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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该确定1951年2月1日贷款的数额。关于这一数额，《外交史》说是9.86亿卢布，《经贸史》说1951年2月贷款为19.161亿，不过这是将折扣的9.297亿计算在内了。[123]减去折扣，恰好也是9.86亿。但《经贸史》在另一处又称1951年的贷款是19.269亿。这就使人想到，1951年的贷款可能不止2月1日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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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1日的军事贷款协定是由周恩来和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签订的，当时确定的数额为12.35亿卢布。1953年12月3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函中说，我国政府将于1954年至1963年间偿还苏联五项贷款，金额总计为40.08亿卢布。[124]其中橡胶贷款已经确定缩减，而1951年2月1日贷款仍然是按协定数额12.35亿卢布计算的。1954年1月31日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要求对这笔贷款的使用情况进行清算。3月下旬，中苏双方草签了关于结束使用抗美援朝军事贷款的议定书。4月13日周恩来的批示中有这样一段话：2月1日贷款最后核算只用了19亿多卢布，未使用2.4亿多卢布，苏方提议取消，因朝战已停，只好同意。因此，欠款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共为9.8亿多卢布。[125]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周恩来这段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话。综合上述材料，可以做出如下判断：2月1日协定贷款数额12.35亿卢布，实际使用9.86亿卢布，剩余2.4亿多卢布由苏联收回。但苏联清算时确定贷款实际使用为19亿多卢布，很可能是将1951年内的所有贷款计算在内了，而周恩来批示中所说“只用了19亿多卢布”则只是针对1951年2月1日贷款数额而言的，不过是把实际使用9.8亿多卢布与折扣9亿多卢布相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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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情况可以断定，既然中苏双方对1951年2月1日的贷款数额9.86亿卢布没有异议，那么问题就在于，除此之外1951年是否还有其他的贷款。根据查阅《周恩来年谱》和近几年俄国解密档案的结果，1951年中国的确还向苏联提出了补充贷款的要求，而且苏联方面也确实提供了这些贷款。即除2月1日贷款外，还有4月10日一笔补充贷款和9月12日斯大林电报追加的一笔贷款。这后两次补充贷款的数额，已知9月12日追加了6亿卢布，而4月10日补充的贷款，根据苏方提出1951年贷款总计19.269亿卢布，减去2月1日的9.86亿卢布，再减去9月12日的6亿卢布，应为3.4亿卢布。[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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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计算的结果，19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应为13笔，而不是11笔，总金额大约是66亿旧卢布，而不是56.76亿卢布。中方少算的两笔贷款，并非如斯拉德科夫斯基所说，是没有将苏联转让中苏合营公司股份的贷款计算在内，[127]而是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原因恐怕在于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协议，而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当然，如果计算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全部贷款，还要加上1961年的蔗糖贷款。1961年3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经商议中国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合14.6亿旧卢布）。[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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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些贷款中究竟有多少是经济贷款，有多少是军事贷款，在军事贷款中又有多少属于抗美援朝的贷款呢？由于统计方法不同，或核算缺项，各种材料提供的说法也是大相径庭。这里有必要加以详细计算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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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外交史》提供的数字和分类计算，在贷款总额中，军事贷款占73%，经济贷款占23%，此外，仅抗美援朝贷款就占贷款总额的60%。[129]另有著作计算的结果是：军事贷款占76.1%，经济贷款占23.9%。[130]显然，上述计算都是根据贷款协定的条文确定贷款用途的，但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苏联贷款的实际使用情况与协定条文已经相去甚远了。根据笔者综合各方面资料分析的结果，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贷款应为62.88亿卢布，占1950年代全部贷款的95%。其中抗美援朝贷款应为1950年贷款的基本数额和1951年贷款的数额，再加上60个步兵师装备贷款的部分数额，总计大约是32亿旧卢布。[131]这个数字与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报告的1950～1953年由苏联进口的特殊订货共计31.948亿卢布（结汇数字）基本吻合。[132]因此，抗美援朝贷款在贷款总数中所占比例也不是《外交史》计算的60%以上，而是大约48%。至于经济贷款，如果不算1961年的3.296新卢布蔗糖贷款，那么还不到3.3亿旧卢布。根据上述分析和考察，列表5-4如下，鉴于苏方材料使用的是新卢布，且相应的具体数字与中方材料相差无几，故此表基本采用中方材料提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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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1950年代苏联给中国贷款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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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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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133]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134]至于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的事情，笔者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按照毛泽东的性格，他是不会让人追上门来要债的。提前偿还苏联的贷款和欠账，很可能是中国方面主动为之。1964年1月5日，毛泽东与日本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时说：在贷款方面，现在苏联不仅不逼我们，还怕我们还债还得太早。现在只有6%的债未还清。[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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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考察说明，中国向苏联贷款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发展军事工业和购买武器装备，以加强国防力量。就经济建设本身来说，此期苏联援助的主要方式是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工业企业，通过提供成套设备和图纸资料等方式向中国进行技术转移，帮助中国制定科学远景规划和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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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究竟帮助中国建设了多少工业项目，至今也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各种统计资料说法不一，其困难主要在于很多项目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有的合并，有的撤销，有的修改，特别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在1955～1958年出现了“冒进”、“反冒进”、“大跃进”几次反复，对于苏联援建项目的需求也不断改变，有的撤销项目后来又增补，有的新加项目后来又取消，以至中苏双方不得不两次专门对援建项目进行清理。此外，苏联援建的很多项目属军工企业，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详细资料。根据已经掌握的史料可知，1950年代中苏正式签订合同或协定的新建、改建或扩建的工业项目，在斯大林时期确定的有1950年2月14日的50个，1953年5月15日的91个。这些项目真正开始执行是在赫鲁晓夫时期。此后又通过签订协定确定的项目有：1954年10月12日的15个（至此共“156项”），1955年3月28日的16个和个别协议2个，1956年4月7日的55个，1956年9月7日的12个，以上共计241个。除去重复计算和已经撤销的23个，共218个。此外尚有非工业项目9个，合计227个。其中“一五”计划完成68个，留到“二五”计划续建或有待处理的159个。[136]“二五”计划期间协议援建项目有：1958年8月8日的47个，1959年2月7日的78个，共计125个。[137]这样，按照中方原有的资料统计，在1960年赫鲁晓夫撕毁合同之前，苏联援建的协议工业项目总计为366个（实际完成和开始执行的343个），其中包括一些非工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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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8月苏联撤退专家，导致很多正在援建的项目停工甚至下马。以后，中苏关系稍有缓和。1961年6月19日中苏双方清理了过去双方签订的苏联援建和扩建工业企业的各项协定和有关文件，确定1950年代苏联的援建工程按协定共有304个成套项目和64个车间、研究所及装置。304个成套项目包括：冶金工业46项，电站52项，石油工业11项，化学工业19项，民用机械工业47项，国防工业87项，煤炭工业30项，以及建工、林业、轻工、纺织、商业、广播等12项。64个个别项目包括：列车电站33个，锅驼机电站4个，柴油机电站2个，天然气加气站1个，炮弹装配站1个，无线电研究所4个，15瓩短波无线电发射台4个，船用电机车间1个等。在304个成套项目中，已经完成的为120个，基本完成的为29个，撤销的为89个（其中29个项目苏方已交付大约30%的设备），其余66个项目中的64项已签订新协定，2项另行商定。在64个车间、研究所和装置中，已经完成的有29个，撤销的35个（其中4个研究所已交付部分设备）。[138]同日，签署了关于苏联在技术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66个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的协定，其中包括鞍钢、武钢、包钢、太钢等重点钢铁企业，以及化学、石油、机械制造、国防企业和电站。[139]由此可以大致判断，在1960年苏联撤退专家前，已经完成和基本完成的援建项目149个，车间、研究所和装置29个，1961年6月中苏关系缓和时又确定（或继续）的项目66个。关于这66个项目，由于国内整个经济状况处于紊乱和萧条之中，中国政府于1961年9月决定推迟两年交付，到1964年再议。1962年5月13日，双方就此签订了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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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的统计资料，1963～1965年间施工建设的大中型工业项目有1097个，其中建成投产的有243个，包括十大钢铁企业、一批重要有色金属冶炼厂、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140]此外，有资料显示，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苏联还在继续执行援建项目的协定。在1963～1966年间，苏联按照1958年和1961年的协定，向中国提供了基本建设方案2816套，机器和设备草图21958套。此外，50年代还有一些援建项目未列入上述协定，如1953年5月15日以协定形式确定的35个军工企业。[141]另有资料表明，在“156项”之外，1955年以前列入两国协定的苏联援建项目至少还有哈尔滨亚麻厂、新疆乌鲁木齐汽车修理厂、辽宁本溪热电站、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南京肉类联合加工厂、北京自动电话交换机厂以及北京广播大厦的主要通讯设备。[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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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对中国的工业项目援助规模是巨大的。按照李富春的话说：“苏联对我国建设的援助是全面的和系统的。苏联援助我们建设的156个工业单位，从在勘察地赞同，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供应设备，指导建设安装和开工运罢，供应新种类产品的技术资料，一直到指导新产品的制造等等，总之是从头到尾全面地给予援助。苏联提供的设计，广泛地采用了最新的技术成就，苏联给我们的设备，都是第一流的、最先进的。”[143]毛泽东则称之为“历史上的创举”。[144]苏联帮助设计的单位在五年内的投资是110亿元，占工业部门基本建设投资248.5亿元的44.3%。同时，直接配合这些建设单位的，还有143个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五年内对这些建设单位的投资是18亿元，占工业部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7.2%。两项合计共占51.5%。[145]正是因为有了苏联的援助，中国才能豪迈地宣布：到1959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新建和改建的141项巨大企业全部建成并开工后，“我国的工业化将获得一个稳固的基础”。[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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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计划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工业项目援助，即1958年8月和1959年2月两个协定确定的项目，虽然数量不如“一五”计划多，但比之规模更大，技术更先进。对比“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中苏协定援建项目几个主要工业产品的设计能力，情况如下：钢分别为647.5万吨（实际已达905万吨）和2130万吨，铝分别为3万吨和70万吨，发电设备分别为232.75万瓩和775万瓩（外加三门峡电站单独协议的56万瓩），采煤分别为1110万吨和3850万吨，炼油分别为100万吨和600万吨。由此可见，就设计能力而言，与“一五”计划相比，苏联在“二五”计划期间的对华援助在这些主要产品上，都翻了两番以上。[147]据最近披露的统计数字，至1959年底，中国向国外订购的成套设备共415个项目，158个个别项目和设备订货，约值人民币191.97亿元。其中苏联项目304个，个别项目和设备订货65个，约值人民币158.97亿元，占总数的82.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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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应成套工业设备的同时，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技术资料及相关帮助也是十分可观的。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援助总数的一半给予了中国。1954～1957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4261个教学大纲、4587项工业制品的国家标准，并按优惠出口价格为中国设计和制造了221个仪器、设施、设备样品。[149]根据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大量科学技术文件和设备图纸，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总计提供整套技术设计文件80000套，基本建设方案9039套，机器和设备草图31667套，整套技术文件8550套，整套部门技术文件28982套，其中“二五”计划期间提供的分别为60329套、6564套、24146套、6747套、21120套。[150]可见，同援建项目同步，“二五”计划期间苏联提供的科学技术资料的数量也比“一五”计划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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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援建项目的成套设备、工艺资料和其他技术资料，苏联直接向中国提供了重型机器设备、机床、量具刃具、动力设备、发电设备、矿山机械、采油设备、炼油设备、汽车、履带式拖拉机、仪表、轴承、开关、整流器、胶片、重型火炮、坦克、坦克发动机、米格喷气式战斗机、飞机发动机、火箭等产品的设计及其制造技术，以及合金钢、石油产品等加工技术。另外，还通过科学技术合作和其他渠道向中国提供了机床、汽车、拖拉机、动力机械、铁路机车、电工器材、兵器等产品的设计或制造工艺资料。其中，大多数产品的类型和规格是中国过去没有的。[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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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1951年到1958年，中国向苏联派出实习生7154人（不包括二机部派出的原子能工业实习人员），还有6500名中国留学生在苏联高等学校毕业。[152]1954～1961年，苏联向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赠送的科技图书共253395册（套）。[153]这些帮助对于中国经济建设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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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力的发展看，到1960年，苏联帮助建成投产的企业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为：生铁870万吨，钢840万吨，钢材650万吨，煤1720万吨，洗煤750万吨，铝3.8万吨，合成氨15万吨，硫酸25万吨，重型机器制造产品6万吨，矿山设备2万吨，石油加工和化学工业设备4万吨，汽轮机和水轮机170万瓩，发电机60万瓩，拖拉机（标准单位）42000台，载重汽车3万辆，金属切削机床3700台，发电机组容量390万瓩。这些产品在中国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为：生铁30%，钢约40%，钢材50%以上，载重汽车80%，拖拉机90%以上，合成氨30%，发电量25%，汽轮机和水轮机55%，发电机约20%，铝25%，重型机床10%以上，等等。[154]如果加上此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项目，50年代引进设备（装置）投产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在中国基建新增生产能力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生铁35%，钢42%，钢材58%，铜21%，钨34%，原煤13%，合成氨45%，发电机组容量45%。[155]这些数字毋庸置疑地表明，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在50年代中国工业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对于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建立起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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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主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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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康生、何香凝（女）、滕代远、柯热夫尼哥夫、于立群（女）、王任重、李富春、张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