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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军事设施和装备武器的工作，从3月7日开始，至5月16日全部完成。有偿接收的装备有：海军——鱼雷快艇39艘，护卫艇6艘，辅助船18只，伊尔-28轰炸机64架，另配伊尔-28教练机12架，里-2教练机2架，180毫米海岸炮1个连（4门），130毫米海岸炮28门，130毫米列车炮14门，100毫米海岸炮8门，85毫米高射炮96门，37毫米高射炮26门，鱼雷80条，水雷332个，各种炮弹235万发，炸弹2624吨，各种车辆1684辆，雷达35部，油料22000吨，共2.7亿卢布。陆军——各种大炮1113门；坦克和自行火炮357辆，其中ИС-2重型坦克18辆，Т-54坦克16辆，Т-34坦克224辆，СУ-100自行火炮99门。中国用以编成1个机械化师（3个机械化团，1个坦克团，1个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团，1个榴弹炮团，1个高射炮团，共7个团），还用其他苏军装备编成1个野战高射炮师、1个反坦克炮师、1个加农炮兵旅。空军——295架飞机，内有281架米格-15，12架米格-17，2架雅克-12。陆、空军武器装备共4.53亿卢布。上述苏军武器共7.23亿卢布，加上安东苏军（抗美援朝时进驻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撤走时移交的装备2.47亿卢布，合计9.72亿卢布。此外，无偿移交的设备和器材有营房151万平方米，机场9个，以及码头、阵地、工厂、营房、仓库、医院等，还有布雷舰1艘、护卫舰2艘、护卫艇2艘，约值人民币4亿元。[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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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谈判开始是在双方军人之间进行的，互相合作得较好，价格也定得较为合理。但不久莫斯科从对外贸易部派来了一个代表团，专门谈价格，把以前的方案全部推翻，重新评级定价，于是双方讨价还价，争吵不休。如谈判空军装备时，苏方均按出厂新品的半价计算米格-15和米格-17飞机价格，而且不供应喷气飞机的燃料。刘亚楼听后生气地说，那么一架也不接收了，邓华也说对方是“老奸巨猾”，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后报经双方高层调解，又确定飞机折旧计价，并供应燃料油，才解决了问题。[61]副总参谋长黄克诚后来谈到接收旅大装备时认为，在经济上不合算，但从政治上考虑，这笔钱又不能不花。[62]现在看来，这批装备是中国主动提出留下的，苏联要求部分装备有偿转让，并无不合理之处。即使苏方外贸人员对价格有些计较，但并没有超出周恩来确定的8亿卢布的总额限定。[63]而中国军队增添了一批急需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对加强国防是极为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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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工作全部完成以后，5月24日下午4时，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在旅顺苏军司令部举行会议，签署了最后议定书，确定驻旅顺口地区的苏联军队将在1955年5月31日以前全部撤退回国。[64]自5月25日至27日，苏联驻军指挥机关及陆、海、空三军约12万人分批撤离。[65]从此，旅大地区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由外国人统治和管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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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队实际占有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前后达10年之久，这也算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苏联来说，控制旅顺口确实有其安全利益和军事战略的考虑，但客观地讲，对于中共并无不利。苏军占据和控制旅顺地区，在1949年以前有助于中共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军队，夺取全国政权；在1949年以后则有利于中共巩固政权，保障其远东地区的安全。惟其如此，中共对此始终持赞同和理解的立场，甚至主动要求推迟苏军从旅顺口撤退的时间。不过，从民族感情和国家主权的角度，允许在本国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毕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为了加强中苏友谊，巩固中苏同盟，苏联才主动提出提前归还旅顺基地。在这方面，尽管可能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赫鲁晓夫个人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强国的首脑，赫鲁晓夫对于弱国的民族感情似乎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和体会，所以当他在几年后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时，恰恰因没有考虑到毛泽东对外国军事基地问题的敏感反应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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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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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三 新中国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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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结束，“一五”计划进入实施阶段，中国在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紧接着就要大规模开始经济建设了。赫鲁晓夫送来的厚礼犹如及时雨，对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基础的建设，的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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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民众对于苏联的看法与中共上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共早在建国初期就通过在全国各地普遍组织的“中苏友好协会”，在广大民众中开展了强大的思想教育运动。[66]由于广泛发动群众，到1950年10月，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2个总分会、37个省市分会、17个直属支会和4667个支会，会员达300多万人。一年来，中苏友协总会及各地分支会共出版期刊34种，其中主要的有总会的《中苏友好》、东北的《苏联介绍》、旅大的《友谊》、武汉的《益友》、上海的《苏联知识》等，出版介绍苏联的单行本70多种。总会电影放映队曾赴25个市、县、蒙旗放映有关苏联的电影591场次，图片巡回展览队也分赴各地举办展览会，观众达140多万人。仅东北中苏友协一年就放映电影868场次，观众近230万人次。举办宣传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的各种专题讲演和讲座也是友协开展的重要活动。就上海、北京等10个城市的统计，讲演和讲座共举办185次，听众达31万多人次。此外，各地还通过幻灯、洋片、屋顶广播、文化棚、秧歌、短剧、鼓词等形式进行多种多样的活动，以加强对苏联的认识，增进中苏友谊。[67]为了进一步利用中苏友协这种社会团体促进对苏友好和向苏联学习，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委宣传部应将中苏友协的工作正式列入自己的业务范围。“由中央局直至县委各级宣传部，均应指定一人专管友协工作，最好由宣传部的副部长、处长或县委宣传部的科长担任所属友协的实际负责人”。[68] 中苏友协由此具有了半官方性质，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如同妇联和共青团，成为中国国家单位中不可或缺的机构之一。[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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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沈秉镇副教育长在中苏友好协会新生公学北京分会成立大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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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直到1952年下半年，在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社会阶层当中，崇美、亲美和轻视苏联、怀疑苏联的思想情绪仍然很严重。[70]在这种情绪中，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中苏友好月”宣传活动，多数流于形式，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这一点从新华社内部报道的标题中便一目了然：《上海市中苏友好月活动陷于僵局》，《东北各地干部对中苏友好月的意义认识不足》，《南京市工商界对中苏友好月活动极冷淡》，《汉口预章中学学生对苏联认识混乱》，等等。[71]在一般民众中，也有很多人对与苏友好和苏联援助持怀疑态度。如太原市民普遍提出：中国出兵援助朝鲜，苏联为什么不出兵？长春铁路本来就是中国的，为什么还强调无代价交还中国；苏联为什么要延期使用旅顺口基地？苏联专家在中国领取高额薪金，由谁来负担？[72]同样的看法在北京市民中也非常流行。[73]汉口某中学的学生向老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海参崴原是中国的地方，为什么要给苏联占去？开发西北石油、有色金属，为什么苏联要拿走50%？苏联的花布为什么在中国倾销？苏联力量强大，为什么不出兵朝鲜？对于这些问题，该校老师都不能解答。[74]新华社记者反映的昆明市各阶层民众的看法也具有代表性。在学生中30%以上的人对苏联给中国贷款还要利息不满，认为苏联向中国提供商品货物也是要在中国发展市场，还对苏联延长使用旅大及与中国合作开采新疆石油提出疑问。工商界及民主人士则认为：抗日战争时美国对中国有很大援助，苏联是到战争要结束时才出兵的；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接管东北就是为了运走那里的机器；苏联以和平的政策作为实现侵略的手段；苏联只有经济民主，没有政治民主；苏联援助中国是想在中国得到一些好处。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应该中立和自力更生，而不应该“一边倒”。[75]对此，天津、河北高等学校教师中有一个最典型的说法：“毛主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惜刚站起来又倒下了。”还有不少人把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同等看待，说过去在中国有日本顾问、德国顾问、美国顾问，现在又来了苏联专家。新华社记者报告说，虽然目前没有人公开反苏，但“不必亲苏”的说法还是很普遍的。[76]显而易见，这种情绪很难面对即将到来的苏联援助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经济建设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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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种思想认识和情绪，已经影响到对苏联顾问和专家的态度。如鞍山钢铁厂聘请苏联专家两年来，企业面貌有了很大改进，但仍有144项合理建议未被采纳，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领导不重视，长期搁置；二是操作人员思想保守，习惯于旧方法，无法贯彻。[77]国营华中钢铁公司大冶钢厂1953年生产的钢材废品率达10%，其中有很多品种的特殊钢材几乎全部报废。据该厂技术监督科科长夏宗琦称：关键问题在于生产过程中没有认真贯彻苏联专家建议。[78]另据报道，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的工程人员抵触苏联专家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这种情绪在有一些实际工作经验的老干部、老工程师和老工人中间尤为明显”。[79]李锐曾在日记中总结了水电总局1951～1952年对苏联专家态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诸如向专家征求意见不主动；遇到一点儿小问题就找专家，而有大问题却不向专家咨询；对专家的建议没有反应；对专家的工作没有计划安排；没有系统地向专家介绍情况；等等。[80]军队系统在向苏联专家学习方面也存在着严重问题，尤其是技术兵种。如在海军就有不少技术人员认为，英美的海军比苏联强，科技比苏联发达，甚至提出应该在政治上学苏联，在技术上学英美。[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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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些现象在经济恢复时期尚能容忍的话，那么到了将要全面开始经济建设的时候就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了。问题的严重性使得毛泽东不得不亲自站出来讲话。1952年10月20日，针对军委总干部部苏联顾问卡苏林对中方工作提出的批评性意见，毛泽东指示总干部部召开负责干部座谈会，征求苏联顾问的意见，并进行检讨。[82]11月11日毛泽东又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83]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讲话虽然粗暴一些，但意思完全相同。他在同年12月24日全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严厉指责那些故步自封、知识浅薄而不愿向苏联专家学习的人说：“应当大喝一声，告诉他们，革命的历史总是向前的，是任何人拖不住，挡不了的。或者很快赶上来跟大家一起前进，或者就请滚开！”[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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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毛泽东的要求，各军事部门对与苏联顾问的关系进行了一次普遍检讨。12月27日，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向彭德怀并毛泽东报告了与苏联顾问关系的检查结果，认为“我军干部机关是新建的组织，缺乏整个经验，向顾问学习苏军干部工作经验是基本的，否则不能前进，但在实行的步骤上及某些组织形式要照顾我军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于次日批示：“这个报告可发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和军事学校（有顾问）首长们参考。希望各部门都照这样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顾问同志。”[85]12月31日，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提交了一份综合报告。报告说，从已报来的材料看，各单位和顾问的关系基本上是融洽的，遇事均同顾问商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思想上对“争取顾问帮助”、“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认识不深刻，行动上对顾问有不够尊重的表现。各单位提出的今后改进意见主要有：各部门、各兵种的党委会议，以及有关布置工作、检查工作较为重要的会议，吸收顾问或首席顾问参加；首长及部门的负责人，定期向顾问介绍我军情况及本身工作情况，并向顾问征求意见等。第二天，毛泽东以“关于各军事部门与顾问的关系的总结”为题将这个报告转发军事系统一切有苏联顾问的单位，还加了批语：“继续团结所有顾问，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毛泽东还要求：“凡未送检讨报告者，应速送来。嗣后每年检讨二次”。[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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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现代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更急需的是实现经济现代化。为了真正把苏联的经验和技术学到手，更好地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的思想教育，开展大规模向苏联学习的运动。于是，1952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全党高级干部组织学习斯大林的新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因为这本书“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一重要发展，对于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巨大指导意义”。[87]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发出通报说，全国学习联共（布）十九大文件和斯大林著作的高级干部达12707人，“参加人数之多，是高级干部理论学习从来未有的现象”。与此同时，政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所有的企业单位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又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专门讲了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他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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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工人群众、农民群众，他们中间都有一些人是有抵触的。他们应该懂得，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请他们的顾问来，派我们的留学生去，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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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向苏联学习的高潮，大概就是源于毛泽东的这次讲话。4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向全党发出指示，规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在1953年7月到1954年12月的一年半时间内，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到第十二章，以及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89]8月26日，毛泽东又在给军事工程学院题写的训词中说：“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顾问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顾问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90]至于苏联顾问和专家当时在中国的地位，有一个故事很有代表性：几位来自鞍钢的苏联专家到北京旅游，他们一路打听毛泽东的住所，便来到中南海。凭借由中国政府发给他们的小红本（身份证），这几位专家不仅顺利地进入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而且当他们提出想同毛泽东聊一聊后，竟然轻易地得到应允，毛泽东在家里接见了他们。[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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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苏联专家、顾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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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如此重视和反复强调向苏联学习的问题？原因很简单，主要就是因为此时中国开始制定和准备实行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了，而中共对于计划经济为何物则全然不知。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重工业、银行、统计、计划，“因为我们完全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92]不懂，当然要学。应该说，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时候，便开始了斯大林模式的移植过程。[93]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开始酝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情况的汇报。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构想。毛泽东的提法是：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94]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的《共同纲领》规定，新民主主义是建国的政治基础，未来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周恩来当时解释说，共同纲领就是要“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95]这两种说法的含义有所不同，一个是先搞10～15年的新民主主义，然后才开始搞社会主义；另一个是现在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10～15年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当然知道其中的差别和变化，所以委托刘少奇去苏联出席联共（布）十九大时就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表示同意中共的想法，但强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并指出不能实行土地国有化，不要急于消灭富农。[96]无论如何，得到斯大林的首肯，加上对中国情况的摸底，毛泽东便在1953年6月1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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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讲得非常清楚：“苏联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先生，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就是我们现在和将来所要走的道路。”[98]苏联社会主义的光辉现实即将成为中国的美好前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中国大地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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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下属单位和企业在学习苏联中存在的问题，各地领导机构纷纷组织调查并给以指导，甚至由中共中央出面向全党和全国发出指示，强调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1953年5月和7月，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上两次报道了黄石市大冶钢厂因不尊重苏联专家意见而出现大量废品，以及苏联专家对这种做法提出批评的情况。[99]中共中南局了解情况后，很快派出了工作组，帮助大冶钢厂在领导上、管理上、技术上坚决转变忽视专家意见的状况，指令该厂把实现苏联专家的建议作为今后，特别是最近几个月的中心工作，并提议把苏联专家的建议编成本厂的技术措施计划，动员全厂，保证实施。8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南局的指示，要求凡有苏联专家协助工作的地区、部门、企业及学校，均应立即认真检查与苏联专家合作及向苏联专家学习的情况，严肃批判那些不正确的思想和态度，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将检查结果向中央做一次专题报告。[100]同年8月7日的《内部参考》又刊登了天津钢厂不认真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消息。[101]不久，天津市委也向华北局和中央报告，在天津，苏联专家到钢厂最早，人员也最多，但该厂在贯彻苏联专家建议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专家工作无人负责，专家的建议也不记录，特别是一些技术干部一贯轻视、怀疑甚至抗拒苏联专家的建议，并以敷衍、欺骗的恶劣做法对付苏联专家，以致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也使生产遭到严重损失。报告指出，保证苏联专家建议认真、正确地贯彻，是一件长期细致的工作，是一个与保守落后和资本主义思想斗争的过程。天津市委拟召开全市工程技术人员大会，对钢厂的错误展开批评讨论，以示教育。中共中央当天便批转了这一报告，指示全国各地和各部门党委“认真地检查一次贯彻苏联专家建议的执行情况，并把贯彻和推广苏联专家建议作为深入增产节约运动、完成国家计划、搞好经济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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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区还把学习苏联专家纳入了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运动的轨道，以推进这项工作的开展。如1953年7月，天津市委在总结两年来贯彻苏联专家建议的经验的报告中写道：“必须在党内外干部、工人群众中广泛深入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必须把贯彻苏联专家建议、推广苏联先进经验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当成党、政、工、团的政治任务”，以及发展生产的“重要方法”和“发动竞赛的中心内容”。[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