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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的真诚帮助，中国领导人心中是有数的。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但那只是就经济建设的方式和方法而言，丝毫没有涉及对中苏关系的看法。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后，确实在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对苏联理论和经验的质疑，甚至有对苏联专家不尊重的表现。对此，苏联方面也有所察觉。[218]中共中央立即出面纠正这种偏差。中宣部于1956年6月20日召开了一次文教部门负责人会议，部长陆定一在会上强调指出：“学习苏联是完全必要的，一定要学”，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如果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出现问题，“应该归咎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而不应把责任完全推到苏联同志身上”。7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陆定一的报告，要求凡聘有苏联专家的单位，“参照中央宣传部的报告进行一次研究，如有问题应迅速加以解决”。[219]1957年2月25日国务院也向全国批转了外国专家局的报告，强调“向苏联学习，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我们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的时候，决不应当产生任何轻视苏联经验的错误思想”。[220]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的亲密关系与合作更进一步向政治和外交领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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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为在华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经常被邀请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1951年奉召回国时，斯大林对他说：看来，您不必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因为“这会使中国人难堪，一个受过压迫的民族对这类事是非常敏感的”。返回北京后，阿尔希波夫再未出席过中国政府的会议，但中国人还是继续发给他政府会议的文件。阿尔希波夫还回忆说，由于向中国的供货严重拖期，斯大林一次就下令撤销了十几位部长和副部长的职。见阿尔希波夫《中苏关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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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10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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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部参考》1952年9月30日，第455～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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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1995，第227页。笔者1968～1969年曾在旅顺土城子海军机场服兵役，听当地农民说过这种情况。另外，2001年9月21日大连造船厂厂史办公室主任徐金成接受笔者采访时也有同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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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内部参考》1952年11月10日，第118～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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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苏联的历史上，担任政府职务被看作权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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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斯大林死后苏联党内的斗争情况，近年俄国学者披露了大量档案文献，可参见Зубкова Е.Ю. Маленков и Хрущев：лич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ке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5，№4，c.103-115；Наумов В.П. Борьба Н.С.Хруще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с.10-31；Наумов В.П.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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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98，№5，c.17-39；Медведев Ж.А. Секретный наследник Сталин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7，c.9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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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赫鲁晓夫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看到加强中苏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很可能是想借助中共的帮助来谋取和巩固他在苏联党内的地位。这一点，到苏共二十大以后就明显地表露出来。也有学者猜测，是苏联新领导人试图取悦于毛泽东，以避免中共走上铁托的道路。见阿尔兰·梅里克塞托夫、亚历山大·潘佐夫《论中国的斯大林化》，姚昱译，《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辑（2006年春季号），第157～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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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波斯佩洛夫给赫鲁晓夫的报告》（1953年12月16日），РГАНИ，ф.5，оп.30，д.35，л.19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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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波斯佩洛夫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的报告》（1953年12月23日），РГАНИ，ф.5，оп.30，д.35，л.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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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详见《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9月3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54-72，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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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Коваль К.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с.107-108.该文作者科瓦利是苏联对外贸易部主管对外经济联络的副部长。科瓦利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谈判拖延的责任的确主要在中方。早在1952年1月，上任不久的驻苏大使张闻天就致电周恩来和毛泽东，谈到与苏联谈判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商务代表团给国内的请示电报很久得不到答复，二是我方在谈判中多变，委托设计和订货时又挑三拣四。（《张闻天年谱》，第925页）但科瓦利也有记忆的错误：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谈是在1952年9月，而不是1953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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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富春关于与苏联政府商谈对我国援助问题的报告》（1953年9月3日），《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第9～18页；《经济档案（1953～1957）·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359～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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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国家计委向中央的请示报告》（1954年4月17日），《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第21～24页。科瓦利本人及苏联外贸部工程技术管理局局长科雷巴诺夫、副部长郭维尔都曾到中国进行考察。见Ковал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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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1954年1月22日的电报说，由于中方正在考虑编制西北地区工业发展的远景计划，因此“不能及时确定委托苏联设计的企业的厂址及各厂的设计任务书”，“实际上推延了计划，使苏方无法按照两国政府协定所规定的期限来完成工作”。（《刘文稿》第6册，第49～50页）1954年2月17日国计委又要求苏联政府考虑对洛阳滚珠轴承厂、汽车制造厂等7家企业以及工业区外工程设计等技术援助事项进行适当补充和修改。见《国家计委向周恩来的请示报告》（1954年2月17日），《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第1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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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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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Ковал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с.1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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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349～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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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赫鲁晓夫给毛泽东的信》（1954年），《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第24～25页。后来苏联追加的5.2亿卢布军事贷款很可能与此有关。关于1950年代苏联对华贷款的详细情况，见沈志华《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8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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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有关措施的决议》（1954年，具体日期不详），《中苏关系俄档》第9卷，第2254～2255页。关于苏中友好协会，在1954年1月21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杰尼索夫提出，中国建立中苏友好协会已经四年，而苏联国内却没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与之交流、配合，外交部认为应该建立独立的苏中友好协会。（《杰尼索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4年1月21日），ЦХСД，ф.5，оп.28，д.185，л..6-10）但不知何故，苏中友好协会当时并未按照决议建立起来。1956年底苏联文化代表团访华后，作家鲍·波列伏依致信苏共中央，针对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苏友好协会活动的情况，建议苏联建立苏中友好协会。1957年3月14日苏共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委托驻华使馆和苏联对外友协筹备此项工作。（《波列伏依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11月26日；《苏共中央通报》，1957年3月14日；《文化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6月1日；АВПРФ，ф.05，оп.28，п.506，д.126，л.67-104）这样，直到1957年10月底苏中友好协会才建立起来。见《人民日报》1957年10月31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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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库尔久科夫给维辛斯基的请示》（1954年8月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3，д.40，л.4-5。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文件原件中，有人用笔将第一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一句改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目前尚无法判断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做的修改，但这无疑反映了文件授意者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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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据科瓦利回忆，这种想法很早就在赫鲁晓夫的个人计划之中了。见Ковал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с.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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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库尔久科夫给维辛斯基的请示》（1954年8月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3，д.40，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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