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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于苏共在斯大林评价方面发生变化的迹象，中共中央早就有所感觉和了解，并且持一种认同的态度。[93]当然，在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上，苏共事先没有与中共协商，但也并非有意对中国搞“突然袭击”。鉴于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不断提高，赫鲁晓夫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后，特别重视发展与中共的关系。还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苏联党和国家的所有领导人不仅分别会见中共代表团，而且还暗示要在大会上批判斯大林。如2月6日赫鲁晓夫接见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和大使刘晓时，就大谈斯大林在农业问题上的错误。代表团急电请示中共中央，如果会议对斯大林进行批判，是否还要出席。接到中央“照常参加”的电示后，代表团经研究一致决定，对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不表态，不发言，采取回避政策。[94]很可能是因为摸不清苏共的脉搏，不知如何表态，中共采取了比较稳妥的办法：朱德在大会发表的贺词中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而他代读的由毛泽东签字的中共中央贺词却仍旧称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的培育者。[95]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在19日宴会上又主动表示，会后将同中共代表团谈斯大林问题。对此，中共代表团确定的方针是“对斯大林的功过不表示意见”，但同意“提倡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96]于是，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赫鲁晓夫的工作报告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以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苏联的历史性成就，“规划了苏联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同时也指明了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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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中央何时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情况，中国史料有不同的说法。据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在大会期间就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秘密报告。[97]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吴冷西的说法是，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只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后来，新华社是根据3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报告文本连夜组织翻译并印发中央领导人的。[98]这里也有记忆的错误，《纽约时报》是6月5日刊登秘密报告文本的，而新华社翻译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关报告内容的传言和消息。李、吴无疑都是中苏关系的重要当事人，但他们当时都不在莫斯科，对二十大并未身历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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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陪同朱德参加二十大的翻译赵仲元回忆，秘密会议召开之前，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情况，并解释说对中共并没有保密的问题，但苏共不希望其他代表团参加秘密会议，因此也不便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报告的第二天（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赵仲元等人连夜将报告译成了中文。[99]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拉科西回忆说，他也是2月26日看到报告文本的。[100]俄国档案记载的情况是，2月2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共印制30份）交给了参加大会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13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并要求“离开莫斯科之前应将材料交回”。[101]这里的一天之差，可能是时差的缘故，也可能中共和匈共早一天看到了文件。27日和28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和解释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反复强调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意义，认为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的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法制就不能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发展”。[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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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03]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104]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105]另据薄一波回忆和《邓小平年谱》记载，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一份秘密报告文本。[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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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报告文本。不过，中共中央对此并没有及时做出任何公开反应，也没有在党内立即答复基层党政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问。在3月10日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汇报外国报刊对二十大反应情况的报告中，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态度只是一些猜测。[107]甚至那些密切注意毛泽东和中共对斯大林问题如何反应的美国情报专家也是一无所获。[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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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得到秘密报告文本后，一方面保持沉默，不做公开评论，另一方面却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朱德和刘晓在与苏斯洛夫会谈时就提出，希望在苏联学习或实习的中国党团员能够被吸收到苏联党团员学习二十大文件的系统中。这一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满足。[109]与朝鲜劳动党和越南共产党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照本宣科地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两行字，随《参考资料》（供高级干部阅读）发放。同时，《参考消息》（供一般干部订阅）也大量刊登各国对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些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致抢购一空。李慎之的印象是，看来毛泽东“并不反对让这个报告的内容从各种渠道泄漏出去”。[110]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的一种心态：并不担心非斯大林化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这一消息的传播。[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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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最初看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党内会议的讨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间的谈话。这三者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公开表态最为谨慎，内部讨论就开放一些，而私下谈话最为自由。由于目前中国相关的档案文献尚未开放，研究者所能利用的主要是吴冷西回忆录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党内讨论）、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公开表态）以及俄国的档案文献（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数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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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便议论了苏联问题。3月3日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等人开会，由邓小平汇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情况。[112]此后（3月12日至4月4日）中共连续举行高层会议，集中讨论斯大林问题。毛泽东在这几次会议上所表述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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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虽然中共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2月19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和2月28日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表示支持苏共二十大，但一开始就有保留意见，主要是对“和平过渡”问题有不同看法，只是没有表露出来。当时对斯大林的问题因不了解情况，没有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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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毛泽东认为值得“认真研究”，首先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所谓揭盖子，就是破除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思考和办事了。所谓捅娄子，就是指苏共对斯大林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人物”进行批判，事前没有同其他各国党商量，搞“突然袭击”，大家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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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揭露和指责斯大林在对待中国及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说出了“他六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话”，特别着重讲了斯大林四次整中共的错误和他本人访苏期间不愉快的经历。但是涉及对斯大林的评价，认为应该三七开，正确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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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和艰巨的事业，因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是第一个搞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要尽量少犯错误，避免犯大错误，因此必须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对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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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面对国际风浪，中共应该表态，以支持二十大的姿态，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表明对共产主义前景的信心。在讨论即将发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强调指出，从苏共反斯大林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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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其他领导人在会议上的发言，大都是在毛泽东所谈看法的基础上继续阐发。邓小平和王稼祥认为秘密报告杂乱无章，没有找到苏联所犯错误的根源，指出，“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周恩来和张闻天列举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国内政策方面的许多教训，特别是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刘少奇也有不少发言，认为赫鲁晓夫是“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而没有对其错误进行分析。他归纳了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苏德战争、农业问题和指导国际共运等几个方面的错误后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是主观脱离客观。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秘密报告泄露出去影响很坏，同意用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立场，同时正面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补救秘密报告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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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公开表态，就是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14]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一方面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的局面，表明中共的观点和立场，扭转一些兄弟党悲观失望的情绪，而这个任务本来应该由已近“不惑之年”的苏联党来完成。[115]另一方面是用中共中央对于斯大林问题的“全面分析”来教育和指导中国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解除他们中间的种种疑问和揣测。[116]显然，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必须解决的历史性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苏联共产党提出但无法自己解决的。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便对斯大林问题展开了全面讨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文章突出强调的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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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个人崇拜的错误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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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是说，斯大林错误的根源不在于个人崇拜而是思想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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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说，个人崇拜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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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就是说，对书本上的东西和苏联的经验是需要分析和鉴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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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相比，中共中央的认识的确前进了一步，分析也深入了一层。不过，有些研究者似乎过分夸大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与苏共方针的差别。很多人注意到，《真理报》在转载该文时删掉了有关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矛盾和小生产思想残余的段落。[117]这或许可以证明苏联领导人对中共的某些理论观点一时还无法理解和接受，但并不能说明他们在总体认识上存在分歧。如果进一步考察，应该看到，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章，除捷共、阿共、日共、越共和朝鲜劳动党的报纸全文转载外，其他各国共产党的报纸刊登的都是摘要或有所删节。[118]显然，这并不说明他们就一定不同意文中的看法。实际上，在中共的这篇文章发表一个月后，苏联出版了一本包括三篇文章在内的小册子《个人崇拜问题》，其中不仅全文收入了中共的这篇文章，而且对俄译文进行了修改补充，中国驻苏使馆注意到：“已与我原文无甚出入”。其他两篇是《真理报》的社论和文章。[119]此后不久，为了给党员干部提供学习材料，《真理报》出版社再次将这篇文章进行全文准确校对后，印成小册子，发行了20万册。[120]从普遍的反映看，无论是苏联还是其他各国共产党，对中共的文章都是一篇赞扬。[121]虽然开始可能有一些看法不同，但对于中共中央的本意完全是为了帮助苏共这一点，赫鲁晓夫心里是明白的。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苏共中央在6月30日《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中，特意引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来说明中共“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所采取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122]一向作为国际共运旗手的苏共，把另一个党的文章作为自己党内的学习文件，恐怕还是第一次，可见中共当时地位之重要。这也说明，赫鲁晓夫面对国内的混乱局面，非常看重中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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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理论探讨方面中共更多地显示出比苏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与苏联人的多次谈话中毛泽东则着重强调了中苏两党一致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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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31日与尤金进行的三个小时“情绪极佳”的谈话中，毛泽东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虽然在原则上承认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就毛泽东对斯大林所作所为的评论而言，斯大林几乎没有正确的地方。毛泽东指出，“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共产国际实际上的领导人，他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26年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依靠国民党，服从国民党。后来，斯大林只相信王明的话，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在抗日战争中，王明总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义为掩护，搞投降主义活动。共产国际只是在最后一段不长的工作时期才转变了看法，但毛泽东认为这是季米特洛夫的功劳。毛泽东特别讲到，共产国际解散后斯大林仍然错误地估计中国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他坚持主张中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为此，斯大林以联共（布）名义发来秘密电报，坚决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却怀疑中国的革命力量，坚决主张同蒋介石讲和。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对中共仍然持不信任的态度。毛泽东带有几分气愤地说：更有甚者，当时有许多议论，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什么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接着，毛泽东又大谈他在莫斯科的遭遇，强烈批评斯大林对中国所犯的大国主义错误。同样，在苏联国内问题上，毛泽东虽然在总体上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忠实的革命家”，但对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指出的斯大林的具体错误没有提出任何否定意见，反而对其进行总结，并归纳为七个问题。看过以上谈话记录，给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当尤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毛泽东还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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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会见来访的米高扬，苏联代表团此行的主要任务是签订苏联援助中国再建55项重点工程的协定。会见中，米高扬通报了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有关情况。毛泽东感谢苏联的援助，并表示也将一如既往地尽力支持苏联。谈到斯大林问题，毛泽东说，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做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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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2日与尤金的轻松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首先表示欢迎和完全赞同苏联对英国采取的宽容立场，而斯大林“过去错误地把英国同美国一样看待，把英国也看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敌人”。接着，毛泽东又指出了斯大林在中国和印度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毛泽东还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由于这个过错，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隔阂越来越深”。毛泽东称赞“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同时又指出，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毛泽东又一次说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犯过许多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毛泽东说他“可以写一本书”，只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对共同事业不利”。最后，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由于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说到中苏两党的看法，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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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原则问题上，中苏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重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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