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97798 按照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中央全会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的说法，30日凌晨赫鲁晓夫离开刘少奇回家时，做出的决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但回家后看到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新情报，经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一致决定再次出兵干涉。因为已经与中国达成不再使用武力的协议，现在又突然改变做法，所以在31日晚刘少奇回国前，赫鲁晓夫带领整个主席团赶到机场，与刘少奇等举行会谈。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刘少奇对此完全赞同，说这也是中国方面的考虑。[169]按照这个说法，再次出兵的决定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只是与中国的意见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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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00 中方的说法恰恰相反。由于信息不通，中国对匈牙利的局势变化不甚了解。[170]按照吴冷西和师哲的回忆：10月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最新报告送给刘少奇看。中共代表团看了这个报告后深感意外，整整讨论了一天。经研究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二是苏军采取镇压行动。由于两种办法各有利弊，大家讨论了一天也没有结果。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连夜召集政治局会议研究，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匈牙利事件的性质不同，苏联想在波兰动用军队是错误的，但对匈牙利必须帮助。毛泽东要求赶紧起草电报，告诉刘邓代表中央郑重向苏共中央提出，中共不赞成从匈牙利撤兵，建议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同时，毛泽东在电话里告诉刘少奇，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毛泽东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当夜，应中共代表团的要求，中苏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在发言时明确表示，对匈牙利的局势，是不是还有挽救的机会？不要就这样放弃了，放弃了可能要犯错误。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权，不让政权落后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中共的意见很清楚，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问题，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但赫鲁晓夫表示非常为难，他说，出兵就意味着要对匈牙利实行全面占领，那样我们就变成征服者了。我们已经考虑过，大家都认为这样很不利，因此一致主张退让。鉴于苏方已有一致意见，中共代表团不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31日）晚上，刘少奇接到苏方电话，要求代表团成员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飞机场，同苏方再度会谈。赫鲁晓夫一见面就告诉刘少奇，经过主席团一整天的讨论，有了新的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刘少奇表示赞同，又提醒说，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二是要有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171]周恩来在1972年8月1日与外事干部谈话时也说：苏联原来准备放弃匈牙利，最后接受了中共的建议，决定苏联军队不走，这才把卡达尔争取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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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02 对比俄国档案中关于30日和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讨论记录，可以对上述当事人回忆的不同说法做出评判。根据30日会议的第49号记录，大约在夜晚（即主席团刚刚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和通过平等关系宣言），尤金报告了与中国代表团会谈的情况。中国人对匈牙利局势表示忧虑，提出：“匈牙利是否会脱离我们的阵营？纳吉是怎样一个人？是否可以信任他？”更晚一些时候，赫鲁晓夫和刘少奇进入会场。会议记录表明，刘少奇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赫鲁晓夫随后发言称：“两条途径。军事途径：占领；和平途径：撤军，进行谈判。”莫洛托夫的讲话似乎倾向中国的意见：“政治局势已经明确。建立了反革命的政府，过渡性的政府。”[172]这说明30日夜间中共已经表明了新的立场，而苏共还在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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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04 31日的会议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已经明确了态度。赫鲁晓夫对匈牙利局势的意见是：必须重新考虑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问题，苏联军队不能从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撤出，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们撤出匈牙利，就会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受到鼓舞。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并进攻我们。”接着，赫鲁晓夫指出，不能在埃及之后再把匈牙利送给西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赫鲁晓夫还提出了再次武装干涉的具体办法，如成立以卡达尔为首的临时革命政府，由明尼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如果纳吉同意可以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以及与铁托会谈，向中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通报信息等。主席团一致同意赫鲁晓夫的主张和提议。参加会议的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罗也表示赞同。[173]以后苏联对事情的处理大体就是按照赫鲁晓夫的以上安排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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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06 显然，档案文献的记载证明师哲的回忆是准确的。这个过程表明，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10月30日晚毛泽东对匈牙利危机态度的转变，更准确地说，是对纳吉政府态度的转变。尽管目前还无法看到在危机期间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事件的全面分析及其变化，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人民日报》的报道就可以发现，从10月27日第一次刊登匈牙利事件的消息时，中国官方的观点就称之为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的游行及其制造的“武装暴乱”，所不同的只是对匈政府行为的评论。在11月2日之前的报道对纳吉政府比较客观，言辞中还有表示支持的意思，从3日开始变调，不断批评和指责纳吉政府的做法。[174]由于受过去政治宣传的影响，给人的印象苏联出兵镇压是因为纳吉政府背叛性地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并向联合国求援。实际上，纳吉因阻止苏军向匈牙利逼近未果而宣布中立是在11月1日晚上，而此时苏联早已决定对匈牙利实行军事占领了。[175]至少在11月4日卡达尔新政府在苏联坦克护卫下进入布达佩斯之前，苏联对纳吉的态度主要是认为他软弱，无法控制局面，所以最初还考虑让他参加由莫斯科组织的新政府，而中国的估计则要严重得多。[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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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0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把纳吉及其政府推向深渊的决定性一步，是毛泽东首先迈出的，而在危急的关头，纳吉恰恰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11月1日晚10时，纳吉紧急召见中国大使郝德青，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纳吉首先指出：“这次事件是一个悲剧，是党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引起的”。“和平示威运动表示了人们的不满”，但被称为反革命暴动，结果激化了矛盾，而苏联出兵干涉又使事件“趋向极端恶化”。“当然，在这种严重情况下，反革命法西斯分子进行了活动，但只是极少数”。匈政府已无数次地提请苏联当局注意，并整天与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谈判。“他们对事件的估计和论断与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谈到问题的焦点，纳吉说：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愿意谈判，并指出苏军继续驻留会使情况更恶化。但事情并不是如此发展的，根据飞机侦察，“从昨天下午起一直到现在的情况说明，苏军不但没有开始撤退，反而增援两个新的坦克师”。这违反了“匈牙利政府与米高扬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也是“违反苏联政府声明”的。纳吉激动地说：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不堪设想的悲剧发生。“我们是共产党人，政府内阁半数是共产党人，部长会议主席是共产党人，都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但现在情况严重到如此地步，到底是什么原因把我们拖到这种地步”。“我们别无他法，只有把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立即退出华沙条约，宣布中立”。纳吉指出，现在苏军坦克部队离布达佩斯只有60公里，全国机场已被苏联坦克部队占领，这是有计划的军事进攻。纳吉最后深切地表示：如果苏军撤退，我们可以立即收回向联合国提出的控诉。“情况万分严重，请大使转告毛主席和周总理，要求中国政府干预此事，帮助解决苏军撤退问题”。[177]纳吉万万没想到，毛泽东此时已经做出了与他的期望完全相反的决定。对于中国立场的突然转变，不仅苏共领导人感到意外，匈牙利政府完全被蒙在鼓里，就连波兰党政治局听说中国称赞苏军对布达佩斯的行动后，也如坠五里雾中。[178]这就难怪后来东欧学者对中国在苏联第二次出兵镇压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表示怀疑。[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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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10 当然，影响莫斯科决定第二次出兵的还有其他外界因素，很多研究者注意到美国的态度。例如10月2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达拉斯发表演说时称，美国并不把苏联的卫星国当作潜在的军事盟友。第二天，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又把杜勒斯的话重述了一遍。10月29日，美国大使波伦还特意请苏联领导人注意这种说法，甚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31日的电视讲话中又重述了一遍。[180]这无异于告诉莫斯科，美国不会出面干涉匈牙利问题。此外，与匈牙利危机同时爆发的苏伊士危机，一方面如赫鲁晓夫所说，使莫斯科不能容忍在中东失去控制后又在东欧丢掉一块阵地，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促使莫斯科下定了决心，因为西方在集中精力处理中东危机时已经无暇顾及东欧的事情了。[181]莫斯科盟友的立场也并非不重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10月30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指出，与匈牙利党和政府的立场不同，意大利共产党仍坚持“把暴动看作反革命事件”，匈牙利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向着反动的方向发展”。[182]同日苏共中央还接到报告说，保加利亚驻苏大使格拉西莫夫在前一天曾尖锐地指出，匈牙利政府的许多行动是不正确的和敌视苏联的，关于苏联军队必须撤出匈牙利的声明则是“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183]还有学者指出，匈牙利事件对其他东欧国家，特别是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使克格勃非常担心：这一骚动如果不尽快平息，将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连锁反应。[184]不过，就影响苏联二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而言，与毛泽东态度的转变相比，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次要的。关于这一点，若干年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做出的结论是正确的。[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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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12 就在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穿梭游说的时候，[186]11月1日，米高扬回到莫斯科。他坚决反对马上采取军事行动，并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在目前的条件下，最好是支持现存的政府”，“不要与（匈牙利）军队闹翻”，“再等10～15天”，“局势一旦稳定下来，事情就会向最好的方面发展”。但是所有与会者都表示反对，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还强调：“中国人已经表明了我们不能撤军的意见”。会议决定维持31日的决议，对匈牙利实行占领。米高扬最后提出：“还有三天考虑的时间，同志们可以出出主意”，应该继续与纳吉政府保持接触。[187]然而，一切都晚了。11月2日，朱可夫已经制订出再次攻占匈牙利的“旋风”战役计划，并得到主席团会议的批准。[188]3日下午，在布达佩斯的50多名中国留学生接到通知，全部到使馆避难。[189]当晚24时，由科涅夫元帅指挥的12个师、总兵力达10万人的驻匈苏军已经全部完成战斗准备。莫斯科时间11月4日晨6时，口令“霹雳”下达后，全面占领匈牙利的“旋风”战役开始了。[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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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14 总体说来，由于缺乏信息，在波匈事件的初期中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和影响，但是到了10月底，在苏联领导层内部意见分歧并感到左右为难的时候，中国的意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迫使苏联发表平等宣言，并在此基础上同意从匈牙利撤军，以及第二次出兵镇压布达佩斯的反抗。当然，所有这些决定最终都是苏联人自己做出的，正因为如此，莫斯科才为这些行动的后果承受了巨大压力。而中国在波匈事件中所发挥的更大作用，是在处理善后事宜中帮助莫斯科渡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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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19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68]

1702897820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四 赫鲁晓夫面对波匈事件余波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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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22 11月11日，随着匈牙利武装反抗者最后一个抵抗据点切佩尔枪声的停止，苏联以武力镇压反抗的军事行动结束了。[191]这次经过周密策划的行动很快就取得了军事胜利，但是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以致莫斯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感到难以承受其余波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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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24 苏联的军事行动首先在西方世界引起强烈反应，并由此掀起一股反苏、反共高潮。11月5日，艾森豪威尔致函布尔加宁，对苏联在匈牙利的举动表示震惊，尤其是这次“动用军事力量对付匈牙利政府和人民竟然发生在贵方代表和匈牙利政府代表就撤走苏军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刻”。美国总统要求“苏联立即采取措施从匈牙利撤军，让匈牙利人民享有并实现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对所有民族都适用的人权和基本自由”。[192]西欧各国政府，包括中立的瑞士和奥地利，都发表声明或照会表示抗议。不少地方举行了有议员、大学校长及社会名流参加的示威游行，有的还包围苏联使馆，甚至扔手榴弹。许多西方使节拒绝出席苏联国庆招待会，有的国家（如西德）甚至规定下半旗，有的国家（如瑞士）则提出要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西欧主要共产党的机构和活动场所遭到袭击，有的政府（如奥地利）还要以叛国罪起诉共产党。[193]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孤立的典型事例出现在挪威，苏联使馆为举办一次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发出几百张请柬，但出席者只有十几人；驻在国外交部只有礼宾司司长一人出席，而且与迎宾主人握手后转身就走了，令苏联大使十分难堪。[194]在联合国召开的一系列有关匈牙利问题的会议上，苏联代表始终处于“被告”的席位，而不得不接连对所有的议案投反对票，处境十分被动。[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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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26 很多战后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对苏联的行为不满，并把苏军在匈牙利的行动与英法入侵埃及相提并论。11月14日，印度、缅甸、印尼和锡兰联合发表外交部长声明，对在埃及和匈牙利发生的以强凌弱的事件表示不安、痛心和强烈不满，要求苏联军队“尽快从匈牙利撤出”，以便匈牙利人民有充分的权利“自己解决自己的未来和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组建自己所希望的政府”。这些国家在联合国讨论匈牙利问题时“所持的观点整体上是对苏联不友善的”，有的（如缅甸）甚至主张通过联合国对苏联采取制裁措施。[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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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28 即使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反应也令苏联人头痛。据中共中央联络部的观察，苏联第二次出兵匈牙利后，各国共产党看法不一，社会主义阵营严重分歧。除中共大力支持苏联外，明确表态赞同苏军行动的只有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荷兰、朝鲜、越南和印尼等几个共产党，而大多数国家的党，或者情绪沮丧、态度暧昧（比利时、日本、印度、保加利亚），或者公开表示反对和谴责（挪威、加拿大、美国），还有些党则因意见不合发生了组织分裂，很多人宣布退党或被开除出党（丹麦、瑞典、英国、意大利）。[197]丹麦共产党发生分裂，脱党分子另行组织了社会党。[198]英国共产党情况最为严重，1956年底英共党员有34117名，而1957年2月党员登记时仅26742人，也就是说正式退党的人数已达17%。[199]社会主义各国的情况好一些，但最初也是流言四起，谣传不断，并引发了对苏联行为的种种猜疑、不满和反对。据新华社的看法，在波兰问题上，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比较，罗、保、阿的做法有所保留；在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问题上，除波兰外，其他东欧国家都表示支持，但谈得不多，罗马尼亚直到11月下旬才直接表态；在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方面也有分歧，保、阿紧跟苏联，罗、南则一直保持平静交往。[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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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30 欧洲卫星国的情况还算不错，最令莫斯科头疼的是贝尔格莱德态度的变化及苏南关系呈现的紧张状态。关于使用武力镇压的问题，在11月2～3日布里俄尼岛会谈时，尽管有所保留，铁托还是表示赞同赫鲁晓夫的观点：纳吉实际上为“反革命”扫清了道路，“社会主义成果”受到威胁。因此，苏联的武装干涉是必要的。赫鲁晓夫则接受了铁托的建议，由卡达尔出任匈牙利新政府首脑，取代莫斯科最初挑选的明尼赫。为了使政权尽可能平稳交接，南斯拉夫人允诺劝说纳吉主动放弃权力。然而，11月4日苏军进攻后，纳吉不仅没有辞职，还发表声明谴责苏联的举动，并率领政府成员躲进南斯拉夫使馆，请求政治避难。这令南斯拉夫的处境极为尴尬和微妙，铁托只得一方面向苏联通报，将竭力对纳吉施加影响，使其撤销自己的声明，并表明支持卡达尔政府的立场；另一方面指示使馆劝说纳吉，并限制他们的活动。但苏联领导人答复说，鉴于纳吉政府已被取缔，而卡达尔政府也已宣布成立，纳吉的声明就不再需要了。赫鲁晓夫还建议并催促铁托，将纳吉等人交给苏联军队，再由苏联军队交给卡达尔政府。11月8日，铁托致函赫鲁晓夫，竭力说明为了保持自己的声誉，南斯拉夫不能交出纳吉等人，而建议寻找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包括采取赦免的方式。[201]当卡达尔准备与南斯拉夫就处理纳吉等人的问题达成协议时，9日莫斯科表示了绝对不许将纳吉交由南斯拉夫人处理的坚决态度。莫斯科要安德洛波夫大使转告卡达尔：“关于纳吉·伊姆雷的问题已成为我们和南斯拉夫同志争论的问题，是重大的原则问题，涉及匈牙利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根本利益……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我们应当表现出坚定性和原则性。”[202]11日南斯拉夫拒绝了苏联关于让铁托等人去罗马尼亚的建议，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办法：或者让纳吉等人留在匈牙利，但前提是卡达尔要发表声明，公开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或者让纳吉政府的成员到南斯拉夫去避难。[203]或许是为了向莫斯科施加压力，同一天，铁托发表了著名的普拉演说，公开指责苏联对匈牙利的“第一次干涉是没有必要的”，“是绝对错误的”，而称第二次出兵是一场“悲剧”。讲演还批评了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斯大林分子”。[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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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32 铁托的演说，特别是关于“斯大林分子”的说法和提到赫鲁晓夫时没有使用“同志”二字，激怒了赫鲁晓夫。[205]莫斯科决心甩开南斯拉夫，独自行动。就在南匈两国政府反复谈判解决纳吉等人的处理问题期间，苏联于11月17日决定，一旦纳吉离开南使馆即对其实施逮捕并送往罗马尼亚，卡达尔接受了这个方案。[206]21日，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签署协议，同意对纳吉等人的安全做出书面保证。[207]22日傍晚，纳吉等人在南使馆人员的劝说和陪同下走出使馆，却意外地被守候在门外的苏联军人强行带走。[208]尽管南斯拉夫提出抗议，但莫斯科声称这是匈牙利的内部事务，便不再理睬。[209]随后一段时间，苏南开始在各自的报刊上互相指责，批评对方。最令苏联人不能容忍的是12月7日南共第二号人物卡德尔发表的演说，声称：“匈牙利事件是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悲剧”；“当匈牙利社会处于这样深刻的内部危机的时候，苏联的干涉根本起不了决定作用。这次干涉不是错误的开始，而是错误的结果”。[210]卡达尔政府的一些做法，也开始受到贝尔格莱德的指责和讥讽。[211]1955年刚刚缓和的苏南关系，再次降到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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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34 波兰与俄国的历史夙怨甚深，特别是1939年苏德秘密条约签订后苏联对波兰的进攻，大规模坑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事件被披露，以及苏军在1944年华沙起义时作壁上观，任凭德军剿灭起义者的表现，波兰人对这一切记忆犹新。在十月危机中，苏军兵临华沙城下，试图干涉波党选举的行为，更引起波兰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反抗。赫鲁晓夫虽然平静地离开了华沙，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匈牙利事件再次激发了波兰人的反苏情绪。大多数人都认为苏联第一次出兵是完全错误的，对于第二次出兵，也有很多人认为除加重流血外恐无济于事，这样做就是把“匈的社会主义建筑在刺刀和坦克的支持上”。报刊上指责苏联的文章和报道层出不穷，波兰群众的反苏倾向在日常生活中也能体现出来：订机票、买东西时如讲俄文就没人理睬。波兰官方对卡达尔政府迟迟不表态，报刊上亦无评论，《人民日报》、《真理报》关于匈牙利问题的社论和评论均未见转载。这种不满也反映在实际行动中，波兰军队开始大规模进行高级将领的人事变动，以波兰军官取代了原来就职的苏联军人。[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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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36 在社会主义各国，中共领导人无疑是莫斯科最坚定的支持者。然而，中国社会对苏联出兵问题也是一片反对声，中共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乃至普通工人和市民都表示疑问和担心。有人认为，“苏联出兵镇压叛乱是个很大的错误”，“匈牙利事件苏联要负全部责任”；有人认为，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干涉内政，是不智之举”，是“大国主义”的表现，“是把小国当作自己的支部”；也有人指出，各国人民有选择社会制度的自由，华沙条约是对付北约的，对付外来侵略的，而不是用来对付内乱的。[213]甚至在《人民日报》文章发表后，党内和干部中仍有许多不同意见：“援助和干涉仅是字面问题”，“派军队到别国领土去是不正常的事”；“从法律上讲苏联出兵是干涉匈牙利”；“联合国派观察员到匈牙利去为什么不可以”。还有不少干部表示赞同南斯拉夫的观点和立场，认为铁托和卡德尔的讲话比较有道理，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不能服人。[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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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38 苏联政府处理匈牙利事件的做法及其结果在国内也遇到了质疑，并加剧了苏共党内本来就存在的分歧。在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当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明显形成了以赫鲁晓夫为首和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两派，并发生了争吵。赫鲁晓夫等人赞同卡达尔关于成立新政府的声明，而莫洛托夫却不同意公开谴责“拉科西—格罗集团”，认为“匈牙利正在走南斯拉夫的道路”。[215]11月6日的主席团会议继续进行辩论，而且更加激烈。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观点受到批评，会议通过了支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呼吁书的决议。[216]早在二十大前后，苏共领导层就在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赫鲁晓夫趋向激进，莫洛托夫趋向保守。秘密报告引起的苏联乃至社会主义阵营思想混乱，使得赫鲁晓夫陷入被动，并导致某种政策性反复。波匈事件的发生则是对赫鲁晓夫一派的更大冲击。莫洛托夫对拉科西和格罗情有独钟，而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曾寄希望于纳吉政府。[217]结果，拉科西等人只是犯有“严重错误”，纳吉却走向了“反革命”，局面对赫鲁晓夫更加不利。赫鲁晓夫希望推出卡达尔的新政府控制匈牙利局势，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右边有南斯拉夫支持的纳吉拒不退让，左边有莫洛托夫支持的拉科西跃跃欲试，再加上国内知识阶层和青年学生在反对个人崇拜浪潮中发泄出来的对苏联制度的不满，赫鲁晓夫政权的合理性危机已经显而易见。如果说决心与南斯拉夫翻脸，采用背信弃义的极端手段处理纳吉等人，是赫鲁晓夫在外交领域不得不做出的让步，那么，苏共中央主席团12月19日就《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和制止反苏维埃敌对分子的攻击行动的信函》做出的决议，则表明赫鲁晓夫在政治领域也只能屈从于莫洛托夫等人的强硬主张了。信函指出，最近，在莫斯科等城市“出现了公开反对苏维埃、充满民族主义思想的演说”，“在学生中流传着充满反苏内容的传单”。这些言论“千方百计地煽动民族纠纷，赞扬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行动”，因此必须实行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218]此后，逮捕和审判的浪头汹涌而来，仅在1957年最初的几个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数百人。[219]有研究者指出，“事件的这种转折，迫使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不得不面对选择：或者承认自己的失败，彻底放弃改革；或者根除保守势力，至少是在上层领导中”。[220]联想不久后克里姆林宫发生的6月事变，此话颇有道理。[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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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40 到10月底，随着莫斯科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关系宣言的发表，波兰危机在中共的干预下算是平息了，但哥穆尔卡上台后的日子并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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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42 在苏联卫星国中，波兰是纳吉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后，赫鲁晓夫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服波兰。11月1日在布列斯特，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与哥穆尔卡、西伦凯维兹和奥哈布举行了会谈。目前尚未发现这次会谈的记录，不过从当天布列斯特发回的电报及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可以断定，哥穆尔卡对苏联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内部事情，不应该干涉”。但他承认匈牙利存在“反革命势力抬头”的危险，并同意不公开反对苏联出兵。[222]11月2日一早，波党机关报《人民论坛报》便发表了告波兰人民书：“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在匈牙利捍卫和坚持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成果的问题可由国内力量——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匈牙利人民去解决，而不应是外来干涉。”[223]同一天，波兰驻苏大使会见苏联副外长佐林，坚持要求说明苏军进入匈牙利领土的情况。[224]3日晚，波兰驻匈大使向郝德青通报了他刚结束的与纳吉的谈话内容，并建议中国党最好也能派负责同志前来了解情况，施加影响，提些建议，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225]这些情况都表明，华沙实际上反对苏联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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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44 苏联出兵后，波兰政府的立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显得十分孤立和尴尬。最初，外长拉帕茨基还向中国大使表示波兰愿意帮助卡达尔政府与纳吉建立联系，并承认“在匈牙利问题上波兰内部有一定困难”。[226]随着局势的变化，华沙的态度也不得不有所改变。[227]但是，在苏联和中国看来，波兰的立场始终有问题。苏联认为，受到“党内健康势力的影响，哥穆尔卡不能不走向正确道路”。但波兰党内意见有分歧，萨瓦茨基、奥哈布等人是左派（对苏友好），萨姆布罗夫斯基、莫拉夫斯基是右派（倾向南斯拉夫），拉帕茨基、西伦凯维兹以前是社会党人，还有过去的残余思想。所以，整个波兰党，特别是基层组织非常薄弱。[228]中国认为，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新领导得到群众拥护，坚持有波兰特点的社会主义，总体是好的。但是“在思想上和对外政策上明显地有着民族主义倾向”，如对苏不满情绪尚未平息，至今还有反苏游行；在匈牙利问题上基本上支持纳吉，很多观点与南斯拉夫一致，在联合国有关匈牙利问题的投票中，竟然两次与南斯拉夫一样投弃权票。在对内政策上则片面强调民主化，忽略阶级斗争。总之，波兰的形势是“表面平稳，内在紧张”。[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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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46 面对在民主化浪潮中来临的波兰议会选举，更令波党领导人感到不安。这次选举与过去最大的区别是候选人不再由中央提名，而是改由地方提名。结果很多老干部、老党员因被看作“斯大林主义者”不在候选人之列，而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很多青年人成了候选人。此外，近期经济情况不好自然也会影响选举。所以，波党领导人十分担心，感到“选举结果，目前尚难预测”。尽管统一工人党在议席分配上超过半数，但认为“面临的情况是复杂的，必须进行严重斗争”。[230]新华社记者也认为，在议会候选人中，统一工人党的绝对数字和百分比均有所下降，而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反动力量和教会力量都很活跃。因此，这次选举的结果不容乐观。[231]波兰究竟向何处去，是否会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前途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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