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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规模的援助，对于苏联当时的经济实力来说，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有俄国学者算过这样一笔账：根据俄国档案记载的数字，苏联援华建设项目的出口总值为94.09亿卢布，其中设备出口值83.94亿卢布，技术援助出口值10.15亿。这笔资金约占1959年苏联国民收入的7.7%，当时在苏联可以修建268万套公寓，在很大程度上为国内城镇居民解决困扰已久的住房问题。[156]应该说，苏联为帮助中国经济发展，付出是巨大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自1958年中苏之间产生分歧以后，苏联在向中国提供成套设备援助方面，逐步发生了一些变化。按照中国国家计委的说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限制中国国防尖端工业的发展，如阻挠空气动力研究院的建立，推迟727电子引信厂的设计，拖延922半自动防空警戒指挥系统制造厂的设计和设备交付等；不按成套设备交货，如112飞机制造厂、172轰炸机制造厂、420发动机制造厂、飞机雷达厂和航空无线电仪表厂等项目配套所必需的1000多万卢布的设备和仪表，硬从成套设备中划出，要中方另向苏联作为军事订货提出；关键设备长期不交货，如保定电影胶片厂、一机部所属9个工厂和三机部所属743炮弹厂的关键设备长期拖延不交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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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科技方面对中国援助的一个显著成果，就是《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12年科学规划”）的提出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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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问题，最早就是由苏联顾问提出来的。1955年1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柯夫达草拟了《关于规划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些办法》，建议中方组织规划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编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以解决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规划中提出的最重要问题。2月12日和4月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和郭沫若先后向周恩来和陈毅报告了柯夫达的建议，提出组建“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规划委员会”。[157]4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科学院党组的报告。刘少奇在总结时认为，柯夫达的建议很重要，值得重视，并责成计委、科学院和有关部门提出如何实现这些建议的意见，再提交中央讨论解决。[158]9月15日，中国科学院第39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制订中国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的指示》。1956年1月23日至2月11日，在苏联顾问拉扎连柯的帮助下，三个学部和学术秘书处组织了360名科学家，拟订出科学院远景规划初稿，从而为国家制定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打下了基础。[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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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提出了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动议。他在写给国务院各有关办公室和各个党组书记的信中提出，要像规划工业建设中的156项那样来确定迅速发展中国主要学科和重大专题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并提出了制定科学技术规划的初步思路和要求，以及项目、人才、国际合作计划和其他重要措施等四项内容。[160]1月14日，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宣布，国务院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定出从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16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陈毅任主任，李富春、薄一波、郭沫若、李四光任副主任，张劲夫任秘书长。[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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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的具体制定自然也离不开苏联的帮助，实际上，苏联专家和学者的意见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2月10日，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说，中国科学家正在拟制科学发展的长期规划，“希望苏联科学家在这个工作中给予他们直接的帮助”。按照拉扎连柯的建议，周恩来提出拟请机械数学、电子学、半导体物理、自动控制与远程操纵、无线电工学等16门学科的科学家来中国短期讲学和帮助进行拟制规划的工作，因为“这16门学科都是中国科学界的主要的空白点或薄弱环节”。3月22日，尤金通知周恩来，苏联政府同意派出16位学者来中国。[163]29日，苏联科学家代表团一行18人来到中国。代表团中有7名院士，3名通讯院士，其余也都是所长、主任一级的科学博士。这些专家不仅水平很高，而且都是中国急需的。如一些新技术学科的规划，包括力学、电工、电子学、电真空学、精密机械、计算技术、水声学、半导体、自动控制、喷气发动机等，就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定的。拉扎连柯一再表示，苏联可以把从理论到工艺方法的科技成果都传授给中国。苏联有关方面指示，只要中方提出要求，苏联可以提供任何援助，包括可以派遣比已议定的名额多几倍的人员到苏联学习，中国可以从苏联得到所有的科学情报等。[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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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以不同形式参与过中国科学规划的制定和修改的苏联科学家远不止科学代表团和在华专家。根据俄国资料，“1956年，约有600名苏联学者（其中60人在中国工作长达2～3个月）和近500个苏联科学和设计机关、学院参与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12年规划的制定和修改”。苏联学者和专家对远景规划草案及其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阐述，写出的俄文报告长达15000页。中国还经常派科学代表团和专家学者去苏联，“仅1956年一年，中国学者就参加了15次苏联科学院召开的会议”。[165]对于苏联的这些帮助，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言称赞说：“这在中苏两国科学家之间的创造性的合作上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纪程碑”。[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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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比原计划延长3个月），在中国23个单位、787名科学家的参与和苏联专家学者的帮助下，终于编制出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规划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方法是既“密切结合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又对基础理论研究予以重视，并尽可能地参考世界科学最新水平和发展趋势。1956年8月下旬，陈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对自然科学方面的科学规划工作做了总结性的讨论。科学规划文件包括《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及4个附件，共600余万字。规划确定了中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并从中综合提出12个重点项目，指出了各门学科的发展方向，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画出了轮廓，做出了初步的安排。[167]规划还确定了6项“紧急措施”，当时公布的有4项：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程操纵技术。还有两项绝密任务：原子弹和导弹。这6项构成了当时中国发展尖端科技的关键性措施。[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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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2月20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将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发给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人民委员会征求意见，同时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希望批转国务院各部委和各地方党委，以示重视。2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将纲要（修正草案）作为“国家的重要规划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地区注意研究和汇报。[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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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科学远景规划，大大推动了“向科学进军”的进程。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已经制订，并且已经作为试行草案，付诸实施。”[170]从科研成果看，规划任务的实现，解决了“二五”计划和“三五”计划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批科技问题，填补了科学研究中一些重大空白，加强了某些重要的基础学科，发展了大批新兴科学技术。如李四光领导的地质科学队伍，揭示了中国原油储藏的广阔前景，并相继发现了大庆、大港、胜利等大油田，使中国在1963年基本实现石油自给，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又如在原子能和火箭技术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突破，由于实行了寻求苏联援助和自力更生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中苏交恶、苏联拒绝援助的情况下，中国科学家依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1964年10月）和发射了自行设计制造的导弹（1966年10月）。[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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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规模，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取决于苏联对华援助的规模，以及能否如期提供设计方案，供应物资和设备。中国的“一五”计划完全是依靠苏联专家的帮助制订的，工业化建设也是以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为中心展开的。“二五”计划草案虽然是中国自主编制的，但依然离不开苏联的技术帮助和指导。特别是因为在“二五”计划的工业项目中，许多骨干工程还是苏联设计和指导实施的，这里不仅有相当一部分是“一五”计划期间开工而顺延至“二五”计划期间的，还有大量中国新增加的项目。因此，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二五”计划将征得苏联的同意，并与苏联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相协调。[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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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初，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出席苏联和东欧八党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派李富春、张闻天、黄克诚三人前往。周恩来为此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信说，派遣“富春同志去，对商定我们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规模和速度有好处”。1月4日，李富春一行出访苏联，征询对中国远景计划和“二五”计划的意见。他们同时还带去两项具体任务：提出请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的188项建设项目；请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的远景规划和创立提供帮助。行前，周恩来两次致信李富春，指出这些都是作为“初步方案”向苏联和其他有关兄弟国家提出或者“试行提出”，“看他们如何反应”。2月6日，李富春回国后向周恩来报告了莫斯科之行的情况，没有提到苏联方面对“二五”计划的意见。[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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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1956年1月，正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已经对“二五”计划中存在的某些具体问题提出了倾向性意见。如在核编综合财政计划时，专家伊里因指出，按照苏联的经验，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应由计委基本建设计划局审核，各项费用由财政金融局审核。他特别提出，财政金融局应该主动些。“要估计到如果基本建设规模及其他支出计划过大，以至于不胜任时，那不仅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认为，“二五”综合财政计划总的来看“存在着很大的财政差额”，应“严格地审核”。在莫斯科的苏联财政局局长杜齐诺夫讲得更为直接，他指出：财政计划规定利润收入1417亿元，是“一五”计划的3倍，“这个指标偏高了”。“重工业部新企业投入生产的第一年利润率为老企业的40%，第二年为70%，这种计算有很大的假设性，因而不能将其运用到五年计划中”。按照中国的计算方法，石油部“二五”计划“利润增加到8倍，而生产增加到5倍，这是不正确的”。此外，在财政计划中没有考虑作为国家后备部分的预留费用，在信贷计划中只靠居民存款增加国民经济的信贷基金而没有考虑预算资金等。[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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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苏联没有对“二五”计划草案提出总体性意见，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个计划的制订与苏联援助的新项目有直接关系，在项目谈判没有完成之前，很多具体指标无法确定，苏联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巴乌金在发言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二是中国的“二五”计划草案尚未完备。李富春回国后，3月29日国家计委办公厅下发了文件说，在华苏联专家组的书面意见认为，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初步方案，其中缺少很多指标，还有不少指标将有重大变化”，因此只能就“任务、方针的提法和文件的结构提出我们的意见”。[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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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8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率领政府代表团访华。这次访问主要是通报苏共二十大的情况，同时也商谈一些对华经济援助问题。访问期间，双方签订了两项协议：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55项新的工业企业协定，作为正在建设的156个项目的补充；关于修建从兰州到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上的阿克斗卡站的铁路和从1960年起组织这条铁路联运的协定，作为1954年10月12日关于中苏修建这条铁路协议的补充。这次接触仍然没有谈到中国“二五”计划的编制问题。5月，国家计委派人赴苏，说明对年初提出的188项委托苏方设计的建设项目的详细情况，以为双方正式会谈做准备。[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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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李富春出国前与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谈话，继续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这时，苏联专家提出了对“二五”计划指示草案的初步意见。阿尔希波夫很委婉地指出：“五年计划的生产和建设规模很大，在这个条件下，工业、农业和基本建设所采取的增长速度也是很高的。因此，希望对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某些问题进一步加以研究，这两个方面就是：寻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部分发展中的较正确的比例关系；使计划在设备、原料资源和物力、财力方面有更可靠的保证。”总的来讲，“五年计划各年的投资额分配得不够平衡”。经过初步计算，苏联专家认为1958年和1959年的投资要达到规定的增长速度，“在水泥和钢材方面恐怕没有保证，所以更有必要削减”，“其他几项指标的增长也不平衡”。阿尔希波夫还详细提出了对各项指标的意见，其中特别指出，希望各种经济作物的增长指标要从“现实性”出发；编制财政计划时“希望将收入规定得高于支出”；希望再检查一下“二五”计划期间拟进行建设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和其他部门的重大项目在原料资源，首先是地质储量方面是否有保证；等等。[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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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李富春率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再次访苏，继续就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同时与苏联就中国“二五”计划期间的援建项目进行谈判。会谈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是分组会谈，交换意见，然后由苏联方面综合对“二五”计划轮廓草案提出初步意见，并对请求的援助项目做出初步答复。李富春带去的是“二五”计划轮廓草案的第一方案，在交换意见时，李富春解释说，这个方案只是轮廓草案，还要再做修改，并提交中共八大会议审查，作为党的建议通过。李富春诚恳地说明这次来是征求“我们的老师”意见的，希望苏方帮助把“二五”计划编制好。苏方在第一阶段综合小组会谈中认为，这个轮廓草案是积极的，但是过于紧张，计划的根据还不够充分，在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例太高（占26%），成本降低也太多，财政收入不可靠，物资平衡上缺口多，某些技术经济指标定得太紧，实现计划的物资保证也不够充分。李富春带去的中国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方案中，原定在“二五”计划期间委托苏联设计项目是236项。经过各专业小组的谈判和协商，确定为217项。会谈时，苏联方面各部的态度一般是积极的，他们表示，可以承担设计并供应设备的项目约占项目总数的80%；其他20%的项目，主要靠中国自己，苏联和东欧各国给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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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李富春同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和第一副主席巴乌金会谈。巴乌金转达了苏联方面对中国“二五”计划草案的意见，他表示，对这个草案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和基本道路没有意见，但是感到这个计划相当紧张，对草案规定“二五”时期积累率由“一五”时期的22%提高到26%，同时还要使居民收入增加1/3表示怀疑；认为农业计划要超额完成是困难的，特别在农业的收获量方面；物资平衡方面有也很大差额，有些重要物资的平衡有赤字；基本建设投资比“一五”时期增加近两倍，这样的增长比例太大了。巴乌金建议减少基本建设的投资，并且首先从降低机器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和投资着手，以缓和整个计划的紧张情况。巴伊巴科夫主要谈了对中国请求苏联援助的答复，既表示要诚心诚意地援助中国，也解释了苏联在这方面存在的一定困难。李富春表示，计划指标过高，增长速度太快，基建投资过多，物资仍有缺口，这些问题此前中国党已着手解决。现在由苏联方面提出来，对中国党也有所裨益。尤其是苏联方面以自身的教训提醒要注意农业问题，更有启示作用。李富春表态说，除个别问题外，99%都同意苏联的意见。[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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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当时中共高层正在强调“反冒进”，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坚决主张压缩计划指标，而毛泽东则倾向于快速发展的方针。李富春带到莫斯科的，是在激进情绪下制订的“二五”计划第一方案（高指标），而此时周恩来在国内已经拿出了新方案（低指标）。[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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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二五”计划的宏大目标，苏联最高领导层也进行了讨论。俄国解密档案显示，8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二五”计划草案和苏联对中国的援建项目问题。根据会议记录，多数人认为中国的计划是不现实的，苏斯洛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等人提出，中国提出的增长“速度过快了”，“中国人的出发点是过快的、不现实的工业化速度”，“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做的结论也过高了”。至于说到对中国的援助，许多人感到苏联的负担过重。马林科夫认为，苏联对于中国“二五”计划所承担的义务过多，应该进行修改，并向中国人解释清楚。赫鲁晓夫也说：“我们答应这些要求之后会出现什么样情形，应该仔细计算清楚。过重的负担会给我们自己的经济造成损失。”会议批准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委托巴伊巴科夫将这封信连同苏联国家计委对中国“二五”计划指示草案的意见，一并交给李富春。信中指出，在这份文件中阐述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而苏联方面的技术援助，尤其是在提供设备方面，多数项目要从1961年开始供应，有的可以从1960年开始供应。[180]看来，毛泽东设想的高速度发展计划，不仅国务院主管人员和下属部门无法接受，而且已经超出了苏联提供援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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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已定于8月下旬召开七届七中全会，“二五”计划和报告亟待定稿，迫切需要了解苏联的意见和莫斯科商谈的结果。8月10日，周恩来致电李富春，要求计委副主任张玺提前回国。18日再电，要求李富春一行月底赶回，参加八大预备会议。22日，从莫斯科返回的张玺向周恩来汇报了同苏联政府谈判的情况。[181]9月3日 李富春回国，并带回了9月1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复信。[182]李富春后来报告说：这次谈判，我们提出的项目，苏共中央做了认真审查，尽最大努力也只能满足我们半数的要求。因为我们要他们援助的项目很多，占其国内生产的比例很大，原材料的供应能力不够，有些设备，苏联自己也满足不了国内需要。李富春颇为感慨地承认：通过这次谈判感到，我们原来提的计划和方案确实冒进了。[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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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意见是有分量的。苏联毕竟是老师，有长期的计划工作经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学苏联的，前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在苏联协助下编制而成的。更为重要的是，既然确知不可能从苏联那里得到期望得到的援助规模，“二五”计划就只能做相应的压缩。薄一波回忆说：“苏联的答复，对周总理主持修改的‘二五’计划草案被中央采纳起了有利的作用”。[184]另一方面，苏联的答复，使中国不能不减少对苏联援助的依赖。李富春在后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要特别注意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不能完全依赖外国。要加强我国的新产品设计工作，充分利用原有的落后设备，先搞起来，逐步提高。在技术方面，要重点突破。”[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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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经周恩来同张玺、薛暮桥等多次修改，形成《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修正稿）》。国务院最后敲定并提交中共中央的“二五”计划方案规定，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0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4800万担。这比1955年8月的最初设想略高，而比1956年初国家计委汇总上报的方案大为缩减。其中粮食指标减少1400亿斤，棉花减少2200万担。薄一波后来指出，这个方案比较扎实。[186]经过几次反复和周折，国务院提交的“二五”计划方案，终于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一直坚持高指标的方案，只是因为莫斯科的表态，他才不再做声了。9月13日9时30分，毛泽东对周恩来送交的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报告批示：“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11时又批示：“你的报告全文很好。”还特意在报告上加了一句：“对苏联和各国专家对我国帮助的功绩提一二句为好。”[187]至此，《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最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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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毛泽东的内心并不满意。在不久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他再次提出要克服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右倾保守情绪。很快，随着“大跃进”浪潮的到来，周恩来的“反冒进”方针成了批判的靶子。[188]结果，不仅“二五”计划在“大跃进”中成为一张废纸，苏联专家也成为毛泽东发泄不满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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