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97062

1702897063 首先，在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上，中苏没有根本分歧。对于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倾向，毛泽东是心花怒放、举双手赞成的。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1702897064

1702897065 第一，在革命问题上，斯大林长期以来指挥和训导中国共产党，怀疑和压制毛泽东本人，现在这个“盖子”被苏联人自己搬开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毛泽东也有机会一吐积压心中多年的怨气了。[126]按毛泽东本人的话说就是“气不平，理不顺，就要出气，就要讲道理”。[127]毛泽东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128]的确，毛泽东不仅在中国领导层内部，在苏联人面前，而且反复向中共广大干部数落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罪状”，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加深了对批判斯大林的理解。当时党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不仅苏联人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是满腹怨言。[129]

1702897066

1702897067 第二，在建设问题上，斯大林模式一直是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榜样，特别是对于毫无管理国家经验的中共来说，只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然而，苏联有的，中国也应该有，苏联没有的，中国也不能有，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130]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苏联的做法正确与否，而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总是屈居莫斯科门下。如今斯大林不在了，斯大林模式这个“紧箍”也被苏共自己摘除了，各国共产党终于可以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了。[131]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共不仅在革命问题上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也会走到苏联的前面。因此，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苏联的“非斯大林化”无疑为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了条件，毛泽东没有理由不高兴。[132]

1702897068

1702897069 至于中共一再强调的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不能“一棍子打死”云云，在当时多少有些“放空炮”，至多也是给迷惘的群众打打预防针。其目的是统一社会主义阵营的认识，防止思想混乱的局面进一步发展，针对的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后果，而不是报告本身。因为如前所说，无论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是3月28日《真理报》的文章，都没有对斯大林进行全面批判和否定，到6月30日决议的说法，就更加往回缩了。后来中苏论战时中共公开指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能看作针对苏共二十二大路线而言，与苏共二十大并没有什么关系。[133]

1702897070

1702897071 其次，所谓中共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对外方针上与苏共二十大路线存在根本分歧，也是中苏论战时流传下来的一个神话。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方针上是一个整体，而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和方针。例如，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在苏共的配合下，说服越南接受了以十七度线为界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建议。[134]早在1953年11月23日，毛泽东给胡志明发去一份电报，劝他接受和平解决印度支那战争的建议，毛泽东说：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而言，公开表示自己愿意利用和平谈判结束越南战争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只有这样做了，我们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自己手里。3月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上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确定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方针。[135]周恩来为此奔走四方，特别是全力说服越南领导人。在7月7日听取周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总结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136]不仅如此，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还联合给马来亚共产党提出书面意见，要求马共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137]对于苏联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的大规模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中国也是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搞两个月的签名运动，按照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要求，签名人数应达到4亿（约占大陆人口的70%），并且专门发出指示：“必须按期完成，不得拖延”。特别是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再次重申了一年前中印联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向与会各国首脑呼吁：“我们彼此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过去、现在由于参加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而承担的国际义务，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针对在台湾海峡出现的危机，周更主动地提出：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一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为不久开始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开辟了道路。[138]

1702897072

1702897073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平共处思想的伟大胜利》称：“和平共处思想”是“指引国际形势发展的方向的伟大动力”，日内瓦精神和万隆精神“已成为当代各国人民要求实行和平共处的不可抗拒的思想潮流”。不久后，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讲到台湾政策时又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并强调“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139]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应该注意的是，当时苏联强调的是全面缓和，而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更注重的是与周边国家的和平相处。至于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心里确实是有些不满意的，也曾假他人之手表露过这种情绪。[140]因为武装夺取政权毕竟是中共走十月革命道路，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的宝贵经验。[141]但是，无论在任何场合，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没有提出这个问题。[142]据参加“九评”写作班子的朱庭光回忆，“和平过渡作为一个策略问题，毛主席也没有说完全不能讲”，只是到1957年莫斯科会议才提出有保留意见。[143]

1702897074

1702897075 应该说，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所谓“三和路线”在中共高层得到了广泛共鸣。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张闻天在2月21日外交部部务会议上指出，“战争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的多样性，是已经存在着的现实。例如，应该容许南斯拉夫采取自己的过渡方式。至于通过议会斗争是否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也不能说一定不能。在理论问题上，要打破教条主义对我们的束缚，理论要用实践来检验，不能认为斯大林讲过的话就不能修改”。[144]周恩来也多次谈到和平共处的问题。如在3月4日一次专业会议上，周恩来做报告说：国际国内形势都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建设。国际紧张局势更会趋向于和缓。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个估计是正确的。当世界形势发生这样大变化，和平更加为全世界人民掌握了，战争是可以制止的。正是为了争取和平，制止战争，就更需要加强我们的力量，利用有利于和平建设的条件，加快加紧地建设，包括国防建设。在5月3日国务院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又说，在国际关系上，“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145]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又以“促进和平共处的一个重要方式”、“和平中立趋向的发展”等为题，连续刊登文章和消息。[146]

1702897076

1702897077 就是毛泽东本人当时也是接受这种的思想的。他在亲自起草的八大开幕词中写道：“为了建设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只要世界上的垄断资本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即制约战争的因素现在已经强大起来，并且还会继续增加。”[147]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毛泽东内心对和平过渡的提法不满外，中苏之间的政策性分歧是不存在的。从后来的情况看，中国当时提倡“和平共处”主要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而毛泽东反对的是赫鲁晓夫始终把它作为一种外交战略，甚至要提高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不过，这是后话。

1702897078

1702897079 最后，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也确有不满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有关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如前所述，毛泽东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认为苏共批判斯大林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1702897080

1702897081 所谓“内容上”的错误，就是说不能原则地、一般地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在1956年10月31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时指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没有提出本质的问题”。“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反对的是主张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148]不久他又更明确地指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正确的个人崇拜必须坚持，“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149]显然，批判具体的（如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可以的，但不能在原则上否定个人崇拜。说到底，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和未来世界革命的领袖，是需要个人崇拜的。

1702897082

1702897083 所谓“方法上”的错误，并不是指苏共过早地提出了斯大林问题，主要也不是说传达个人崇拜问题的范围过于扩大了，而是指责苏共中央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没有事先同中共商量并取得同意。关于这个问题，最早是朱德在莫斯科时向陪同他的苏共中央工作人员指出的，后来苏联驻中国外交官也听到了类似的指责。[150]在中共高层讨论时，“大家议论纷纷”，也反复提到这个问题。[151]表面上看，中共批评的是苏共中央采取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使各国共产党没有做好准备，从而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但实际上，毛泽东的不满主要是因为苏共事先没有与中共商量，毕竟那是中苏两党在共同对世界革命负责。[152]

1702897084

1702897085 此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从道德层面上提出了问题，批评“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153]毛泽东后来又说，“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这些人既“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缺乏革命道德”。[154]

1702897086

1702897087 毛泽东反复强调对个人崇拜要有正确认识，其矛头所指，大概主要不是莫斯科，而是国内的反个人崇拜情绪。的确，中国民众受到苏联影响而提出的问题是令人担忧的。《内部参考》大量报道了中国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对苏共批判个人崇拜的反应和联想。河北省机关党员干部提出：“要说过去歌颂斯大林是个人崇拜，那么我们还编了东方红歌颂毛主席，那也能说是个人崇拜？”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鞍山市干部、职工讨论时有人说：“什么是个人崇拜？中国对毛主席来说是否也是个人崇拜呢？”湖南高等学校教师则直接提出了中国党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或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的问题。4月5日中共中央的文章公开发表以后，这方面的反应仍然不断。黑龙江省机关干部中有些人提出：歌颂毛主席的东方红民歌，在农业合作化中提出的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的路，以及以前讲的在毛泽东时代、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毛主席万岁等，是否算个人崇拜？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电影里只提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农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155]

1702897088

1702897089 或许正是担心这种情绪汇入整个共产党世界的迷惘和混乱中，中共中央在4月12日专门发出通知，禁止主动与外国人谈斯大林问题，即使被问到，也“应避免深谈多谈”，尽量“支吾过去”。[156]更令人担忧的是重庆市机关干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否共产党内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马、恩死后，有考茨基等人歪曲，列宁死后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起而反攻，斯大林才死不久，又受到米高扬等人的攻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的人说：“人生在世叫万岁，死后就把一切都否定了，实在令人寒心”。[157]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深思。不过也应该注意到，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很少公开表露出来，因为批判个人崇拜毕竟在共产党世界取得了共识。

1702897090

1702897091 总之，苏共二十大没有造成中苏在理论和路线上的分歧，因而也就不会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起点。如果谈到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发展有什么不利的潜在影响，应该强调的是，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其结果必然导致紧随苏共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中共固然不如苏共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但就领袖魅力而言，赫鲁晓夫则完全不能同毛泽东相比。至少在中共眼中，斯大林倒下了，站起来的应该是毛泽东！

1702897092

1702897093

1702897094

1702897095

1702897096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62]

1702897097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四 以苏为鉴与中共对发展道路的思考

1702897098

1702897099 19～20世纪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时期，然而，各个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有不同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一种选择。苏联、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先后选择或认同了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这条道路（或发展模式）与西方国家的选择有很大区别，但同样，这也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甚至没有指出过）的道路。惟其如此，才需要人们不断摸索，不断修正，也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改革。应该说，斯大林的去世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自我完善和自我调整的历史机遇。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和环境的制约，当时的苏联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都未能及时抛弃或改造已经僵化的斯大林体制。

1702897100

1702897101 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要走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毛泽东所说的“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究竟是什么含义，则是应该认真考虑和分析的。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必须搞清楚。第一，毛泽东讲的以苏为鉴，实际上是指以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做法为借鉴，而这一点恰恰是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方针。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共和苏共是在同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毛泽东讲的苏联出现的问题和教训，实际上指的都是以往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法和措施，而不是指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在这一点上，中共和苏共从各自的经验体会出发，其认识大体在同一程度，即都没有从根本上怀疑斯大林所创立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第三，毛泽东提出走自己的路，实际上并没有设想把中国引上另外一条发展道路，只是在原来的道路上走得快一些，而且主是要赶到苏联的前头。或许这样的分析，可以给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的思考一个正确的和准确的定位，可以看清楚直到毛泽东逝世前中国所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

1702897102

1702897103 如前所述，中国是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开始经济建设的。中共中央组织全党干部学习的苏联材料中，最突出的就是两本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1702897104

1702897105 与《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中国古书相比，毛泽东读过的马列原著不多，不过他一向主张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而毛泽东所推崇的这种结合的典范就是后来在苏联被认为是个人崇拜代表作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58]早在1941年5月，毛泽东就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强调，对于全党“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来说，《简明教程》应该成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材料，因为在毛泽东眼里，这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159]既然《简明教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唯一和完全的典范，那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效、最简捷的方法就是学习斯大林主义。中国共产党不仅依靠这个“典型”胜利地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还要指望这个“典型”来指引社会主义革命。于是，《简明教程》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就成为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内容。例如，中宣部1953年12月发出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必须是发展重工业”；“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就是“自己节约的道路”，“因此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不能不有相当的限度”；等等。[160]为了加强学习，195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其中规定：“为了适应全党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的需要”，在1953年7月至1954年2月的一年半时间内，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都要学习《简明教程》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部分著作，目的是使“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文件还详细规定了学习的时间、进度、方法以及领导责任和考试办法。[161]

1702897106

1702897107 在毛泽东看来，能够指引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另一部经典就是斯大林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为对苏联经济发展规律的总结，斯大林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如由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瓦解而造成的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正在日益加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依然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只是在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之间存在的特种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仅是“合理地组织生产力”，更重要的是不断变更生产关系；国家必须把农业的基本生产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决不能交给集体农庄；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须将集体农庄的剩余产品从商品流通领域中排挤出去，逐步缩小商品流通领域的范围；等等。[162]1952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指示，认为这一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对于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巨大指导意义”，所以必须立即组织全党高级干部进行学习。中共中央规定，各单位负责人应亲自动员、布置和领导这次学习，制订学习计划，指示学习要点，检查学习状况，解答学习疑难。[163]

1702897108

1702897109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毛泽东所推崇并要全党学习的这两本斯大林的著作，如前所述，恰恰是米高扬在二十大发言中点名批评斯大林时指出的两本著作。这绝非巧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简明教程》通俗易懂、简明扼要，适合中共干部的文化水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重点是总结苏联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的经验和理论，而中国1949～1953年也正好处于恢复和开创的阶段。[164]总之，如同《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所说，“苏联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165]其实，毛泽东本人是否真的相信斯大林的理论就是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需要全党认为斯大林指引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是中共能够学习的唯一楷模。1955年1月与苏联大使尤金谈话时毛泽东说，中共中央正在对全党干部进行经济方面的教育，“以便他们能够创造性地管理和领导工作”，而学习的基本材料就是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说，该书第一版将发行300万册，“我读了书中的一些内容，这本教科书很好，使我们受益很多”。[166]

1702897110

1702897111 在苏共二十大之前，中共中央的认识还没有到以苏为鉴的程度。1955年5月苏联召开工业者会议，揭发和批评各工业部门在采用新技术和发挥企业潜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回国后认为，“战后苏联工业有很大的发展，但在某些方面，特别是近一两年来，似乎过分地强调了日用必需品的生产，相对放松了重工业”。[167]8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几个文件，并在通知中强调，苏共中央批评工业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是为了更进一步提高苏联工业的威力和水平，这并不妨碍“继续坚持学习苏联在技术上的先进成就和管理工业的先进经验”。[168]尽管也曾有人对“一五”计划“建设规模是否过大”、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重“是否适当”表示怀疑，但中共领导人对此并不以为然。[169]不过，苏联人不断提出的新观点还是引起了中共的注意。1956年1月7日在莫斯科出席华沙条约国会议的李富春用电话报告了会议情况：在谈到经济问题时，苏共代表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各国存在的问题是，工业虽有成就，但农业生产落后，许多国家尚未达战前水平；各国新五年计划规定的重工业发展太快，轻工业太慢，而重工业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指望出口，但出口又无保证；投资规模过大，使国民收入中资金积累部分增加太快，而工资增加太慢等。[170]这无疑对中国领导人敲响了警钟。很快，这些问题便在二十大赫鲁晓夫的工作报告中系统地反映出来。

[ 上一页 ]  [ :1.70289706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