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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数字显示，石油公司产量不仅逐年增加，而且涨幅较大。由于石油产品全部内销，不受汇率影响，所以公司是盈利的。如果不计无效钻探的费用和苏方人员的补贴，随着产量增加，公司获得总利润1951年为52万卢布，1952年为66.4万卢布，1953年为239.5万卢布。[31]另据中国报纸当时的报道，与1951年比较，1953年的钻井生产增长6倍，勘探面积扩大10倍，原油产量增长18倍以上。公司还培养了2000多名优秀的中国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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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民航公司经营的航线包括北京—蒙古—伊尔库茨克，北京—沈阳—赤塔，北京—乌鲁木齐—阿拉木图，以及1953年底投入运营的乌鲁木齐至喀什新航线。公司股本确定为4200万卢布。公司职工896人，其中苏方236人。自1950年7月1日至1953年12月31日公司运营期间，共获利536.72万卢布。其中苏联分得利润228.5万卢布，中方获利润和税收共计308.22万卢布。航空公司对中国的最大帮助是培养了中方的场站管理和地勤技术人员，截至1953年底，公司在经营期间总共从中国公民中培训出244名专业人员。其中部分航空机械员和无线电专业人员后来被调到中国民航工作，以弥补中国民航严重缺乏干部和经验之不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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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中苏造船公司的目的是建造和修理船只及其他水上工具。公司协定股本1.4亿卢布。[34]公司职工9400人，另有78名苏联专家。造船公司虽然成立较晚，但形成生产能力很快。1952年便完成了生产计划额定4960万卢布的94%，造船54艘，总排水量为11000吨，并大修、中修和小修船只18艘，完成了中方180万卢布的订货。1953年则完成了计划定额5000万卢布的105.6%，造船19艘，总排水量10000吨，修船14艘，完成了中方订货3200万卢布。[35]此外，作为股份公司的大连造船厂是苏联1945年接管的老厂，较早地实行了一套苏联的企业管理制度。1947年陈云主管东北经济工作时，就对那里实行苏联的八级工资制拍手叫好。50年代中苏合营后，大连造船厂便成为全国企业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一面旗帜。当时在专家的主持下按照苏联模式搞了一套规章制度，号称“企业管理天书”，1954年在全国推行，带动了全国造船业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发展。[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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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经营过程中，中苏之间确实也存在一些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例如中苏金属公司的投资和估价问题。按照协定，公司股本2800万卢布，中苏各应投资一半。苏方以机器设备作为投资，中方则以矿产、地皮、房屋及当地建筑材料作价入股。1951年公司成立时，苏方投资计算价值为2200万卢布，而对中方投入的房屋、机场、草场等依照当地价格仅作价60万卢布。作为主要投资构成的矿产，因中方毫无经验，无法估价。此时，苏方坚持要将协定附图中所指定的矿产及所需地段和现有房屋等总共作价1400万卢布。换句话说，中方不仅要将该地段30年内开采的全部矿石算作中苏共有资产，而且还要再投资现款800万卢布。苏方如此苛刻，以致自认外行的中方当事人也认为，如此计算中国太吃亏，要求中央政府定夺。[37]此外，在具体工作中也有矛盾。如在金属公司喀什矿务管理处，由于中方管理人员多系军队转业干部，既不懂技术，又不会俄语，而翻译人员也极为缺乏（全矿区只有一名），很难与苏方专家和干部合作。由于同样原因，苏联专家有事也很少与中方商量，以致造成双方管理人员的不合。[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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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驻华使馆党组书记瓦日诺夫1954年2月25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也反映了股份公司苏方人员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苏方代表在公司管理工作中违反平等原则，长期占据公司及其管理机构的领导职位而不按规定进行轮换。苏方领导人常常不理睬自己的中方副手，有时还干预中方的职权，不向中方工作人员传授自己的全部工作经验或隐瞒地质勘探结果。破坏平等原则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公司的许多企业里，财务和其他方面的报表、指令都只使用俄文。苏方领导人选用干部任人唯亲，不是选用精通业务的当地干部，而常常让苏联专家的妻子顶替。还有，苏方有关机构的官僚主义作风也给企业经营造成了损失，提供给公司的设备和材料往往不考虑实际需要，例如，给阿尔泰矿山管理局运来的T-45型传送带和电力机车在当地条件下根本不能使用，公司仓库里积存了大量布匹和皮革。如此等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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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大多不是苏联政府的政策行为，而是公司在运作中的问题。从上述两个报告的提法看，苏联政府也认为这些是需要纠正的错误。总体说来，成立初期的几个合股公司在经营上是成功的，对中国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按企业资产计算，除中苏航空公司外的三家股份公司共有资产4.4亿卢布，合人民币约5.86亿元，而1950～1952年全国新增工业固定资产仅为19.3亿元，[40]可见这几家股份公司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从经济效益上讲，中苏合营企业也是比较突出的。除4个中苏股份公司外，在东北还有一些中苏合营企业。1949年底在全国共有中苏合营企业109个，根据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在1950年间大部分企业已经移交中国，到1950年底还有38个。[41]资料显示，在1950年底国营工业企业的整个发展中，中苏合营企业的效益最好，其平均产值为413.26亿元，大大超过了国家公营（162.75亿元）和公私合营（131.60亿元）企业（详见表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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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1950年底国营工业企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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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质上讲，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也属股份公司，但由于历史原因，签订协定时只说是中苏共同管理，称为合办公司。[43]苏联移交的中长铁路包括基本干线，连同服务于该路的土地、铁路建筑与设备、机车车辆、发电站、电话所与电报所、通讯器材与通讯线路、铁路辅助支线、公务技术建筑物及居住建筑物、经济组织、附属企业及其他企业与机构，还有在中苏共管期间购置、恢复和新建的财产和1950～1952年固定资产清查登记时查出的财产，总资产共达22.8亿元，其中固定资产22.4亿元。[44]更为重要的是中长铁路为中国铁道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从1950年5月开始工作到1952年12月无偿移交中国，中长铁路货运量增长53.3%，劳动生产率提高56.8%，运输成本降低27%。公司利润则逐年增加，1951年比1950年增长110%，1952年又比1951年增长97%。同时为中国培养出39138名技术和管理干部。铁道部提出了全国铁路必须学习中长路的号召，先后选派上万名干部职工去中长路参观学习。按照铁道部长滕代远的说法，在中苏合办的32个月中，中长路以其“突出的效率高、成本低、利润大的模范行动，成为全国铁路”的“旗帜和榜样”。而中长铁路的全部经验贯穿了体现在1500多名苏联专家身上的“政治品质、技术修养和经验知识融合为一体的完整的社会主义思想”。[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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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上述中苏股份公司或合营企业的交还，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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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旅顺口也是中苏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旅顺口不仅对于苏联具有战略意义，也是苏联海军特别倚重的基地。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前，驻守在旅大地区（旅顺、金州、长海）的苏军部队有：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辖直属工兵团、通信团和加农炮兵旅，近卫步兵第五军及所属炮兵旅、高炮团、火箭炮团、近卫十七师、十九师、机械化师，第二十五机炮师。空军——第五十五歼击机军及所属3个歼击机师、1个侦察大队和1个对空勤务团。海军——太平洋舰队红海军旅顺口基地及所属1个水鱼雷机师、岸防司令部、潜艇基地、快艇总队、水警总队、高射炮兵团、水上飞机大队、抢险救生大队、海道测量区和海军修船厂。炮兵——加农炮兵三十三师、突破炮兵师、防坦克歼击炮兵旅和高射炮兵十四师。总计约30万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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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接管旅顺口地区防务，受到即将撤退回国的苏军的欢迎。图为苏军在车站迎接中国军队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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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中苏条约签订后，根据双方协定，为磋商和处理旅大地区防务的管理和交接问题，成立了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由中苏双方各派一个代表团组成。苏方军事代表团主席是驻大连苏军司令官别洛博罗多夫上将。中方军事代表团主席是海军司令肖劲光，代表团成员有东北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贺晋年、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旅大市长韩光、海军副参谋长张学思等。别洛博罗多夫担任联合委员会首任主席。1951年3月24日，在大连召开了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和明确了苏联军事指挥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规定了中苏公民和军人进入旅顺口区域及出境的手续，确定了旅顺口区域和海军基地在海上和陆上的境界，制定了旅顺口区域的飞行管制办法、舰船航线及中国军用舰只进入基地的手续，以及提交两国政府审议的关于交接旅顺问题的措施。1952年9月，双方又草拟了一份《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章程》。但此时中苏商议推迟苏军撤走的日期，联合委员会的工作遂搁置下来。[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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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海防力量，又面临朝鲜战争，故而请求苏联援助，延长在旅顺基地驻军，这在中苏结盟的情况下是顺理成章的。但1952年9月两国照会中有一个重大疏漏，即只说租赁期延长至对日和约签订，而未明确延长期限。此外，为了避免“群众误解”，对于苏军延长使用旅顺口，当时中共的宣传解释为“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中苏友好合作的重要措施”。[48]倘若中国或苏联对日和约的缔结遥遥无期，不知中国何时或以何种理由收回旅顺口。所以，如果赫鲁晓夫不主动提出归还，中方是很难启口的。1954年国庆活动结束后，中苏双方开始进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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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10月2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中，便谈到了旅顺口问题。据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当苏方提出从旅顺口撤军，并将基地及其设备无偿移交中国时，毛泽东最初曾表示犹豫和担心。毛泽东提出：现在是否有必要这样做，因为美国可能会利用苏军从旅顺口港撤出之际，在这个地区向中国发动进攻。赫鲁晓夫说：“我们不大相信美国人会这么做。不但如此，我本人坚信，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当然，对此不可能有任何保证，因为美国执行的是一条侵略政策，而且在朝鲜的战争刚刚结束。但是，我们也正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调派军队，这与撤军是同时进行的。如果发生敌对性进攻行动的话，我们当然会帮助你们的。”最后，毛泽东表示不再反对苏联撤军了。不过，当周恩来提出中国希望苏军撤退时把炮兵武器也无偿地留下时，赫鲁晓夫表示，所有的设备都可以无偿留给中方，但这些重武器如留下都要付钱，可以按最低价格出售。因为现在苏联的经济也很困难，希望中国理解。周恩来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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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发表的公报说，“鉴于朝鲜战争停止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来远东国际形势所起的变化，并且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根据两国间已经建立的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现议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基地的设备移交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50]公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欢迎，认为在苏联身上“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友谊”。特别是对于苏联归还旅顺的做法，普遍的反映是消除了对苏联的怀疑和担心，相信苏联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了。[51]中共中央则下发通知说：这次会谈及结果，“标志着中苏两国伟大的兄弟友谊的新发展”，必须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强调苏联所给予的“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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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人从战略利益出发采取的政治举动的确感动了中国人民，但是，由于历史形成的民族优越感，在苏军撤退前，莫斯科还是提出了一些伤害中国人民族感情的愚蠢建议。这就是所谓的旅大苏军纪念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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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在回国途中，于1954年10月13日到旅顺海军基地视察。苏联领导人指示，苏军撤走前应修建一些纪念物，并整修原日俄战争的纪念物。11月13日，苏军指挥部派代表到旅大市委，转达了赫鲁晓夫的指示，具体计划是：修建一座抗日战争胜利塔，以及日俄战争时期的旅顺口陆地防务要塞司令官康特拉琴科少将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洛夫中将的两座纪念塔；建造一个巨型建筑物，上面镌刻斯大林为战胜日本而写的《告公民书》；修建12座各种纪念碑。此外，要把两次战争中阵亡的俄军和苏军官兵墓地及俄军博物馆加以整修。所有费用均由苏方负担，有关雕塑物，将由莫斯科制作运来。中共中央接到旅大市委报告后，于11月27日复电，表示原则上同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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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苏联通过外交途径正式提出明确要求后，中方提出了不同意见。1955年1月30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洛马金与周恩来谈话时通知，苏联政府已经做出决定，为纪念苏军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拟在旅顺地区建造下述建筑物，以铭记苏军将士和1904年保卫旅顺的英雄：（1）在城里建造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2）在军人墓地建立苏联阵亡将士纪念碑；（3）在城里修建马卡洛夫海军中将纪念碑；（4）在2号炮台建立两座方尖碑。所有这些建筑物均拟建成带有青铜雕和石雕的宏伟纪念碑。周恩来听后说，关于利用苏联资金建筑上述纪念碑一事，已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的报告中得知。中国欢迎建造纪念1945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和在这一战争中阵亡的苏军将士纪念碑，但对于建立马卡洛夫纪念碑和两个方尖碑，他个人还不完全理解。周恩来提醒说，列宁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都对1904年日俄战争做过相应的评价。周恩来表示，还需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必须在中共中央进行商量。[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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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周恩来接见刚从莫斯科返回北京的尤金大使，谈到苏军撤退前拟在旅顺修建五个纪念物的问题时，周恩来说，苏军当局提出的两个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念碑（一个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在旅大市；另一个是苏军死难烈士纪念碑，在旅顺郊外苏军公墓），当然是完全应该建立的。关于修建另外三个有关1904年日俄战争的纪念物的问题，周恩来再次表明了上述意见，并指出，反映日俄战争的苏联小说《旅顺口》，是一部不好的小说，这部小说中没有写中国人民，而出现在小说中的两个中国人都是日本间谍。此外，周恩来表示，原则上同意苏联提出的撤军计划。[55]不久，苏联政府通知，不再修建有关日俄战争的纪念物。[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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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所说的撤军计划，即1955年2月2日苏联向中国外交部递交的旅顺口苏军指挥部提出的撤退和移交计划。按照这个计划，1955年1月“向中国指挥部代表介绍辽东半岛条约地区的防御体系，并协助他们组织半岛的设防”；2～3月“将部分中国部队运进辽东半岛条约地区，并训练他们掌握移交给中国的武器和作战技术器材”；3月12日前第十七近卫步兵师全部人员及装备撤至远东军区；3月31日前，担任防务的中国部队进入防区和营房；4月15日前完成防务和设备移交；5月31日前全部苏军和中国不予留下的装备撤离旅顺口，同时，派来军事顾问，陆军76人，海军106人，以培训中国驻军。关于有偿留给中国的武器和物资，除汽车、运油车和拖拉机按现行贸易协定偿付外，均以贷款方式偿付。贷款利息为年利2%，自1955年起10年内每年等分偿还。[57]后来，苏军撤离、中方进驻以及移交和培训的程序基本上是依此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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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奉中央军委命令，从朝鲜东海岸起程回国，开始接管苏军在旅大地区的防务。2～5月，中央军委又陆续调空军、海军和公安部队进驻旅顺口，并组建了海军旅顺口基地。2月5日，接收旅大防卫区委员会组成，肖劲光为主任，邓华、甘泗其、刘亚楼、曾绍山、郭述申为副主任。11日成立了接收委员会海军分会。为保证顺利、按时接收和担负起防务，进驻旅大地区的各部队迅速开展了向苏军学习的活动。2月中旬，接防部队在苏军协助下，举办了15000多人参加的200多个训练班，由苏军从技术上培训防区的指挥员、参谋、军械、政工、坦克、通信、防空、工兵、防化和后勤等有关人员。海军部队则开展了“兵对兵，将对将”向苏军学经验、学技术的活动。通过向苏军学习的活动，各级干部不仅熟悉了防区，掌握了技术，而且对接收的武器装备、物资器材的状况和性能都有了全面的了解。[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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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中苏交接联合委员会举行会谈，通过了《苏军自辽东半岛撤离与中国军队进驻的计划》、《防务移交与中苏军队同驻期间保持备战实施的计划》和《技术装备交接计划》。为预防交接期间突然事件的发生，双方还共同拟定了《中苏两国军队共同作战方案》。其中规定，4月16日零时为防务交接时间，此前两国军队统由苏方指挥，此后统由中方指挥。4月15日13时，举行交接签字仪式。中方代表签字的是第三兵团副司令曾绍山、海军旅顺口基地司令罗华生、空军第三军军长刘丰，苏方代表签字的是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什维佐夫、海军基地司令古德利切夫、第五十五航空军军长切德利克。4月16日零时以后，旅大地区一切防务由中方接管。[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