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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6963 如此看来，当时赫鲁晓夫及苏共中央对个人崇拜现象的认识水平，显然还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层面。即使这样，在全党面前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是极富冒险性的，因为从本质上讲，批判斯大林无疑就意味着对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那么苏共中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实际情况并不像赫鲁晓夫本人回忆和一些研究者认定的那样，似乎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只是在代表大会期间由赫鲁晓夫个人突然提出来的。[35]同国际和国内问题一样，二十大在党内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得到了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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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6965 对斯大林产生恐惧感的首先是他身边的人，特别是到斯大林晚年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已经处于一种人人自危、难以容忍的紧张状态。通过1952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斯大林把与自己同辈的“老近卫军”全部赶出了新的领导核心。伏罗希洛夫受到秘密监视，莫洛托夫的妻子被捕入狱。党和国家的大事实际上都是在斯大林郊外别墅的晚宴上决定的，而能够被召出席晚宴的只有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少数第二代领导人。即便是他们几人也终日战战兢兢，不知哪一天就会被从晚宴邀请名单中除名。就在这个时候，1953年3月1日斯大林突然中风倒下。虽然导致斯大林最后死亡的真实原因目前仍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斯大林能够重新站起来。在斯大林昏迷和弥留之际召开的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以及会议做出的对党和国家进行机构及人事调整的决议，充分证明了党内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36]在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便通过了关于“实行集体领导”的决定，并且达成共识：今后在党的领导层中，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担任可以凌驾于中央主席团其他委员之上的职务。[37]应该说，苏联领导层的“非斯大林化”实际上早在斯大林刚刚倒下时就开始了，尽管步履蹒跚并充满了自相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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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6967 最先针对斯大林采取个人行动的是贝利亚。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星期，3月13日，内务部长贝利亚就命令成立若干侦查小组，负责重新审理包括著名的“医生案件”在内的一些重大案件，而这些案件都是斯大林生前组织的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重要内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医生案件”得到平反，主席团还通过决议，赞成贝利亚采取措施揭露过去国家安全机构制造冤假错案的罪行，“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而后，根据贝利亚的倡议，在5月9日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节日期间禁止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的决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并由此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38]虽然这些措施没有直接联系到斯大林，但是其逻辑的指向是清楚的。6月22日贝利亚的被捕当然不是因为他所平反的案件大多是由斯大林批准的，不过处理贝利亚事件却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提供了一个讨论斯大林问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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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6969 有学者认为逮捕和处决贝利亚“实际上导致了非斯大林化的停止，甚至出现了恢复斯大林化的现象”。[39]实际情况未必如此。7月中央全会形成的决议承认，苏联无论是在“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领域”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还是在遵守“列宁制定的党的准则”和“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错误。特别是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积累了许多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例如，一再推迟十九大的召开，连续几年不召集中央全会，主席团“长时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国家和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议往往也没有按党章规定那样事先在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讨论”。决议还特别指出了“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即“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走上了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40]很显然，这是在不点名地批评斯大林。令人感兴趣的是，除了向党内传达会议精神外，苏共中央还安排了三次会议，分别向中共、东欧各党及意共和法共介绍情况，而在这里，斯大林遭到了点名批评。据参加会议的意共代表带回的材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报会。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长篇解释性讲话中，列举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莫洛托夫描绘出一个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处事偏执、权欲熏心甚至还有些疯癫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苏联领导人要改变斯大林生前的一些做法，自然需提出理由，但莫洛托夫强调他只是在讲述一个伟人的错误，并把这些错误归结为斯大林晚年的“病态”。莫洛托夫最后告诫说，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41]显然，此时个人崇拜的概念表面上还是没有直接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同中央全会的精神一样，在舆论宣传上，所有的指责都是针对贝利亚的。苏共领导人这样做，很可能是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接受能力。尽管在党内讨论会上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个人崇拜具体讲是对谁的崇拜？宣传个人崇拜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但是在社会上，民众仍然像神一样供奉着斯大林。1953～1955年，各种报刊继续连篇累牍、一如既往地颂扬和赞美斯大林。特别是1954年12月斯大林诞辰75周年时，各地关于斯大林的展览、集会、颁奖等纪念活动达到了高潮。[42]在这样的氛围中，1955年1月被罢免的马林科夫的罪名有很大一部分是指责他违背了斯大林生前制定的方针和政策，并骗取了“伟大领袖”的信任。不过，中央全会决议在最后还是没有忘记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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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6971 当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纷纷落马以后，召开苏共二十大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提议10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会议上提出斯大林问题。[44]然而，在为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30年代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问题。平反工作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只是进展缓慢。而党的代表大会不仅要对一系列历史问题做出结论，还要给千百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镇压、迫害和牵连的人及其家属一个交代。于是，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1936～1939年期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阴谋伪造的假案和通过粗暴手段制造的冤案，揭发材料如潮水般涌来。1955年3月14日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向苏共中央报告，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1～2月，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而由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达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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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6973 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为无辜的受害者平反。到1955年的秋天，关于30年代“大清洗”，以及斯大林应该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46]在这种情况下，11月5日举行的主席团会议做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时，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47]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会上还宣读了当事人沙图诺夫斯卡娅给米高扬的信，信中讲述了有关调查谋杀基洛夫案件的情况：在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办公室，凶手尼古拉耶夫当着斯大林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亚戈达的面，讲出他的背后指使者就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然而却遭到一顿毒打。受到震动的主席团成员要求继续调查。[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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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6975 一个月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在1956年2月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尖锐地谈到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并且在领导层内部展开了争论。这一天，苏联国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侦察员罗多斯从监狱被带到主席团会议，他被要求如实地回答所有主席团成员的问话。与之交谈后，多数人都不再怀疑：镇压和刑讯都是斯大林本人亲自设计、亲自领导的消灭异己的活动。米高扬、波斯佩洛夫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还谈到了一些具体事实，表明斯大林确曾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甚至规定了各地逮捕人员的名额。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提出了一个尖锐而直率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对此，赫鲁晓夫提议将这些事实真相补充到二十大工作总结报告里。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赞同他的建议。莫洛托夫虽然也同意说出事实真相，但他坚持在报告里必须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随后的发言中，米高扬、萨布罗夫、马林科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认为“有责任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向党说明这一切”，“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莫洛托夫，尽管他们也同意“党应该了解真相”。伏罗希洛夫建议，因事关重大，“应该考虑周全”，“一步一步地来”。莫洛托夫坚持认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至于那些“可耻的事情”，“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来得及搞清楚”。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为了党的利益应该做出决定”，必须认识到，“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斯大林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因此，赫鲁晓夫提出，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题”，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以后在宣传画和文学作品中，“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并“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49]两天以后，斯大林的名字第一次从官方公开的政治语汇中消失了。在2月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纪念伏罗希洛夫75岁生日而发布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命令中，只称其为“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而在以往的标准用语中是一定要提及斯大林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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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6977 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大会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事情，没过几天就有了明确答案。2月9日，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令人震惊的还有如下统计数字：1935～1940年，因被指控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遭到逮捕的苏联公民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镇压主要集中在1937～1938年（逮捕1548366人，处决681692人）。“大清洗”的浪潮波及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在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之中，有98人被逮捕并无一例外地被枪决，在1966名拥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大会代表之中，遭到逮捕的有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镇压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还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报告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而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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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6979 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事实是如此地令人恐怖，当他（波斯佩洛夫）汇报时，特别是讲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眼睛里噙着泪水，声音也颤抖了。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但委员会所汇报的一切，我们当然是不了解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经过了核查并被文件所证实。”[52]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讲，由谁来讲，但不讲是不诚实的。赫鲁晓夫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重点是讲个人崇拜问题，还提议将列宁表示要与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遗嘱”等未公开的历史文件分发给大会代表。同2月1日的会议一样，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倾向于莫洛托夫的立场，虽然同意向大会说明真相，但强调要“保持冷静”，“谨慎行事”。其他所有的人则明确支持赫鲁晓夫的意见，反对莫洛托夫的立场。关于个人崇拜，阿里斯托夫的话很有哲理：斯大林时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变成神，最后却得到了一个魔鬼”。萨布罗夫也指出，斯大林的问题“不是缺点”，“而是犯罪”。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说明事实真相，已经没有分歧，差别是细微的，并强调不必害怕，也不要“犹豫不决”，而应该“彻底揭露”个人崇拜问题。至于由谁来报告，赫鲁晓夫建议提交中央全会讨论。[53]会议通过了在2月13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和让二十大代表了解未发表的列宁文件的决议。[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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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6981 2月13日首先召开的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55]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做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56]这就是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已经确定，由赫鲁晓夫本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只是中央委员并不了解报告的具体内容，报告的文本或提纲也没有提交会议讨论。原因很简单：报告文稿还没有形成。直到大会召开了几天以后，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们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初稿，其主要内容是关于30年代实行政治镇压的大量具体事实。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记员口授了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在这份口授记录中，不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对党内领导人实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词也显得更加尖锐和激烈。[57]随后在这两个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最后的文本，并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了宣读秘密报告的时间：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目前看到的有苏斯洛夫、谢皮洛夫的修改文本，所做改动都不大，主要集中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补充的部分事例被删掉了。最后文本吸收并综合了这些意见。[58]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这样出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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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6983 对斯大林的崇拜是苏联社会变革的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就其根本目的而言，并不是个人或小集团谋求权力的工具（尽管不排除在党内斗争中有人利用之），而是要以此为铺垫改变斯大林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平反历史冤案的社会浪潮不过是为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机会。苏联要摆脱危机，必须破除个人崇拜的罗网。这是苏共中央集体的决定，分歧只在于问题的提法和批判的程度。当然，囿于认识能力和传统观念，苏共二十大并没有从社会变革的层面提出改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任务，而仅限于政策性调整和某些具体措施的实施。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传统力量击败了政治对手，而他本人也受到传统势力的束缚。赫鲁晓夫并非想要实际上也没有全面否定斯大林。无论如何，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新一代苏联领导人虽然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缺乏经验和智慧，但毕竟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了。更准确地说，苏共二十大为共产党国家提供了一种改弦易辙的可能性，一个摆脱斯大林模式束缚的历史机会。然而，赫鲁晓夫的惊人之举在共产党世界却引起了一场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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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6988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61]

1702896989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三 “秘密报告”冲击波与毛泽东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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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6991 尽管斯大林已经去世，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还在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还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世界是紧随苏共之后的第二大党，特别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令所有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肃然起敬，钦佩不已。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的立场和态度，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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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6993 首先对二十大作出反应的当然是出席大会的苏联代表，反应最强烈的当然是斯大林问题。据会议参加者证明，如往常一样，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受到普遍赞同，人们继续对党歌功颂德。但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在大会讨论的过程中，除潘克拉托娃外，米高扬关于个人崇拜的发言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还在会议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某地方组织负责人就发来电报称：“我不同意米高扬的右倾讲话，这一讲话是对活在整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心中的斯大林光辉形象的一种亵渎，并且将会为整个资产阶级所欣然接受。”[59]人们做出如此反应，显然是不了解米高扬发言的背景。因此，当赫鲁晓夫作为中央第一书记宣读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意外和震惊。会场的气氛异常压抑和紧张，甚至有人当场晕倒。[60]这种局面本该使苏共领导人意识到处理斯大林问题应当特别慎重，但苏共中央的做法却是，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内到国外，不断扩大秘密报告传播的范围，以致最后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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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6995 赫鲁晓夫1956年2月19日在对报告的补充提纲中强调指出，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不能超出党的代表大会的范围。[61]但是在25日的秘密会议上，知情者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代表大会以外——会议同意将秘密报告及其决议“寄发给各级党组织”。[62]不久，传达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到党外。3月5日主席团做出决议：“让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非党积极分子”了解报告的内容，并决定取消下发材料上的“绝密”标志。[63]7日，根据主席团的决议，将赫鲁晓夫于3月1日提交给主席团的、经过校订的报告文本寄发给了各级党组织，以便向下传达。[64]据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报告，“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是很快的，到3月20日左右就普遍传达到了基层组织”，而各种流言传播得更快。[65]3月24日和28日，苏共中央联络部建议，对于各民主国家，可以向党团中央及各地区和部门主管干部，以及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党员和预备党员介绍和宣讲秘密报告。[66]就在3月28日这一天，《真理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为什么个人崇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格格不入？》，第一次正式指出所谓批判个人崇拜，就是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67]于是，秘密报告不再秘密。[68]斯大林问题的冲击波在秘密报告那颗炸弹爆炸后一个月产生了最大的震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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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6997 几乎没有人怀疑，积极推动将斯大林问题从党内高层扩展到基层和一般民众乃至国外的，正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本人。[69]赫鲁晓夫的目的，究竟是想以此打击政治对手，为个人争夺统治地位，[70]还是要排除保守派的干扰，为进一步改变传统政策打开通道，抑或纯粹为形势所迫而身不由己，[71]这些都只能是研究者的推断。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斯大林问题如此迅速而无限制地扩散和传播，用长远的眼光看，的确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还要按照斯大林指引的方向走下去？[72]不过，从现实的角度观察，苏共的做法也确实造成了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思想混乱，其结果反而给继续推行改革政策带来了诸多困难和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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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6999 受到最大冲击的自然是苏联社会本身。目前披露的丰富档案文献显示，在广泛的讨论中，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疑问和意见，有些是十分尖锐和激烈的。很多人认为斯大林身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国家的罪人”，“没有资格葬在列宁墓里”。更极端的意见认为，30年来的苏联社会是“高度独裁的专制国家”，还不如“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甚至有人提出应取缔苏联共产党，烧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所有著作。[73]但更多的人认为，把一切罪过都推给斯大林一个人“是不公平的”，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诽谤”，“一切都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将永远活在历史上，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74]尽管观察者和研究者对当时苏联社会的主流倾向有不同的判断，但明显的是，斯大林问题在如此广泛的层面展开讨论，其结果就是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会的分裂和混乱。[75]这一现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3月7～9日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市发生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在这次布尔什维克掌权以来发生的最大一次自发性示威游行中，对批判斯大林强烈不满的人群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大批人被判处1～10年的徒刑。[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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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01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反应同样强烈。在刚刚被纳入阵营的南斯拉夫可以听到一派赞扬声，而西欧和美国共产党却出现了严重分裂的局面。东欧各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东德领导人迫不及待地公开发表文章赞扬和吹捧苏共的新精神，阿尔巴尼亚表面上赞同二十大而在私下则表示了不满和否定的倾向，在波兰和匈牙利是改革派受到鼓舞而保守派垂头丧气，其他几个国家则是一片茫然不知所措。[77]至于亚洲国家各党，则采取了比较保守的做法，如在朝鲜、越南和印尼共产党内，都严格限制了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和讨论。[78]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当时的心情很具代表性，她回忆说：得知苏联领导人揭露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后，我们感到异常压抑和沉重，似乎还是茫然无知好些。[79]究其原因，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斯大林问题的提出，而是提出问题的方式。对这一点，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当时的观察和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苏共在没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的情况，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的范围太广，速度太快，事后又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80]恐怕这才是造成混乱局面的主要根源。[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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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03 总之，苏共二十大所面临的局面是，长期以来的残酷镇压手段和疯狂造神运动已经使斯大林成为真理和理想的化身，如果不解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任何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都会遇到重重阻力，更不用说要改变斯大林的体制和模式了。但正是因为个人崇拜的病毒已经渗透到苏联社会的骨髓和细胞，所以任何细小的手术都必须谨慎从事，否则就会引起整个功能紊乱。这种混乱的局面，加上舆论压力和党内本来就存在的意见分歧，苏共在召开二十大后不久便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方针，放慢甚至停止了解冻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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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05 4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解散苏联科学院热力工程实验室的党组织，将部分党员开除出党，并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其理由是在党的会议上有人对二十大总结报告进行恶意攻击，声称苏联社会是不民主的社会，而该党组织不仅没有奋起谴责这些言论，甚至还为部分发言者鼓掌。[82]同日，《真理报》发表文章，强调“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策始终是列宁主义的政策”。[83]与此同时，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党的领导人不断发表讲话，批评各种“打着谴责个人崇拜的旗号企图怀疑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人。[84]为政治镇压牺牲者平反的工作也受到极大限制，不仅拒绝重新审理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政治案件，甚至对许多在30年代“大清洗”中蒙受冤屈的人，虽然给予了法律上的平反，却没有恢复他们的党籍，因为他们曾经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85]4月28日，中国驻苏使馆报告：苏共二十大以后一段时期，苏联报刊主要都是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而最近开始提到他的功绩。[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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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07 6月30日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虽然保留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主要观点，但口气已经缓和了许多，并特意强调“如果从过去存在个人崇拜的事实中作出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了什么改变的结论，或是从苏维埃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崇拜的根源，那就是严重的错误”。[87]接着，很多人因发表超出二十大规定的讨论范围的言论而被扣上反苏反共的罪名关进监狱。[88]笔者对50年代由苏联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反苏鼓动和宣传案件”的数量进行统计和对比的结果，特别能说明问题。1953年是最高峰，为1229件，1954年就猛降到151件，1955年为71件，1956年反而有所上升（93件），到1957年又猛增到1056件。[89]难怪在苏联有人认为，“到1956年底，一切好像又回到旧的轨道上去了”。[90]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中共态度和立场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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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09 与苏联相比，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不同，因此，观察事物的角度和立场也就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并非像后来中苏论战时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持反对和否定态度，而是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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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011 二十大召开后，《人民日报》陆续全文刊登了包括米高扬发言在内的苏共公开发表的所有重要文件，而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则详细报道了西方报纸对和平共处方针和米高扬发言的评论，以及苏联为大批30年代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的消息。[91]这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通过《内部参考》的报道可以看出，各地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都感到“吃惊和迷惑”，出现了“各种混乱思想”和“种种揣测”，甚至有人怀疑是翻译时出现了错误。议论主要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议会道路等一些理论问题上，普遍的要求是希望中央给予明确解释和指导。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4月初。[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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