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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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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苏联退出股份公司和归还旅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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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增加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外，赫鲁晓夫送给中国的厚礼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出售苏联在四个合营股份公司中的股份和归还旅顺海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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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苏股份公司的由来，前文已有交代。后来毛泽东屡屡提起这个问题，以表达对斯大林的不满，又在1958年讨论“共同舰队”问题时对赫鲁晓夫重提旧事，大发脾气。看起来，似乎所谓股份公司对中国没起什么好作用。其实，这几个股份公司的建立对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苏联把它们完全退还中国也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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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金属公司的业务是在中国新疆地区普查、勘探、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协议规定公司股份资本2800万卢布，双方股份额均等。后来双方协商将公司股份资本增加到1亿卢布，每方资本5000万卢布。公司职工共8924人，其中苏方400人。公司经营正常，产量逐年增长（见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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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中苏金属公司主要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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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建设初期地质勘探和其他公用设施投入较大（占三年总支出的52.3%），且冲销成本数额增加，1953年又开始缴纳营业税（184.2万卢布），以及矿石中金属含量下降等因素，经营成本较高，特别是自1953年9月1日起人民币对卢布比价提高了26%，而苏联购买的公司产品是以卢布支付的，从而相应地降低了以人民币计算的产品出厂价格，导致1953年公司亏损686.8万卢布。此外，苏方的亏损还要额外加上支付苏方工作人员生活补贴费用719万卢布。不过，除去汇率变动的因素，这种亏损应该说是正常的。所以，苏联使馆的结论是：金属公司目前已经具有可靠的原料基地，并且继续发展生产的前景美好。[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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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石油公司的业务是在新疆勘探、开采原油，并提炼各种工业用油。公司协定总资本4600万卢布，后经换文增加到2亿卢布。公司职工5603人，其中苏方人员357人。在苏联帮助下，中国石油工业从无到有，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发展起来。最初只有独山子一地，仅有职工100多人，两口油井日产原油2～3吨，炼油厂每日处理原油7吨左右。到1952年中，采油点已扩展到南疆和北疆十几个地区，共有油井10口，日产原油200吨，炼油能力也提高到日处理250吨。[30]石油产品全部在中国国内销售。1951～1953年生产情况如表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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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中苏石油公司主要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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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数字显示，石油公司产量不仅逐年增加，而且涨幅较大。由于石油产品全部内销，不受汇率影响，所以公司是盈利的。如果不计无效钻探的费用和苏方人员的补贴，随着产量增加，公司获得总利润1951年为52万卢布，1952年为66.4万卢布，1953年为239.5万卢布。[31]另据中国报纸当时的报道，与1951年比较，1953年的钻井生产增长6倍，勘探面积扩大10倍，原油产量增长18倍以上。公司还培养了2000多名优秀的中国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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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民航公司经营的航线包括北京—蒙古—伊尔库茨克，北京—沈阳—赤塔，北京—乌鲁木齐—阿拉木图，以及1953年底投入运营的乌鲁木齐至喀什新航线。公司股本确定为4200万卢布。公司职工896人，其中苏方236人。自1950年7月1日至1953年12月31日公司运营期间，共获利536.72万卢布。其中苏联分得利润228.5万卢布，中方获利润和税收共计308.22万卢布。航空公司对中国的最大帮助是培养了中方的场站管理和地勤技术人员，截至1953年底，公司在经营期间总共从中国公民中培训出244名专业人员。其中部分航空机械员和无线电专业人员后来被调到中国民航工作，以弥补中国民航严重缺乏干部和经验之不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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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中苏造船公司的目的是建造和修理船只及其他水上工具。公司协定股本1.4亿卢布。[34]公司职工9400人，另有78名苏联专家。造船公司虽然成立较晚，但形成生产能力很快。1952年便完成了生产计划额定4960万卢布的94%，造船54艘，总排水量为11000吨，并大修、中修和小修船只18艘，完成了中方180万卢布的订货。1953年则完成了计划定额5000万卢布的105.6%，造船19艘，总排水量10000吨，修船14艘，完成了中方订货3200万卢布。[35]此外，作为股份公司的大连造船厂是苏联1945年接管的老厂，较早地实行了一套苏联的企业管理制度。1947年陈云主管东北经济工作时，就对那里实行苏联的八级工资制拍手叫好。50年代中苏合营后，大连造船厂便成为全国企业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一面旗帜。当时在专家的主持下按照苏联模式搞了一套规章制度，号称“企业管理天书”，1954年在全国推行，带动了全国造船业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发展。[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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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经营过程中，中苏之间确实也存在一些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例如中苏金属公司的投资和估价问题。按照协定，公司股本2800万卢布，中苏各应投资一半。苏方以机器设备作为投资，中方则以矿产、地皮、房屋及当地建筑材料作价入股。1951年公司成立时，苏方投资计算价值为2200万卢布，而对中方投入的房屋、机场、草场等依照当地价格仅作价60万卢布。作为主要投资构成的矿产，因中方毫无经验，无法估价。此时，苏方坚持要将协定附图中所指定的矿产及所需地段和现有房屋等总共作价1400万卢布。换句话说，中方不仅要将该地段30年内开采的全部矿石算作中苏共有资产，而且还要再投资现款800万卢布。苏方如此苛刻，以致自认外行的中方当事人也认为，如此计算中国太吃亏，要求中央政府定夺。[37]此外，在具体工作中也有矛盾。如在金属公司喀什矿务管理处，由于中方管理人员多系军队转业干部，既不懂技术，又不会俄语，而翻译人员也极为缺乏（全矿区只有一名），很难与苏方专家和干部合作。由于同样原因，苏联专家有事也很少与中方商量，以致造成双方管理人员的不合。[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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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驻华使馆党组书记瓦日诺夫1954年2月25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也反映了股份公司苏方人员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苏方代表在公司管理工作中违反平等原则，长期占据公司及其管理机构的领导职位而不按规定进行轮换。苏方领导人常常不理睬自己的中方副手，有时还干预中方的职权，不向中方工作人员传授自己的全部工作经验或隐瞒地质勘探结果。破坏平等原则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公司的许多企业里，财务和其他方面的报表、指令都只使用俄文。苏方领导人选用干部任人唯亲，不是选用精通业务的当地干部，而常常让苏联专家的妻子顶替。还有，苏方有关机构的官僚主义作风也给企业经营造成了损失，提供给公司的设备和材料往往不考虑实际需要，例如，给阿尔泰矿山管理局运来的T-45型传送带和电力机车在当地条件下根本不能使用，公司仓库里积存了大量布匹和皮革。如此等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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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大多不是苏联政府的政策行为，而是公司在运作中的问题。从上述两个报告的提法看，苏联政府也认为这些是需要纠正的错误。总体说来，成立初期的几个合股公司在经营上是成功的，对中国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按企业资产计算，除中苏航空公司外的三家股份公司共有资产4.4亿卢布，合人民币约5.86亿元，而1950～1952年全国新增工业固定资产仅为19.3亿元，[40]可见这几家股份公司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从经济效益上讲，中苏合营企业也是比较突出的。除4个中苏股份公司外，在东北还有一些中苏合营企业。1949年底在全国共有中苏合营企业109个，根据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在1950年间大部分企业已经移交中国，到1950年底还有38个。[41]资料显示，在1950年底国营工业企业的整个发展中，中苏合营企业的效益最好，其平均产值为413.26亿元，大大超过了国家公营（162.75亿元）和公私合营（131.60亿元）企业（详见表5-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