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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期间，中国驻波兰使馆派人到莫斯科向刘少奇汇报情况。据参加汇报的骆亦粟回忆，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说：中央决定，这次只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批评多了，怕他们接受不了。他还说：苏联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东欧各国的事情，管得越多包袱背得越重，人家离得越远，放开些，反而团结得紧些。邓小平着重询问了八中全会后波党政治局人员的变动情况，特别对哥穆尔卡和罗科索夫斯基问得很仔细。他指示：“要多做苏波双方的团结工作，但对一方讲的话，要准备让另一方知道，凡是不能让另一方知道的，不要讲，别看他们现在吵架，要想到将来他们有好起来的时候。”[112]这表明，中国当时对波苏关系是有清醒认识的，对直接介入波兰问题还是存有戒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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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档案文献看，中共对于波兰党也确实有担忧的地方，感到需要去做工作。问题的核心是波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这首先表现在对罗科索夫斯基问题的处理方式。由于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因此波兰党在将其排除出政治局后，还要进一步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消息不仅令苏联人不满，也使中国人觉得有些过分。[113]刘少奇在10月26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表示，这个问题很关键，哥穆尔卡走得太远了，不应对打击过自己的人搞报复。为此，赫鲁晓夫才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114]由于担心刘少奇来华沙是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115]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个方式进行。或许正是因为刘少奇无法在莫斯科与波兰党沟通，为了进一步让哥穆尔卡了解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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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毛泽东详细了解了波兰局势及哥穆尔卡的个人情况后，首先批评了苏联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并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还特别称赞哥穆尔卡24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波兰党的“高度智慧”。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中波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同志，但波兰也必须表现出宽容态度，“我们不能容许敌人利用我们阵营内出现的裂痕”。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对波兰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领土的主张感到担忧。毛泽东认为，“撤军问题的性质要广泛、深刻得多”，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例如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如果出现类似局面，“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116]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兰人，他们最终对一些棘手的问题做出了决断。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临时指派波杰罗夫斯基担任国防部长；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兰领土撤军。[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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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据师哲和骆亦粟回忆，10月29日，赫鲁晓夫等人到别墅来看望中共代表团。他们说，最近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军队从他们国家退出，而这个问题涉及整个华沙条约，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退出，那么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刘少奇也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还是要保持华沙条约。他还谈到要保护罗科索夫斯基，以及警惕反革命等问题。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你们放手，给他们独立平等，他们会更靠近你们，会更拥护苏联。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我们应该拿出勇气，把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时刘少奇提出了一个建议：苏方是否可以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谈话一直进行到夜里两点。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接受了中方的建议，表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可以放手，也同意起草一个宣言。于是，双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进行了安排，[118]到30日晚8时完成宣言草案。[119]随后，赫鲁晓夫返回主席团会议。讨论中，赫鲁晓夫表示放弃在罗科索夫斯基问题上的意见，让波兰人自己做主。会议通过了经中苏双方讨论过的宣言草案，题目是《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120]看得出，苏联发表这个宣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劝导和逼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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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在刘少奇看来，波兰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最后通过发表宣言解决问题的时机和方式却给处理匈牙利危机带来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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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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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三 中共在匈牙利事件中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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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刘少奇为处理波兰问题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布达佩斯的形势突然发生了急剧变化。自从斯大林去世就波澜起伏的匈牙利局势，由于当局处置不当，群众的不满情绪终于演变为一次社会性动乱。不过，与波兰事件相比，苏联在最初处理匈牙利危机时（10月23～24日），反应非常迅速，决策也非常果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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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956年7月拉科西“退休”时，苏联和匈牙利党能够及时选择像纳吉或卡达尔这样的改革派人物出来主政，匈牙利的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莫斯科接受了拉科西极力举荐的格罗，而格罗的思想路线与拉科西完全一致，其结果使匈牙利的动乱局面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更加剧烈。[121]格罗执政后的举动令人颇感失望，他当选总书记不久便跑到苏联去休假，并长达一个月；[122]回国不久又带领主要中央领导人去访问南斯拉夫，直到10月22日夜晚才匆匆赶回国。[123]而手足无措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做出的一个又一个让步，总是比情绪激昂的群众运动和舆论要求晚半拍，以致危机步步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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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为拉科西大“清洗”中最著名的受害者、前部长会议主席拉伊克举行了重新安葬仪式，前往送葬的队伍多达20万人。这是人们第一次走上街头表示对现政权的不满，也是民众感到自己有力量对抗当局的重要的心理界限。特别是当新闻影片中出现了纳吉参加送葬的特写镜头时，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124]10月14日《自由人民报》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项决议：为纳吉恢复党籍。尽管决议仍称纳吉是犯有错误的，但同时刊登的纳吉给党中央的信件却使人感到错误不在纳吉，而在党的路线和政策。[125]从16日开始，布达佩斯等匈牙利各大城市的学生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斯大林式的治国方法，坚持按民主原则改革政治体制。学生的口号越来越响亮，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得到了党内改革派和城市多数居民的支持。19日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制定新的出版法，保证批评自由和给予新闻工作者以豁免权，并致电匈党政治局祝贺恢复纳吉的党籍。[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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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在建筑工程大学一次有几千人参加的学生集会上，成立了匈牙利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并提出了16条要求，其中包括：立即从匈牙利撤出全部苏联军队，通过秘密投票自下而上地选举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基层、中层和中央机构领导人，在纳吉领导下进行政府改组，罢免在斯大林-拉科西时代犯有罪行的领导人，审判拉科西，在多党制基础上进行全民选举，制定工人最低生活标准，平等对待单干户农民，释放无辜的被捕者并为他们恢复名誉等。[127]此时，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学生这三股力量已经聚合在一起了。学生们的纲领没有提出任何进行根本经济变革的要求，但是其主要的政治要求在激进程度上超过了以往几个月以“裴多菲俱乐部”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和党内改革派提出的口号。[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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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布达佩斯街头：被游行者拉倒的斯大林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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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达和宣传自己的纲领，学生们提出在23日下午2时30分举行游行示威，并得到共青团中央的支持。刚刚回国的格罗等人担心局势失控，于10月23日12时53分由内务部通过广播电台宣布了禁止游行示威的命令，但是很快就因激起民愤而不得不在集会前几分钟取消了禁令。当天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了声援波兰人抵制苏联的文章，以及各种群众倡议和通告，舆论明显地倾向于民众。于是，游行参加者的人数逐渐增加，成分也发生了变化。下班之后，布达佩斯市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加入了游行行列，工人们也从市郊的工业区涌进城里。游行的规模越来越扩大，喊出的口号越来越激进，愤怒的人群开始行动起来：象征着苏联统治的斯大林铜像被吊车和钢索拉倒了，人们拖着被切割下来的斯大林头像在街上奔跑，情绪十分激愤。白天的和平游行到晚上变成了难以控制的骚乱。[129]正当人们期待着政府的回答时，格罗在晚8时发表了广播讲话。令人群失望和激愤的是，格罗一口咬定这次运动是“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工人阶级政权”和“破坏秩序”，是“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挑衅活动”。这不啻火上浇油，人们被激怒了，一些青年试图冲进广播电台大楼，宣读游行示威者的纲领性要求，结果与国家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晚9时以后，冲突过程中第一次出现了枪声和伤亡。这时，抗议行动开始带有武装暴动的性质了，游行示威者从派来增援守卫大楼的部队以及民防仓库和地段警察局那里抢夺或搞到了武器。午夜时分，匈党中央下令实行戒严，镇压开始了。[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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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布达佩斯不稳定的形势，苏联驻匈牙利的华约部队特别军早就制定了应急预案。1956年7月，华约部队参谋长安东诺夫来到达布达佩斯检查部队情况。随后，驻军参谋部在莫斯科的指示和帮助下制订了一份“特别军参加在匈牙利领土内恢复秩序”的绝密计划，代号为“波浪”。10月6日至19日，安德罗波夫与特别军负责人多次举行会晤，研究部署和准备工作。21日特别军领导人又检查了各部队出动前的准备状况，同时在苏联边界也采取了防止匈牙利局势失控的安全措施。[131]由于10月中旬安德罗波夫和特别军军长拉先科分别给苏共中央和总参谋部发来的关于匈牙利形势的紧急报告，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已经考虑派米高扬前往匈牙利，以及召回正在各地支援秋收的部队进行战备。特别军参谋长马拉申科于10月22日夜晚抵达布达佩斯，了解局势的变化。[132]相反，匈牙利军队的举措却显得犹豫不决。国防部长巴塔19日下达了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同时批准了为应付布达佩斯出现社会动乱而制订的计划，但第二天又取消了戒备状态，以致在布达佩斯发生冲突的当晚，很多军官都不知应当如何行事。[133]看来，实行镇压的任务只能靠苏军来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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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看到的材料，最先想到出动苏联军队进行镇压的是苏联驻匈军事总顾问吉洪诺夫和大使安德罗波夫。匈牙利国防部上校米克罗什·苏奇在回忆录中说，10月23日下午5时，吉洪诺夫当着国防部众多官员的面与在莫斯科的安东诺夫通电话，要求准许命令特别军在必要时进入布达佩斯。得到批准后，吉洪诺夫随即命令特别军处于待命状态，并向在场的匈牙利军官宣布，部队将于午夜后某一时刻抵达布达佩斯。[134]另据马拉申科回忆，同样在下午5时，安德罗波夫通过军用电话向拉先科通报了布达佩斯的局势并询问，能否派部队帮助维持首都的秩序。拉先科回答说，那是匈牙利警察和部队的事情，况且没有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命令，他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然而不到一个小时，特别军便接到了苏联武装力量司令部的命令：准备战斗。[135]还有材料说，苏联喀尔巴阡军区的第一二八步兵近卫师于19时45分，而驻匈特别军于20时接到了紧急待命的命令。[136]可以说，在匈牙利正式向苏联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之前，苏联军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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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夜晚，苏联和匈牙利领导人都在紧张地研究应对危机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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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国档案记载，在23日22～23时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首先由朱可夫通报了匈牙利的局势，然后赫鲁晓夫提议向布达佩斯派出苏联军队，布尔加宁立即表示同意。但米高扬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没有纳吉就无法控制局势，而对苏联来说，这是代价最小的办法。如果苏联军队开进去，就会自找麻烦。可以先采取政治手段试试，不行再派军队去。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朱可夫、苏斯洛夫认为，匈牙利局势已经动荡不安，与波兰的情况不同，所以必须出兵并宣布全国实行戒严和宵禁。其他主席团成员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谢皮洛夫、基里琴科随声附和。会议还决定派主席团成员米高扬、苏斯洛夫以及苏军副总参谋长马里宁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去布达佩斯。赫鲁晓夫最后说，可以吸收纳吉参与政治活动，但暂时不担任政府首脑。[138]正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也被邀请来参加会议。据拉科西回忆，晚10时半左右他被接到主席团会议现场，赫鲁晓夫介绍了布达佩斯的情况后问道，在这种局势下是否需要苏联军队出面干涉。拉科西毫不犹豫地回答：“绝对需要，而且必须立即干涉。”于是赫鲁晓夫接通了布达佩斯的电话，在简短交谈中，格罗扼要地介绍说形势很复杂。赫鲁晓夫告诉他，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苏联愿意给予任何的军事援助，但需要匈牙利政府提出正式请求；此外还通知说，米高扬将连夜赶赴布达佩斯并转告苏联的决定，在此之前不要采取任何重要举动。[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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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领导人当晚集聚在格罗的办公室，神情更为紧张，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格罗对他的广播讲话所引起的剧烈反应感到非常吃惊，为了平息民愤，不得不提议请纳吉出来组建新政府，在场的人一致同意。纳吉很快被请到党中央大厦，并无条件地同意出任部长会议主席。22时22分，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消息：立即召开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这次紧急召开的只有三分之一成员参加的中央全会到24日凌晨才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由纳吉取代赫格居斯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此外，大家还一致同意格罗的建议，马上与赫鲁晓夫通电话，请求苏联出兵镇压刚刚出现的暴乱，因为匈牙利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除国家安全部队外，正规军被禁止开枪，除非他们自身遭受攻击，有的士兵甚至投靠到“自由战士”一边。于是，会议决定邀请苏联军队，并发布戒严令。[140]然而，在此之前，苏军已经开始行动了。[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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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23时，苏联国防部根据政府的决定向驻匈特别军、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及部署在罗马尼亚的独立机械化集团军发出了战斗警报，这些部队共计5个师31550人，拥有113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615门火炮和迫击炮，185门高射炮，380辆装甲运兵车，3930辆汽车。同时进入战斗准备的还有4个空军师，共计歼击机159架，轰炸机122架。各部队的任务是：特别军主力进入布达佩斯，占领该市重要设施并恢复那里的秩序，同时以部分兵力在奥匈边境担任掩护；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负责占领匈牙利东部各大城市；独立机械化集团军进入匈牙利南部地区。各部队随即展开行动：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在10月23日夜已越过苏匈边界，特别军于当地时间24日2时至4时进入布达佩斯并占领了该市重要设施，独立机械化集团军主力于4时15分至6时20分进入匈牙利领土。歼击机部队起飞掩护陆军行动，轰炸机部队则在机场待命。[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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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匈牙利局势骤然恶化到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和占领匈牙利其他大城市，前后不足12个小时，在此期间，中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和师哲的回忆录，23日下午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在其住所与赫鲁晓夫谈话时，格罗来电话说，因国内离不开，无法到莫斯科来开会。赫鲁晓夫答应他可以不来。过了一会儿，朱可夫来电话说，布达佩斯的群众已走上街头，并冲进党政机关大楼。警察拒绝为大楼提供保护，而国防军派去维持秩序的军队被群众缴了械。因此匈牙利国防部长给他打电话，要求苏联派军队给予援助。朱可夫推说这是政治问题，应在两个党中央之间解决。又过了约一个小时，朱可夫第二次来电话。当时赫鲁晓夫表示，出兵问题主席团要讨论，如果是匈牙利政府请求的话，可以考虑。放下电话后，赫鲁晓夫对刘少奇说：匈牙利目前的局势你们完全不知道，现在也来不及征求你们的意见了，明天主席团开会，请你们参加。说完就走了。24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经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只有几个据点没有拿下来，其他问题都已解决。人民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的坦克。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的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143]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向中国代表团解释一下出兵的原因，并不需要中国人对此做出评论。[144]俄国的档案文献和师哲的回忆都没有记述刘少奇对匈牙利问题及苏联出兵的反应。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报告说，（23日晚）赫鲁晓夫走后他与毛泽东通了电话，因不了解情况，决定先不表态。[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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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晚8时和9时，中国驻匈使馆发回两个电报，未加评论地讲述了布达佩斯游行的情况和格罗的广播演说。此后便没有进一步消息了。24日下午4时外交部连续发出三封电报，要求驻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国家使馆迅速报告匈政治局势（特别是纳吉的问题），“报告时切忌主观片面和人云亦云”，并要求驻匈使馆立即派一名了解情况的参赞和匈文翻译赶往莫斯科（自然是向刘少奇汇报）。[146]但外交部始终没有收到驻匈使馆的回复，其原因是通讯中断。由于中国使馆没有电台和直线国际电话，平时与国内的一切通讯都要经市内邮电局进行。因局势混乱，邮电局停业，从23日午夜起一切国际电讯、电话全部切断，中国使馆的报告发不出去，国内的指示也接收不到，直到25日下午才恢复电讯（电话仍不通）。所以，24日上午使馆报告游行当夜已经“演变成反革命暴动”以及实行戒严和苏军出动的电报，外交部直到北京时间26日凌晨才收到。[147]据使馆人员回忆，一则外交部指示“多听少说，不轻易表态”，二则情况不明，也不便发言，所以，尽管匈牙利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对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友好，但中国使馆对匈牙利的内部事务从不发表意见。从布达佩斯发生骚动一开始，中国大使馆的铁门就紧闭起来，拒绝与匈牙利的任何一派建立直接的联系，即使是那些以前来往密切的朋友。作为前任拉科西政府的官员，这些人希望在中国使馆得到庇护，但郝德青大使通过门卫婉转地请他们去苏联使馆。在危机过程中，出于安全的考虑，中国使馆人员都集中到宿舍大院集体办公，只能通过收听广播和收集街头传单、小报来了解情况。[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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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10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反革命分子利用学生和平游行制造武装暴乱，匈政府邀请苏联驻军帮助恢复秩序的消息外，直到10月30日之前，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没有对匈牙利危机做出任何表态，至少在目前可以看到的档案文献和已经出版的论著都没有提到这一点。[149]这大概与匈牙利局势发生变化有关。27日中国使馆报告：“反革命武装力量已基本肃清”。28日又报告，纳吉当日下午发表声明，命令全面停火，宣布重组政府。“纳吉声明后，枪炮声已渐平息”，恢复秩序有望。[150]到28日晚上，当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并汇报了最新情况后，苏联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是宣布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新政府（已排除格罗和赫格居斯等），接受纳吉的宣言，同意从布达佩斯和其他占领地区撤军。[151]同一天，驻匈苏军司令部下令制订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而由匈牙利军队接管的计划。按照后来制订的计划，接替的部队应于10月29日20时至30日6时进入阵地。[152]《人民日报》在28和29日两天的报道让人感到暴风雨即将过去了：匈政府限令叛乱者停止抵抗，已有大批暴乱者放下了武器；暴乱分子请求谈判，布达佩斯暂时停火，匈政府和人民正设法恢复和平生活；已经实行暂时停火，正在进行谈判等。或许正是如此，毛泽东觉得华沙条约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从而决定支持波、匈等国要求苏军撤退的主张。[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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