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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毛泽东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的“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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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送审的国庆社论提纲草稿做了两处修改：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同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字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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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3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删去，其中有些就是毛泽东亲笔删改的。[208]195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的一封信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5月24日，毛泽东在军委报送的内务条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8月14日，毛泽东又将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越南顾问团的电报稿中“毛泽东思想”字样删去。[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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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由于毛泽东本人一再反对，中共中央终于做出了正式决定并通知全党。1954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提交《关于对党章中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请示报告》。邓小平批示：“书记处谈了，同意这样解释。同时，这个问题各地都可能有，请宣传部照拟一通知送我看后转主席、少奇同志看后发出。”[210]根据中央书记处的这个指示，中宣部于11月20日起草了一个《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通知》说：“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通知》特别说明，“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稿时加了一句：“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并将日期改为12月5日。[211]这个决定的精神并没有限制在党内传达，12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向与会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打招呼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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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足以说明，那时不提“毛泽东思想”的确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而且中共中央书记处也有明确指示，并广泛告知党内外（只是没有传达到基层）。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并且一再强调不能提“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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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解释说：“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213]胡的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也符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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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下半年，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苏南冲突，共产党情报局10月会议决定将南斯拉夫共产党逐出教门。斯大林决心与铁托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容忍南共的自作主张和在巴尔干独立门户的“民族主义倾向”。与此同时，针对东欧各党“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和主张，苏共在共产党情报局开展了一场围剿“狭隘民族主义”的斗争。[214]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当时，国共之间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已经开始，中共需要苏联的全力支持和帮助。[215]所以，共产党情报局对南共和民族主义的批判立即得到了中共的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专门做出关于南共的决议，指出铁托集团由于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的基本观点，因而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泥坑。[216]11月1日，刘少奇撰写《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一切民族，要从帝国主义压迫下争求解放和保卫民族独立，取得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援助，乃是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217]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提出对宣传毛泽东思想降温的，其目的和内心的考虑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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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动提出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是在1949年1月，这显然与米高扬秘密访华有关。如前所述，当时毛泽东急于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并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自然不能让斯大林感到中共有自立门户的倾向，更不能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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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仍然不同意使用“毛泽东思想”，除了知道苏联不赞成以外，还顾及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举动在中国党内的影响。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报刊就开始从理论上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公开批判和反对舆论宣传中的个人崇拜现象。1953年12月25日中国驻苏使馆向中宣部报送了两个材料，介绍苏联报刊和宣传中批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情况，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1954年第3、4期刊载了这些材料。1954年3月27日，驻苏大使张闻天又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送了一份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4月28日毛泽东批示刘少奇：这些都是“重要文件”，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在京有关人员。[218]5月5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通知，要求党内高级干部认真阅读这些文件。8月9日又提出将苏联反对个人崇拜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两篇文章刊登在党刊上。[219]是年12月中宣部发出的那个关于如何解释毛泽东思想的通知，不能说与这些背景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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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张闻天夫人刘英讲述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1954年夏天中国总政治部歌舞团在苏联演出，原计划将《斯大林颂》和《东方红》作为开幕曲，但苏联方面表示不能接受《斯大林颂》。中国使馆认为应该尊重和接受苏方的意见，但棘手的是还要不要唱《东方红》。张闻天建议，以两国军歌代替《斯大林颂》和《东方红》，作为演出的开始曲。这个建议得到了国内的批准。后来，张闻天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时，毛泽东称赞张闻天处理得好，还说他本来就不愿听《东方红》。[220]无论毛泽东说的是不是真心话，这件事非常形象地说明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当时对中国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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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在7月《人民日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以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更加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了。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大量登载了社会各界的种种议论。人们不仅为赫鲁晓夫揭露出来的斯大林错误感到震惊和不理解，而且已经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党内有没有个人崇拜？一时间，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在减少对自己领导人的宣传，以避斯大林个人崇拜之嫌。[221]在这样的氛围下，毛泽东本人和中共高层领导人自然都不能再重新提“毛泽东思想”。于是，就导致了在八大文件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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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丝毫不能说明毛泽东本人和中共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和表述有任何怀疑，更不能说是毛泽东地位的下降。从毛泽东历次谈到这个问题的说法也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只是不宜在公开场合使用“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而并非认为这种提法本身有何不妥。中共在建国后，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战争直到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这使毛泽东在党内外的威望和影响空前提升。人们更加折服于他的雄才大略，没有人会怀疑其领导的英明，更不用说会有谁对其地位提出挑战。这从八大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处理上也可以看出。苏共二十大以后，反对个人崇拜、提倡集体领导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中共当然不会放弃这面旗帜。然而，八大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相当微妙。与半年前苏共二十大的情况不同，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并没有成为八大的主要话题，诸多大会发言都没有涉及。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和邓小平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角度提到个人崇拜问题的。邓小平还有意为中共进行辩护，他指出：反对个人崇拜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中共很早就注意了这个问题，而且正是毛泽东自己反对对个人的歌功颂德；领袖是需要热爱的，这不是个人崇拜。[222]这样，既接过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委婉地回答了人们对中国是否也有个人崇拜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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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八大关于中共党内不存在个人崇拜的解释是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上，个人崇拜现象从延安整风时就已经开始了。延安整风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授予了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权力，神化了毛泽东的作用。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不只是刘少奇，包括张闻天、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对毛泽东都是一片颂扬崇拜的言辞。延安整风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迅速传遍延安，《东方红》也是这时传播开来的。[223]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对于批判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是被动的，不情愿的。所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才会突然冒出一句：“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224]这句话很耐人琢磨，仔细体味可以感觉到，其实毛泽东是不愿反个人崇拜的，特别是不愿中国人反个人崇拜。否则，就很难理解“文化大革命”中堪称世界之最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如何出现的。其实，就个人崇拜现象被批判后死而复生的情况看，在中国和苏联也颇有雷同之处。人们都知道，从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把“毛泽东思想”叫得满天响，也不过八九年的时间。而人们不大了解的是，赫鲁晓夫在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几年后，便在全党和全国搞起了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并于苏共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达到高潮，其做法和规模，无一不在效仿前人。在这两次大会的代表发言中，提到赫鲁晓夫的名字分别有500次和800次之多。原来赞扬斯大林的词汇现在都转向了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如“宇宙之父”、“正义、进步、生命和幸福的传播者”、“人类的希望——莫斯科、列宁和赫鲁晓夫”等。[225]以致当1964年10月苏共高层发动宫廷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时，勃列日涅夫宣布的赫鲁晓夫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大搞个人崇拜。[226]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个人崇拜现象绝不仅仅是思想方法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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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大确有许多非凡之举，就改造共产党自身而言，在许多方面的主张和动议，甚至超过了苏共二十大，比如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分析，对经济发展方针的调整，对改进经济体制的设想，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等。所以，这次会议能够鼓舞人心，激发全党的热情和干劲，使国人看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和美好前景。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革命的包袱，中共领导人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究竟如何走，没有也不可能对师承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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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对于苏联、中国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来说，1956年都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在一曲政治双重奏中，苏共与中共同时开始考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共八大与苏共二十大不仅在时间上是衔接的，在思想认识、方针政策以及发展路线等各方面，也都是一致的，相通的。即使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有一些分歧，但苏共很快就跟上了中共的步伐。特别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文章的发表，在很大程度上使苏共摆脱了国内和阵营内部思想骚动的困扰。所以，此期的中苏关系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227]与此同时，苏共二十大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提高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前是苏共领导中共，并在经济上援助中国，现在中共开始在政治上帮助苏共了。中苏两党平起平坐，共同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趋向，在紧接着发生的波匈事件中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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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苏共二十大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影响，始终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其研究的切入角度有两个：中苏关系史和中国现代史。从中苏关系史方面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李丹慧主编的论文集《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应该说是代表了前些年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从中国现代史方面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来说多一些，其重点集中在中共对苏联经济发展道路的反思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探索。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董志凯：《毛泽东在“八大”前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设想》，《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王真：《50年代中期我国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武力：《论八大对苏联工业化模式认识的深化及其历史局限》，《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6期；孔寒冰：《苏联经济模式是如何在中国确立起来的》，《俄罗斯研究》2000年第1期；刑和明：《1956年中共对苏联模式认识的转变及启示》，《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林蕴晖：《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转之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林蕴晖：《苏共二十大与毛泽东走自己的路》，《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对个人崇拜问题的专门研究不多，只有石仲泉的《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等少数著作论及。西方学者从中国史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的代表作应属麦克法夸尔（R. MacFarquhar）1979年出版的专著（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文本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翻译组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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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初”的概念，是把考察的时间限定在1956年10月以前。理由是，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对二十大及其本质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不做这种区分，就很难看清中共对斯大林和苏联道路问题反应和思考的变化轨迹，以及中苏分歧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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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编印，1965，第5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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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别是关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说法，仍为官方所使用。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59～360页。以此为依据，很多学者认为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了严重分裂，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如见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239～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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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496～506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377～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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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上论述参见赫鲁晓夫关于苏共中央工作总结的报告，米高扬在大会上的发言，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在大会上的发言，苏共中央关于工作总结报告的决议，分别刊登于《人民日报》1956年2月18日第3版、22日第5版、23日第5版和第6版、26日第3版。1956年1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对二十大总结报告的文稿进行了深入讨论，并集中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只有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提出不同意见，而多数人完全支持报告的观点和结论，并批评了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看法。卡冈诺维奇最后表示放弃自己的意见，而莫洛托夫没有表态。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1月30日），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43-51об，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с.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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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Пыжиков А.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Москва：ОЛМА-ПРЕСС，2002，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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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笔者的详细论证参见《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第71～77页；第6期，第77～85页；《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2期，第3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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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相关档案文献见沈志华编《关于朝鲜停战的俄国档案选编》，《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第150～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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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Правда，13 марта 1954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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