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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1950年底国营工业企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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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质上讲，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也属股份公司，但由于历史原因，签订协定时只说是中苏共同管理，称为合办公司。[43]苏联移交的中长铁路包括基本干线，连同服务于该路的土地、铁路建筑与设备、机车车辆、发电站、电话所与电报所、通讯器材与通讯线路、铁路辅助支线、公务技术建筑物及居住建筑物、经济组织、附属企业及其他企业与机构，还有在中苏共管期间购置、恢复和新建的财产和1950～1952年固定资产清查登记时查出的财产，总资产共达22.8亿元，其中固定资产22.4亿元。[44]更为重要的是中长铁路为中国铁道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从1950年5月开始工作到1952年12月无偿移交中国，中长铁路货运量增长53.3%，劳动生产率提高56.8%，运输成本降低27%。公司利润则逐年增加，1951年比1950年增长110%，1952年又比1951年增长97%。同时为中国培养出39138名技术和管理干部。铁道部提出了全国铁路必须学习中长路的号召，先后选派上万名干部职工去中长路参观学习。按照铁道部长滕代远的说法，在中苏合办的32个月中，中长路以其“突出的效率高、成本低、利润大的模范行动，成为全国铁路”的“旗帜和榜样”。而中长铁路的全部经验贯穿了体现在1500多名苏联专家身上的“政治品质、技术修养和经验知识融合为一体的完整的社会主义思想”。[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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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上述中苏股份公司或合营企业的交还，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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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旅顺口也是中苏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旅顺口不仅对于苏联具有战略意义，也是苏联海军特别倚重的基地。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前，驻守在旅大地区（旅顺、金州、长海）的苏军部队有：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辖直属工兵团、通信团和加农炮兵旅，近卫步兵第五军及所属炮兵旅、高炮团、火箭炮团、近卫十七师、十九师、机械化师，第二十五机炮师。空军——第五十五歼击机军及所属3个歼击机师、1个侦察大队和1个对空勤务团。海军——太平洋舰队红海军旅顺口基地及所属1个水鱼雷机师、岸防司令部、潜艇基地、快艇总队、水警总队、高射炮兵团、水上飞机大队、抢险救生大队、海道测量区和海军修船厂。炮兵——加农炮兵三十三师、突破炮兵师、防坦克歼击炮兵旅和高射炮兵十四师。总计约30万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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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接管旅顺口地区防务，受到即将撤退回国的苏军的欢迎。图为苏军在车站迎接中国军队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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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中苏条约签订后，根据双方协定，为磋商和处理旅大地区防务的管理和交接问题，成立了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由中苏双方各派一个代表团组成。苏方军事代表团主席是驻大连苏军司令官别洛博罗多夫上将。中方军事代表团主席是海军司令肖劲光，代表团成员有东北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贺晋年、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旅大市长韩光、海军副参谋长张学思等。别洛博罗多夫担任联合委员会首任主席。1951年3月24日，在大连召开了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和明确了苏联军事指挥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规定了中苏公民和军人进入旅顺口区域及出境的手续，确定了旅顺口区域和海军基地在海上和陆上的境界，制定了旅顺口区域的飞行管制办法、舰船航线及中国军用舰只进入基地的手续，以及提交两国政府审议的关于交接旅顺问题的措施。1952年9月，双方又草拟了一份《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章程》。但此时中苏商议推迟苏军撤走的日期，联合委员会的工作遂搁置下来。[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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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海防力量，又面临朝鲜战争，故而请求苏联援助，延长在旅顺基地驻军，这在中苏结盟的情况下是顺理成章的。但1952年9月两国照会中有一个重大疏漏，即只说租赁期延长至对日和约签订，而未明确延长期限。此外，为了避免“群众误解”，对于苏军延长使用旅顺口，当时中共的宣传解释为“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中苏友好合作的重要措施”。[48]倘若中国或苏联对日和约的缔结遥遥无期，不知中国何时或以何种理由收回旅顺口。所以，如果赫鲁晓夫不主动提出归还，中方是很难启口的。1954年国庆活动结束后，中苏双方开始进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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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10月2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中，便谈到了旅顺口问题。据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当苏方提出从旅顺口撤军，并将基地及其设备无偿移交中国时，毛泽东最初曾表示犹豫和担心。毛泽东提出：现在是否有必要这样做，因为美国可能会利用苏军从旅顺口港撤出之际，在这个地区向中国发动进攻。赫鲁晓夫说：“我们不大相信美国人会这么做。不但如此，我本人坚信，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当然，对此不可能有任何保证，因为美国执行的是一条侵略政策，而且在朝鲜的战争刚刚结束。但是，我们也正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调派军队，这与撤军是同时进行的。如果发生敌对性进攻行动的话，我们当然会帮助你们的。”最后，毛泽东表示不再反对苏联撤军了。不过，当周恩来提出中国希望苏军撤退时把炮兵武器也无偿地留下时，赫鲁晓夫表示，所有的设备都可以无偿留给中方，但这些重武器如留下都要付钱，可以按最低价格出售。因为现在苏联的经济也很困难，希望中国理解。周恩来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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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发表的公报说，“鉴于朝鲜战争停止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来远东国际形势所起的变化，并且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根据两国间已经建立的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现议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基地的设备移交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50]公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欢迎，认为在苏联身上“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友谊”。特别是对于苏联归还旅顺的做法，普遍的反映是消除了对苏联的怀疑和担心，相信苏联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了。[51]中共中央则下发通知说：这次会谈及结果，“标志着中苏两国伟大的兄弟友谊的新发展”，必须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强调苏联所给予的“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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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人从战略利益出发采取的政治举动的确感动了中国人民，但是，由于历史形成的民族优越感，在苏军撤退前，莫斯科还是提出了一些伤害中国人民族感情的愚蠢建议。这就是所谓的旅大苏军纪念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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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在回国途中，于1954年10月13日到旅顺海军基地视察。苏联领导人指示，苏军撤走前应修建一些纪念物，并整修原日俄战争的纪念物。11月13日，苏军指挥部派代表到旅大市委，转达了赫鲁晓夫的指示，具体计划是：修建一座抗日战争胜利塔，以及日俄战争时期的旅顺口陆地防务要塞司令官康特拉琴科少将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洛夫中将的两座纪念塔；建造一个巨型建筑物，上面镌刻斯大林为战胜日本而写的《告公民书》；修建12座各种纪念碑。此外，要把两次战争中阵亡的俄军和苏军官兵墓地及俄军博物馆加以整修。所有费用均由苏方负担，有关雕塑物，将由莫斯科制作运来。中共中央接到旅大市委报告后，于11月27日复电，表示原则上同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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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苏联通过外交途径正式提出明确要求后，中方提出了不同意见。1955年1月30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洛马金与周恩来谈话时通知，苏联政府已经做出决定，为纪念苏军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拟在旅顺地区建造下述建筑物，以铭记苏军将士和1904年保卫旅顺的英雄：（1）在城里建造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2）在军人墓地建立苏联阵亡将士纪念碑；（3）在城里修建马卡洛夫海军中将纪念碑；（4）在2号炮台建立两座方尖碑。所有这些建筑物均拟建成带有青铜雕和石雕的宏伟纪念碑。周恩来听后说，关于利用苏联资金建筑上述纪念碑一事，已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的报告中得知。中国欢迎建造纪念1945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和在这一战争中阵亡的苏军将士纪念碑，但对于建立马卡洛夫纪念碑和两个方尖碑，他个人还不完全理解。周恩来提醒说，列宁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都对1904年日俄战争做过相应的评价。周恩来表示，还需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必须在中共中央进行商量。[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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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周恩来接见刚从莫斯科返回北京的尤金大使，谈到苏军撤退前拟在旅顺修建五个纪念物的问题时，周恩来说，苏军当局提出的两个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念碑（一个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在旅大市；另一个是苏军死难烈士纪念碑，在旅顺郊外苏军公墓），当然是完全应该建立的。关于修建另外三个有关1904年日俄战争的纪念物的问题，周恩来再次表明了上述意见，并指出，反映日俄战争的苏联小说《旅顺口》，是一部不好的小说，这部小说中没有写中国人民，而出现在小说中的两个中国人都是日本间谍。此外，周恩来表示，原则上同意苏联提出的撤军计划。[55]不久，苏联政府通知，不再修建有关日俄战争的纪念物。[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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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所说的撤军计划，即1955年2月2日苏联向中国外交部递交的旅顺口苏军指挥部提出的撤退和移交计划。按照这个计划，1955年1月“向中国指挥部代表介绍辽东半岛条约地区的防御体系，并协助他们组织半岛的设防”；2～3月“将部分中国部队运进辽东半岛条约地区，并训练他们掌握移交给中国的武器和作战技术器材”；3月12日前第十七近卫步兵师全部人员及装备撤至远东军区；3月31日前，担任防务的中国部队进入防区和营房；4月15日前完成防务和设备移交；5月31日前全部苏军和中国不予留下的装备撤离旅顺口，同时，派来军事顾问，陆军76人，海军106人，以培训中国驻军。关于有偿留给中国的武器和物资，除汽车、运油车和拖拉机按现行贸易协定偿付外，均以贷款方式偿付。贷款利息为年利2%，自1955年起10年内每年等分偿还。[57]后来，苏军撤离、中方进驻以及移交和培训的程序基本上是依此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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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奉中央军委命令，从朝鲜东海岸起程回国，开始接管苏军在旅大地区的防务。2～5月，中央军委又陆续调空军、海军和公安部队进驻旅顺口，并组建了海军旅顺口基地。2月5日，接收旅大防卫区委员会组成，肖劲光为主任，邓华、甘泗其、刘亚楼、曾绍山、郭述申为副主任。11日成立了接收委员会海军分会。为保证顺利、按时接收和担负起防务，进驻旅大地区的各部队迅速开展了向苏军学习的活动。2月中旬，接防部队在苏军协助下，举办了15000多人参加的200多个训练班，由苏军从技术上培训防区的指挥员、参谋、军械、政工、坦克、通信、防空、工兵、防化和后勤等有关人员。海军部队则开展了“兵对兵，将对将”向苏军学经验、学技术的活动。通过向苏军学习的活动，各级干部不仅熟悉了防区，掌握了技术，而且对接收的武器装备、物资器材的状况和性能都有了全面的了解。[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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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中苏交接联合委员会举行会谈，通过了《苏军自辽东半岛撤离与中国军队进驻的计划》、《防务移交与中苏军队同驻期间保持备战实施的计划》和《技术装备交接计划》。为预防交接期间突然事件的发生，双方还共同拟定了《中苏两国军队共同作战方案》。其中规定，4月16日零时为防务交接时间，此前两国军队统由苏方指挥，此后统由中方指挥。4月15日13时，举行交接签字仪式。中方代表签字的是第三兵团副司令曾绍山、海军旅顺口基地司令罗华生、空军第三军军长刘丰，苏方代表签字的是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什维佐夫、海军基地司令古德利切夫、第五十五航空军军长切德利克。4月16日零时以后，旅大地区一切防务由中方接管。[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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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军事设施和装备武器的工作，从3月7日开始，至5月16日全部完成。有偿接收的装备有：海军——鱼雷快艇39艘，护卫艇6艘，辅助船18只，伊尔-28轰炸机64架，另配伊尔-28教练机12架，里-2教练机2架，180毫米海岸炮1个连（4门），130毫米海岸炮28门，130毫米列车炮14门，100毫米海岸炮8门，85毫米高射炮96门，37毫米高射炮26门，鱼雷80条，水雷332个，各种炮弹235万发，炸弹2624吨，各种车辆1684辆，雷达35部，油料22000吨，共2.7亿卢布。陆军——各种大炮1113门；坦克和自行火炮357辆，其中ИС-2重型坦克18辆，Т-54坦克16辆，Т-34坦克224辆，СУ-100自行火炮99门。中国用以编成1个机械化师（3个机械化团，1个坦克团，1个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团，1个榴弹炮团，1个高射炮团，共7个团），还用其他苏军装备编成1个野战高射炮师、1个反坦克炮师、1个加农炮兵旅。空军——295架飞机，内有281架米格-15，12架米格-17，2架雅克-12。陆、空军武器装备共4.53亿卢布。上述苏军武器共7.23亿卢布，加上安东苏军（抗美援朝时进驻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撤走时移交的装备2.47亿卢布，合计9.72亿卢布。此外，无偿移交的设备和器材有营房151万平方米，机场9个，以及码头、阵地、工厂、营房、仓库、医院等，还有布雷舰1艘、护卫舰2艘、护卫艇2艘，约值人民币4亿元。[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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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谈判开始是在双方军人之间进行的，互相合作得较好，价格也定得较为合理。但不久莫斯科从对外贸易部派来了一个代表团，专门谈价格，把以前的方案全部推翻，重新评级定价，于是双方讨价还价，争吵不休。如谈判空军装备时，苏方均按出厂新品的半价计算米格-15和米格-17飞机价格，而且不供应喷气飞机的燃料。刘亚楼听后生气地说，那么一架也不接收了，邓华也说对方是“老奸巨猾”，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后报经双方高层调解，又确定飞机折旧计价，并供应燃料油，才解决了问题。[61]副总参谋长黄克诚后来谈到接收旅大装备时认为，在经济上不合算，但从政治上考虑，这笔钱又不能不花。[62]现在看来，这批装备是中国主动提出留下的，苏联要求部分装备有偿转让，并无不合理之处。即使苏方外贸人员对价格有些计较，但并没有超出周恩来确定的8亿卢布的总额限定。[63]而中国军队增添了一批急需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对加强国防是极为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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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工作全部完成以后，5月24日下午4时，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在旅顺苏军司令部举行会议，签署了最后议定书，确定驻旅顺口地区的苏联军队将在1955年5月31日以前全部撤退回国。[64]自5月25日至27日，苏联驻军指挥机关及陆、海、空三军约12万人分批撤离。[65]从此，旅大地区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由外国人统治和管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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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队实际占有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前后达10年之久，这也算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苏联来说，控制旅顺口确实有其安全利益和军事战略的考虑，但客观地讲，对于中共并无不利。苏军占据和控制旅顺地区，在1949年以前有助于中共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军队，夺取全国政权；在1949年以后则有利于中共巩固政权，保障其远东地区的安全。惟其如此，中共对此始终持赞同和理解的立场，甚至主动要求推迟苏军从旅顺口撤退的时间。不过，从民族感情和国家主权的角度，允许在本国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毕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为了加强中苏友谊，巩固中苏同盟，苏联才主动提出提前归还旅顺基地。在这方面，尽管可能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赫鲁晓夫个人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强国的首脑，赫鲁晓夫对于弱国的民族感情似乎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和体会，所以当他在几年后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时，恰恰因没有考虑到毛泽东对外国军事基地问题的敏感反应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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