作中苏共有资产，而且还要再投资现款800万卢布。苏方如此苛刻，以致自认外行的中方当事人也认为，如此计算中国太吃亏，要求中央政府定夺。[37]此外，在具体工作中也有矛盾。如在金属公司喀什矿务管理处，由于中方管理人员多系军队转业干部，既不懂技术，又不会俄语，而翻译人员也极为缺乏（全矿区只有一名），很难与苏方专家和干部合作。由于同样原因，苏联专家有事也很少与中方商量，以致造成双方管理人员的不合。[38]
1702896164
1702896165
苏联驻华使馆党组书记瓦日诺夫1954年2月25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也反映了股份公司苏方人员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苏方代表在公司管理工作中违反平等原则，长期占据公司及其管理机构的领导职位而不按规定进行轮换。苏方领导人常常不理睬自己的中方副手，有时还干预中方的职权，不向中方工作人员传授自己的全部工作经验或隐瞒地质勘探结果。破坏平等原则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公司的许多企业里，财务和其他方面的报表、指令都只使用俄文。苏方领导人选用干部任人唯亲，不是选用精通业务的当地干部，而常常让苏联专家的妻子顶替。还有，苏方有关机构的官僚主义作风也给企业经营造成了损失，提供给公司的设备和材料往往不考虑实际需要，例如，给阿尔泰矿山管理局运来的T-45型传送带和电力机车在当地条件下根本不能使用，公司仓库里积存了大量布匹和皮革。如此等等。[39]
1702896166
1702896167
不过，这些大多不是苏联政府的政策行为，而是公司在运作中的问题。从上述两个报告的提法看，苏联政府也认为这些是需要纠正的错误。总体说来，成立初期的几个合股公司在经营上是成功的，对中国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按企业资产计算，除中苏航空公司外的三家股份公司共有资产4.4亿卢布，合人民币约5.86亿元，而1950～1952年全国新增工业固定资产仅为19.3亿元，[40]可见这几家股份公司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从经济效益上讲，中苏合营企业也是比较突出的。除4个中苏股份公司外，在东北还有一些中苏合营企业。1949年底在全国共有中苏合营企业109个，根据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在1950年间大部分企业已经移交中国，到1950年底还有38个。[41]资料显示，在1950年底国营工业企业的整个发展中，中苏合营企业的效益最好，其平均产值为413.26亿元，大大超过了国家公营（162.75亿元）和公私合营（131.60亿元）企业（详见表5-3）。[42]
1702896168
1702896169
表5-3 1950年底国营工业企业发展概况
1702896170
1702896171
1702896172
1702896173
1702896174
从性质上讲，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也属股份公司，但由于历史原因，签订协定时只说是中苏共同管理，称为合办公司。[43]苏联移交的中长铁路包括基本干线，连同服务于该路的土地、铁路建筑与设备、机车车辆、发电站、电话所与电报所、通讯器材与通讯线路、铁路辅助支线、公务技术建筑物及居住建筑物、经济组织、附属企业及其他企业与机构，还有在中苏共管期间购置、恢复和新建的财产和1950～1952年固定资产清查登记时查出的财产，总资产共达22.8亿元，其中固定资产22.4亿元。[44]更为重要的是中长铁路为中国铁道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从1950年5月开始工作到1952年12月无偿移交中国，中长铁路货运量增长53.3%，劳动生产率提高56.8%，运输成本降低27%。公司利润则逐年增加，1951年比1950年增长110%，1952年又比1951年增长97%。同时为中国培养出39138名技术和管理干部。铁道部提出了全国铁路必须学习中长路的号召，先后选派上万名干部职工去中长路参观学习。按照铁道部长滕代远的说法，在中苏合办的32个月中，中长路以其“突出的效率高、成本低、利润大的模范行动，成为全国铁路”的“旗帜和榜样”。而中长铁路的全部经验贯穿了体现在1500多名苏联专家身上的“政治品质、技术修养和经验知识融合为一体的完整的社会主义思想”。[45]
1702896175
1702896176
由此可见，上述中苏股份公司或合营企业的交还，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702896177
1702896178
归还旅顺口也是中苏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旅顺口不仅对于苏联具有战略意义，也是苏联海军特别倚重的基地。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前，驻守在旅大地区（旅顺、金州、长海）的苏军部队有：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辖直属工兵团、通信团和加农炮兵旅，近卫步兵第五军及所属炮兵旅、高炮团、火箭炮团、近卫十七师、十九师、机械化师，第二十五机炮师。空军——第五十五歼击机军及所属3个歼击机师、1个侦察大队和1个对空勤务团。海军——太平洋舰队红海军旅顺口基地及所属1个水鱼雷机师、岸防司令部、潜艇基地、快艇总队、水警总队、高射炮兵团、水上飞机大队、抢险救生大队、海道测量区和海军修船厂。炮兵——加农炮兵三十三师、突破炮兵师、防坦克歼击炮兵旅和高射炮兵十四师。总计约30万人。[46]
1702896179
1702896180
1702896181
1702896182
1702896183
图5-1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接管旅顺口地区防务，受到即将撤退回国的苏军的欢迎。图为苏军在车站迎接中国军队的情形
1702896184
1702896185
1950年2月中苏条约签订后，根据双方协定，为磋商和处理旅大地区防务的管理和交接问题，成立了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由中苏双方各派一个代表团组成。苏方军事代表团主席是驻大连苏军司令官别洛博罗多夫上将。中方军事代表团主席是海军司令肖劲光，代表团成员有东北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贺晋年、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旅大市长韩光、海军副参谋长张学思等。别洛博罗多夫担任联合委员会首任主席。1951年3月24日，在大连召开了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和明确了苏联军事指挥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规定了中苏公民和军人进入旅顺口区域及出境的手续，确定了旅顺口区域和海军基地在海上和陆上的境界，制定了旅顺口区域的飞行管制办法、舰船航线及中国军用舰只进入基地的手续，以及提交两国政府审议的关于交接旅顺问题的措施。1952年9月，双方又草拟了一份《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章程》。但此时中苏商议推迟苏军撤走的日期，联合委员会的工作遂搁置下来。[47]
1702896186
1702896187
中国没有海防力量，又面临朝鲜战争，故而请求苏联援助，延长在旅顺基地驻军，这在中苏结盟的情况下是顺理成章的。但1952年9月两国照会中有一个重大疏漏，即只说租赁期延长至对日和约签订，而未明确延长期限。此外，为了避免“群众误解”，对于苏军延长使用旅顺口，当时中共的宣传解释为“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中苏友好合作的重要措施”。[48]倘若中国或苏联对日和约的缔结遥遥无期，不知中国何时或以何种理由收回旅顺口。所以，如果赫鲁晓夫不主动提出归还，中方是很难启口的。1954年国庆活动结束后，中苏双方开始进行会谈。
1702896188
1702896189
赫鲁晓夫在10月2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中，便谈到了旅顺口问题。据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当苏方提出从旅顺口撤军，并将基地及其设备无偿移交中国时，毛泽东最初曾表示犹豫和担心。毛泽东提出：现在是否有必要这样做，因为美国可能会利用苏军从旅顺口港撤出之际，在这个地区向中国发动进攻。赫鲁晓夫说：“我们不大相信美国人会这么做。不但如此，我本人坚信，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当然，对此不可能有任何保证，因为美国执行的是一条侵略政策，而且在朝鲜的战争刚刚结束。但是，我们也正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调派军队，这与撤军是同时进行的。如果发生敌对性进攻行动的话，我们当然会帮助你们的。”最后，毛泽东表示不再反对苏联撤军了。不过，当周恩来提出中国希望苏军撤退时把炮兵武器也无偿地留下时，赫鲁晓夫表示，所有的设备都可以无偿留给中方，但这些重武器如留下都要付钱，可以按最低价格出售。因为现在苏联的经济也很困难，希望中国理解。周恩来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