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96913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方针及其实质
1702896914
1702896915
对于苏共二十大的评价无疑是最有争议的历史话题之一，而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中苏论战时中共中央的看法。在1963年9月6日发表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文断言，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因为在这次会议上，苏共“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章指出，双方的分歧或苏共的错误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共认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和平过渡，“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3]这种盖棺定论的说法在很长一个时期成为中国历史叙事的主流，影响很深。[4]最近几年，关于苏共二十大及其对中苏关系影响的传统观点有了一些修正，比较客观全面了，但问题似乎还需要进一步说明。[5]
1702896916
1702896917
观点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仅就内容而言，把苏共二十大的主要精神归结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和平过渡”理论，既不准确，也不完整，因而很难对其实质做出正确和全面的判断。要回答苏共二十大的路线究竟是不是导致中苏两党分歧和中苏关系分裂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苏共二十大的主要内容及其实质进行概括。现在所有相关的历史文件几乎都已经公开，总括起来看，苏共二十大是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确与斯大林主持的十九大完全不同的新方针。应该指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问题，绝不是某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人民生活的需要。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党内活动和社会趋向预示了改革的基础，包括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内的苏共新领导人的措施反映了变革的必要。因此，其理论前提是客观存在的。
1702896918
1702896919
在对外政策方面，苏共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样一个新的思路。
1702896920
1702896921
苏联对外政策新理论的前提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当前时代的特点是帝国主义作为“无所不包的世界制度”已经瓦解，而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一国范围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由于掌握了核武器的秘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有道义的手段而且也有了“物质的手段来阻止侵略”。于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虽然继续有效，但“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核武器时代，未来的世界“不是和平共处，就是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看到，“历史已经把这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事实上，两个制度和平共处的原则“日益广泛地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它不仅是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也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主要的目的是消除战争的威胁和保卫全世界的和平”。同样由于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前景”。
1702896922
1702896923
依照列宁关于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不同形式的观点，苏共中央指出，“除了依照社会主义方针改造社会的苏维埃形式以外，还有人民民主的形式”，其中还特别提到中国实行私营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并逐步使其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的政策，认为中国“正在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许多独特的贡献”。因此，不应该“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从理论上讲，“这种过渡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制度革命式地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因而，任何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就是革命，激烈的程度有轻有重，然而都是各国人民进行的革命。人民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就是历史上最大的变革。”在右翼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越来越多地遭到破产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可以团结其他爱国力量通过议会斗争改变政权的性质，而在反动势力仍然强大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则只能伴随着“尖锐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重要的是，“无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如何，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是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首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没有这种领导就不可能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702896924
1702896925
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的胜利也不是通过武装干涉内政的办法，而是取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过和平竞赛的方式。“在和平竞赛中，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但不是通过“革命输出”，“不是用大炮和侵略，而是由于它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因此它能够保证人类达到比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大会通过的决议全面肯定了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理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是“一些根本的、带有原则性的、有关现代国际局势发展的问题，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6]
1702896926
1702896927
今天看来，苏共中央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这一整套方针和路线，应该说还是颇具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的，正如许多俄国学者现在认为的那样，“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成果首先是制定了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方针，而这个方针是与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本人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7]当然，这种具有内在逻辑的新思维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时局认识逐步成熟的结果。
1702896928
1702896929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新的国际格局就已经显示出来。由于战时合作而形成的国际关系重组，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各种机构为标志的统一国际体系相继建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趋向成熟，为修正苏联传统的对外政策创造了国际环境和基本条件。雅尔塔体系区别于凡尔赛体系的根本标志之一是建立了各大国认同的国际体系和平等的游戏规则，而莫斯科也是这种体系和规则的倡导人和缔造者。因此，斯大林逐渐地、下意识地从战略上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方式和安全观念。从战争后期到战后初期，解散共产国际这个对苏联外交已经不起作用的工具，以求得资本主义世界的谅解；强调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合作，表明苏联已经感受到其可以对世界命运发挥主体作用；推动欧洲各国及中国通过选举成立共产党与其他各党的联合政府，说明苏联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认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经验；最后，放弃世界革命的主张，如在伊朗、希腊和中国表现的那样，不再是推翻旧世界，而是要改造旧社会。所有这些政策的本质及其归宿就是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然而，因意识形态对立而产生的东西方之间的猜疑和敌对，因美苏各自的过度反应而采取的过激措施，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互动作用，终于使冷战思维成为双方政策的出发点，同美国一样，苏联也很快就回到了战前发展的老路。斯大林不仅在国内继续高唱军事共产主义的“凯歌”，进一步巩固标榜为苏联模式的经济制度，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而且重新调整了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在东欧各国推行苏联体制并建立起类似共产国际的情报局组织。欧洲的紧张局势随着柏林危机的爆发而加剧，朝鲜战争则把苏联与西方的对抗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并推至极限。[8]
1702896930
1702896931
斯大林的去世为苏联改变传统政策提供了机会。及时地劝说中国接受美国条件、结束朝鲜战争是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意图的第一次显示，也是克里姆林宫新主人集体做出的非斯大林化的第一次尝试。[9]1954年3月12日，马林科夫在对选民演说时宣称，朝鲜停战是国际紧张局势走向缓和的标志，“苏联政府坚持进一步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坚持牢固而持久的和平，坚决反对冷战政策，因为这个政策是一个准备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政策，而在拥有现代武器的条件下，这样一场战争将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毁灭”。苏联主张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经济竞赛”。[10]这种表述不仅在观点上，甚至在话语上，已经与斯大林所坚持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学说大相径庭了。由于党内继承权的斗争，马林科夫公开发表的惊人言论受到指责，并成为其被罢黜的理由之一。[11]但实际上，这个理论框架和思维逻辑是苏联新领导人普遍接受的。
1702896932
1702896933
苏联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新方针，一方面是基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对核武器发展及其后果有了明确认识的结果。[12]于是，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两年的时间里，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以实现与西方的缓和：提出苏联作为新成员加入北约的要求，采取主动措施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赞同奥地利中立并同意从那里撤退苏联占领军，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动的起义采取冷漠态度，积极推动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的外交谈判，主动提出裁减军队并单独实现裁军，向美国建议签署苏美友好与合作条约，等等。[13]在1956年1月30日主席团会议研究二十大工作总结报告草稿时，最集中讨论的就是议会道路、和平共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经过一番争论，所有人一致赞同报告的宗旨——和平，会议的结论是：“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寻求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但不是经过战争。”[14]尽管苏联的举动在美国没有立即看到积极反应，但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却是“深入人心”的。[15]确如美国情报专家分析的，“苏共二十大的整个旋律给人的印象是，苏联领导人似乎确信，只有和平才是世界共产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16]无论如何，1950年代“被合情合理地认为是东西方缓和的第一时期”。[17]这是苏共中央提出的“三和路线”的结果，也是二十大试图改变国内政策、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提。苏联提出新的外交方针，自然是为其国内发展政策服务的。
1702896934
1702896935
在对内政策方面，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改善经济管理体制的方针和措施，这主要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1）在继续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前提下，“迅速发展消费品的生产”。（2）把不断提高生产技术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3）加强“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其基本路线是加快东部地区的开发。（4）在所采取的措施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消灭农业的落后现象和消除由此产生的工农业发展之间不均衡的现象”。（5）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6）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其主要内容有：“同官僚主义的集中化作无情的斗争，充分确立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和加强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把中央所属的大量工业企业转交给地方机关管理”；加强地方苏维埃和企业的自主权利；“吸引工人群众广泛参加拟定和审查经济计划的工作、更加积极地参与决定生产管理的问题”；等等。（7）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进国家机关工作，加强苏维埃法制。建立党和政府对国家保安机关和其他权力机构的监督，完全恢复并且加强检察机构的监察权力。[18]
1702896936
1702896937
可以看出，与对外政策相比，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对内政策显得缺乏系统性和过于表面化，没有触及苏联经济乃至政治制度本身，给人的感觉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际情况恐怕也确实如此，二十大提出的国内问题，只是苏联新领导人感受到而不是深刻认识到的问题，或者是已经有所认识但不敢坦白讲出的问题。
1702896938
1702896939
1917年的革命使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俄国的政权，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开始在一片贫穷落后的土地上建构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囿于历史的条件和战争的环境，布尔什维克选择了军事共产主义的发展模式，并准备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为了巩固革命的政权，列宁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是当时历史环境为苏联提供的第一次制度转型（或曰改革）的机会。但是，由于严酷的党内斗争，以及共产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在苏联建立起一套以集权统治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模式。[19]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模式在各方面的弊病已经暴露出来，政治动荡不安，经济畸形发展，生活贫穷落后。是战争掩盖了苏联的社会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挽救了斯大林模式，因为它的军事共产主义（战时经济）性质恰恰适合了战争的环境和需要。但战争也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数百万穿着军装的苏联工人和农民随着战线推向欧洲而走出国门后才发现，他们生活其间的“社会主义天堂”简直无法同“资本主义地狱”相比，甚至战败的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也要高于战胜的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人们开始抱怨，社会开始思考。然而，斯大林却陷入了一种理论误区，他认为苏联在战争中显示的力量和取得的胜利证明了他所创造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正确性和优越性，1946年2月斯大林在选民大会上的演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0]再加上冷战爆发和国际关系趋向紧张，刚刚开启的通向世界的窗口被关闭，铁幕再次降临俄罗斯大地，党内和社会生活又悄悄地笼罩在政治清洗和镇压的乌云之中：一切都恢复到了战前的状态。[21]
1702896940
1702896941
俄国学者说的不错，1953年的苏维埃国家确实已经处于社会大爆炸的前夕。[22]人们不仅要在恐惧和惊慌中煎熬，还要忍受物质生活的贫乏。以食品为例，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社会主义搞了30多年，直到1952年，苏联人均消费的主要食品才接近（牛奶及乳制品、鱼类及水产品）甚至还低于（面粉、大米、肉类及油脂）1913年的水平。[23]而造成这一状况的直接原因是轻工业和农业生产严重落后。统计资料显示，按1926～1927年不变价格计算，与1945年相比，尽管消费资料产品的增长率（169%）要大大高于生产资料产品（57%），但是到1950年，在工业总产值（2400亿卢布）中，生产资料产品（1620亿卢布）仍占67.5%，而消费资料产品（780亿卢布）仅占32.5%。[24]至于农业，问题就更加严重了，斯大林去世前后的主要生产指标几乎都低于十月革命前。如谷物总产量（按1939年以后疆界计算），1913年为8600万吨，1953年为8250万吨，1946～1950年平均为6480万吨。谷物单位面积产量也是如此，1913年为8.2公担/公顷，1953年为7.8公担/公顷，1946～1950年平均为6.7公担/公顷。谷物出口量差得就更远了，1913年出口910万吨，到1953年只有310万吨。与美国农业相比，也能看出同样的问题。1949～1953年年苏联平均谷物产量8090万吨，仅为美国同期产量（13350万吨）的60%。[25]
1702896942
1702896943
斯大林的逝世给一些俄罗斯人带来了由衷的悲伤，也使许多善于思考的人们产生了希望。这种思考首先是从直接承担着社会责任的党和国家的高层开始的——他们感受到了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苏联领导人正是从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开始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马林科夫在1953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农业改革纲要，可以被看作经济政策“解冻”的第一个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模式的初步尝试。虽然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之间的政治较量正在暗中进行，但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以解决社会生活急需的问题则是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增加日用品生产，发展居民住宅建设，扩大商业销售网点，降低农业税收标准，加速开垦生荒地，所有这些措施，无论最初是谁提出的，其结果都为二十大进一步提出的改变方针提供了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26]不过同时必须指出，苏共中央当时的认识是很有限的，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提出挑战。可以对此做出注解的是，1955年1月马林科夫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罪名之一就是引导经济界“在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上宣扬明显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27]
1702896944
1702896945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二十大提出的对国内政策（主要是经济政策）的改变才局限于一些治标不治本、治表不治里的零星措施。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超越被斯大林注释和僵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曰斯大林主义）的程度，而不在于对斯大林本人的畏惧，否则就无法解释苏共领导人在党内民主问题上对斯大林的点名批判了。
1702896946
1702896947
1702896948
1702896949
1702896951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与“非斯大林化”
1702896952
1702896953
就共产党的建设而言，除了加强组织和思想工作等一般号召外，最引人注意的是二十大提出了实现党内民主、加强集体领导以及反对个人崇拜（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的问题。批判的目标是斯大林。
1702896954
1702896955
问题是赫鲁晓夫在工作报告中首先提出的：在党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重新建立和尽力加强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苏共中央严厉地“谴责个人崇拜”，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个人崇拜的危害在于“使得某一个领袖变成英雄和创造奇迹的人”，同时却“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贬低他们的创造性的努力”，并曾使党的工作“发生严重的缺点”。不过，这个问题在大会上并没有占据突出地位。尽管全体代表通过的决议指出：“中央委员会反对个人崇拜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整个会议发言的情况看，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还没有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28]有人统计过，在大会上发言的共126人，直接提到“个人崇拜”问题的只有8人，其中6人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29]而在所有公开发言中，点名批评斯大林的只有米高扬一人。按照米高扬的说法，斯大林在其得意之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分析“未必能对我们有所帮助，未必是正确的”；由斯大林授意和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则没有全面、正确地反映党的历史。[30]米高扬的发言可谓惊人之举：几十年来在苏联第一次公开点名批评斯大林，以致许多外国共产党代表当时认为他与赫鲁晓夫或其他苏联领导人在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上意见分歧。[31]然而，作为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行为很可能是苏共领导集体事先有意安排的，因为人们很快就了解到，赫鲁晓夫的看法不仅与米高扬没有分歧，而且很可能还对他轻描淡写的批评方式感到不满。如果不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的问题不会在全世界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和震动。
1702896956
1702896957
2月25日上午，赫鲁晓夫在一次只有苏联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讲演。[32]在这个充满激情的长篇秘密报告中，作为个人崇拜现象的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列举了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这些内容已经有太多的论著讲述，可以说是人所共知。[33]联系到中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里要强调说明的只有两点。[34]
1702896958
1702896959
第一，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一开始就声明：“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作出全面的评价”。“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是尽人皆知”。最后又谈道：“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而且他的逻辑、力量和意志对干部、对党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过去斯大林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对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功劳”。此外，报告对斯大林的批评仅仅集中在“大清洗”及军事指挥错误等少数几个问题上，而对于斯大林其他许许多多的错误，如对党内反对派的无情镇压、推行全盘集体化的严重后果、消灭富农的残酷政策、对内实行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对外实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蛮横专断和老子党作风（毛泽东对此最为愤恨）等，报告或者根本没有涉及，或者是以赞同的口气提到的。
1702896960
1702896961
第二，报告在谈到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时，仅仅将其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和道德缺陷，如“疑神疑鬼的病态心理”，经常性的“滥用权力”和“恣意妄为”，“最肆无忌惮的专横”作风，以及性格粗暴、缺乏耐心、好大喜功等，而没有深刻地分析个人崇拜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更没有从制度层面阐述斯大林问题的要害：高度集权的官僚和独裁体制。很显然，既然在这种政治体制里没有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和民主选举，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现象，而在报告中提倡的所谓“党内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法制”，也只能是天方夜谭而已。赫鲁晓夫甚至认为，斯大林所犯的一切错误，都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的立场出发”的，“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如此推理的结论自然是好心办坏事：动机是好的，只是方法和手段有问题。
[
上一页 ]
[ :1.70289691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