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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危险和困难还在匈牙利。由苏联一手扶植的卡达尔及其政府成员虽然乘苏联坦克进入了布达佩斯，但面对混乱和危局却显得一筹莫展，力不从心。新政权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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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出兵一个星期后，匈牙利中心城市的武装抵抗基本结束。据克格勃主席谢罗夫19日报告，安全机关已拘留4700人（其中逮捕1400人），缴获机枪1228挺，其他射击武器178660支，手榴弹63460枚。但整个国家的局势仍然很不稳定，许多企业没有开工，集会还在继续进行。[232]反抗力量“从公开转入隐蔽，从军事斗争转入政治斗争，继续在群众中进行活动”，他们“制造谣言、散发传单、放冷枪、阻止复工、煽动罢工”，还鼓动群众提出“撤退苏军、宣布中立、自由选举、新闻自由、恢复纳吉职位以及成立全国和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等要求”。直到12月8日，因工人委员会被解散，在几个大城市还发生了示威集会和流血事件，12～13日又发起了全国性大罢工。[233]在苏联和中国看来，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卡达尔政府软弱无力，不敢斗争，对敌人“放纵”，对落后群众“过于迁就”；二是党组织瘫痪，“在群众中的联系和影响已丧失殆尽”。[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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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政权的威胁不仅来自社会上的不满和反抗。纳吉政府虽已倒台，他本人也躲进了南斯拉夫使馆，但他们的影响和群众基础仍然存在。据匈官员反映，布达佩斯的枪声停止后，主要问题就是“大部分人民不承认卡达尔政府，反对苏联，要求纳吉重新上台”。[235]就连驻布达佩斯的中国记者都认为，“纳吉出来参加新政府作为领导人之一的可能性很大”。[236]即使在纳吉等人被秘密拘捕以后，社会上同情和推崇纳吉的还大有人在，以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的决议中谈到事件的起因时，把拉科西—格罗集团的错误作为首要的“决定性”因素，认为“霍尔蒂法西斯和匈牙利资本主义—地主反革命是基本因素”，国际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的和主要的作用”，而对“党内反对派”纳吉等人的定位只是“对十月事件的发生及其悲剧性转折起了重要作用”。[237]显然，作为纳吉昔日的搭档和朋友，卡达尔尽管在暗地里同意苏联的强硬措施，但是在匈牙利社会面前还不得不顾及群众的情绪和自己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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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纳吉，卡达尔更担心来自左翼的拉科西及其支持者的威胁。卡达尔之前的两位匈党第一书记拉科西和格罗被迫离职后，都相继“退休”，到苏联疗养，但他们的政治热情丝毫没有减退，特别是在纳吉已经败落而卡达尔陷入困境的时候。拉科西一直不信任卡达尔，认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对他的执政耿耿于怀。[238]12月15日，拉科西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长信，指责“目前党的领导成员绝大多数是不坚定分子或纳吉·伊姆雷的支持者”，并对卡达尔的“右倾”错误提出了严厉批评。[239]由于没有得到答复，1957年1月9日拉科西再次致函赫鲁晓夫，指出匈牙利的情况是“表面向前迈进，暗中向后退步”，反革命正在悄悄复辟，而卡达尔的新党“没有能力完成所提出的任务”。拉科西引用大量证据说明，只有尽快起用他们这些（特别说明不包括他本人）被免职的党员干部，才能挽救匈牙利的局势。第二天，同样在苏联“休养”的前布达佩斯市委书记科瓦奇的长信，更加明确地表示希望早日恢复工作。[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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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社会中，匈牙利新政权的处境也十分不妙。在1956年11～12月间，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做出一系列决议，谴责苏联的“侵略行为”，呼吁苏军撤出匈牙利，要求允许向匈牙利派出联合国组织的观察员等。有的国家（意大利）代表打算就派遣“联合国警察部队”到匈牙利的问题提出议案，还有的国家（古巴）甚至主张取消匈牙利的联合国成员国资格。[241]不仅如此，据苏联的情报，很多匈牙利驻外使节和军事代表在苏联干涉的最初一个时期都参与了示威活动，表示对纳吉政府的支持。有的打碎国徽，撕毁国旗，还有的成立“革命委员会”，试图与西方代表建立联系。[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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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令卡达尔政府头疼的还有经济问题。动乱和军事给匈牙利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直接遭受炮火破坏的损失达50亿～60亿福林，间接损失在11月底已达110亿福林。由于企业停产，交通中断，以及持续不断的罢工，匈牙利1956年11月的工业产值只是同年前三个季度月平均产值的10%，12月也才到24%。全国消费品储备已从140亿福林降到60亿福林。[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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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危机和动乱发生两个月后，主要当事国苏联、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都仍然处在困难或危险之中，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的阵地受到严重破坏和动摇。这时，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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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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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周恩来在苏、波、匈三国的穿梭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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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共的理论水平和思想准备确实远远高于莫斯科。1956年11月3日、4日、5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社论，详细论证了苏联行为的合理性，明确表示支持苏联出兵和匈牙利新政权。5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关于匈牙利事件，要求各单位“拟定统一提纲，有领导地、广泛地向所有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宣传解释”。[244]同一天，周恩来亲自出面做工作：一方面向印度大使解释出兵匈牙利的理由，为苏联辩护；另一方面向波兰大使宣布中共中央的立场和态度，希望波兰支持苏联，支持匈牙利新政府。[245]6日，周恩来又致函卡达尔，祝贺他组成新政府，并控制了匈牙利局面，还宣布向匈政府赠送3000万卢布（含物资和现金）。[246]这些表现使苏联和匈牙利不能不心存感激。[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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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西方世界的攻击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思想混乱，11月14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强调苏联根据华沙条约和匈牙利邀请的出兵行动是正义的，呼吁社会主义各国在这次“惊涛骇浪”的斗争中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头脑”，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248]15日，刘少奇在接见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波、匈事件的性质不同，“波兰问题是革命内部的问题；匈牙利问题却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因此，对波兰不能用兵而对匈牙利必须动武。[249]这样的划分，对苏联既是批评又是解脱，对波兰既是警告又是保护，甚至南斯拉夫也能从批评“大国主义”的言辞中找到安慰。这些做法足以显示中共在政治上的成熟和高明，也为北京赢得了更多的信任。难怪冷眼旁观的美国情报官员会认为，中共观点对东欧“影响的程度可能超出了北平自身的预料”。他们还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莫斯科开始带头赞扬中国共产党的创举”。11月18日在莫斯科波兰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指出，有关“苏联、中国、波兰和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到底谁的经验更好”这一争论，不会促进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但是，如果一定要他做出“个人”选择的话，他更为欣赏“我们的中国同志所体现出来的智慧。他们以独到的方式，创造性地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250]特别是《人民日报》12月29日发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一全新理论的基础上，对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和实质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批判了铁托的修正主义观点，得到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一致赞同。几天之内，苏联和所有东欧国家的主要报纸都全文或摘要刊载这篇文章。匈牙利《人民自由报》还发表专文，对中共的文章给予高度评价。[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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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无论从阶级感情、政治理念，还是领导人威望的角度讲，社会主义的欧洲在遇到危难时，自然会求救于中国这个远在东方的亚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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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苏联在出兵后不久便萌生了请中国出面协调和帮助的念头，米高扬就曾谈到：中国在处理波、匈事件中起了很大作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252]确如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丘诺维奇所言，自出现危机以来，莫斯科十分强调甚至美化自己得到了中国的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对俄国人的支持事实上是唯一有意义的支持”。[253]正是出于这种考虑，11月29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口头转达赫鲁晓夫的意见，希望正在阿富汗的周恩来能在结束访问后到莫斯科一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商议后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周恩来到苏联做正式访问是有必要的。[254]12月3日周恩来回电，同意在访印度后直接去苏联。[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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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赫鲁晓夫传出口信的当天，哥穆尔卡也提出了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波的要求，而且眼光更高：希望毛泽东来华沙。[256]波兰十月危机期间，中国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哥穆尔卡说话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受到波兰人的信任和依赖。12月3日毛泽东接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告诉他可以接受邀请，但时间要推迟。因为要前往波兰而不在莫斯科停留是不可能的，而出于外交惯例的考虑，毛泽东又不便在莫斯科停留，因为自毛泽东1949年访苏后，苏联国家元首尚未回访。波兰大使强调中国领导人在大选前访波的重要意义后，毛泽东建议可请周恩来于1月10日前后访波，基里洛克认为是个好主意。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说明了波兰邀请访问的情况，并表示中央认为有必要去“帮他们一手”。[257]12月7日，波兰发出正式邀请。[258]经协商，确定周恩来于1957年1月11日访苏后赴波，做为时5天的访问，16日离波。[259]但12月16日毛泽东又来电话，要周12月底先回北京，几日后再访问苏、波。[260]12月23日新华社发布了周恩来将于1957年1月初访苏的消息。[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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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匈牙利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沙尔曾向政府建议邀请周恩来访匈，闻知周恩来将访苏联后又表示将建议匈政府派代表到莫斯科同周会晤。[262]据匈牙利档案，12月27日，沙尔以私人名义致函副外长塞拜什，提出邀请周恩来访匈的问题。沙尔认为，周在此时访问布达佩斯“具有无比巨大的外交和内政意义，其效果远比政府的某一位领导人前去华沙或莫斯科向他介绍情况要好得多”。在沙尔看来，争取周的访问对匈牙利来讲可谓一举多得：在亚洲提高卡达尔政府的威望；减轻匈牙利在联合国受到的压力；帮助协调苏匈关系；让中国详细了解匈牙利的情况和困难，或许还可以得到一定的经济援助。[263]第二天，卡达尔请求苏联与周恩来商议，希望他访问波兰时顺道访问匈牙利。[264]30日，匈牙利使馆正式向中国提出邀请周访匈的要求，表示“即使在匈逗留一天，对匈也是很大的支持”。1957年1月8日在莫斯科最后确定，周恩来访问苏、波后于1月16日率领代表团访匈一天。[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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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三国之行所承担的责任就是稳定东欧的局势，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从上述东欧危机的复杂影响和后果看，要达到这些目标，具体的途径是通过协商和沟通，与苏联形成一致意见，说服波兰和匈牙利，从而弥合苏波分歧，加强苏匈关系，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仔细领会波匈事件教训的毛泽东，此刻已经改变了对苏共二十大的看法。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就是丢掉阶级斗争，放弃十月革命；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也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毛泽东甚至从原则上做出了否定性判断：苏共二十大搞的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266]应该说，毛泽东正是从这时开始对苏共二十大路线产生怀疑的。但是，他同时又深知：“中苏关系必须搞好，对于苏联为首的领导地位，不能发生动摇，否则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是很不利的。应该肯定：苏联总的方面是好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必须以苏联为首。对于这一点必须向党内外加强教育，很好地讲清楚。”[267]毛泽东的明确态度决定了中国处理中苏关系的方针，同时也决定了周恩来处理东欧问题的立场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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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掀起“非斯大林化”，特别是波匈事件爆发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空前的内乱和动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出来修补赫鲁晓夫捅出的“娄子”，其做法是重整旗鼓，在新的基础上巩固社会主义阵营。所谓新的基础，是指国际共运系统内领导原则的变化，即由“以苏联为首”客观上变成“以中苏为首”。而建立起这个基础，并且为周的出访铺平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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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铁托的普拉演说十分不满。尽管他也曾批评过斯大林的错误和苏联的大国主义，但认为这是思想方法问题，而铁托在演说中则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于是，毛泽东有意以中共的名义发表一篇理论文章，后历经月余，数度开会，反复讨论，八易其稿，终于在12月29日完成并发表。[268]这不是一般的文章，而是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思考的结晶。《再论》全面分析了波匈事件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其中心意思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不好，非对抗性矛盾就会转化为对搞性矛盾。[269]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苏联赢得了一片赞扬声。当天转载该文的《真理报》发行约2000万份，之后还印发了100万册单行本。许多读者打电话、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表示对文章“非常满意”。一些读者认为，这篇文章“给目前国际形势和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走的历史道路以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分析，对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巨大的意义”。《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告诉中国记者：“许多宣传员认为这篇文章是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问题的典范”。参加苏共党史教科书写作的全组人员在读到文章后奔走相告，同声称赞，认为这是有巨大历史意的文献，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思想混乱。文章不仅对南斯拉夫而且对苏联都将发生深刻的影响。甚至有学生说，世界上出现了伟大的列宁继承者毛泽东，苏联人民已由斯大林崇拜转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拜了。苏共领导人也为此感到兴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除夕联欢会上，赫鲁晓夫特意走下主席台与中国大使刘晓拥抱、亲吻和干杯，称赞这篇文章“非常好”，他本人“完全同意”，还请刘晓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坐在一起。外交部长谢皮洛夫说，文章深刻，思想理论分析正确，是对苏联最好的新年礼物。莫洛托夫、波诺马廖夫等人也纷纷表示赞许。[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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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的反响也十分强烈。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发表评论认为，中共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观点，有助于理解匈牙利事件。[271]匈党宣传鼓动部认为，这篇文章是极重要的历史性文献，具有高度的哲学理论修养，其中对矛盾的分析特别精辟，匈牙利宣传工作者要说的话都已被《人民日报》的文章说出来了。[272]很多普通党员读了文章后说，“我们不孤立”，“看到伟大的中国和我们站在一起，给了我们以力量和信心”。党内知识分子说，文章澄清了理论上的混乱，使我们思考了许多问题，从而更靠近党了。[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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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人的反应虽然没有那么强烈，但党内多数人认为“文章极好”，有重大意义，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只是对有些观点不能完全认同。关于匈牙利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多数波兰人同意卡达尔12月初的看法，强调首先是内因，其次是外因；关于个人崇拜产生的根源，多数波兰人倾向于铁托的看法，认为关键在于斯大林推行的一套“管理方法”。在这方面，波兰外长拉帕茨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不过，总体来看，波兰人对于文章中关于“基本矛盾、次要矛盾”以及修正主义危险的观点还是赞同的，认为中共的批评是“诚恳的，同志式的”，“又是有高度原则性的”。显然，波兰已经感觉到中国对华沙的态度比过去冷淡了，但还是满怀期望等待着中国的帮助和支持。[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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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周恩来与哥穆尔卡（左）、西伦凯维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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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他的穿梭外交的。1957年1月7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三次会谈，同时与正在莫斯科的东德政府代表团及赶来的匈牙利领导人分别举行了会谈；11～16日周恩来率团访问波兰，与波兰领导人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与哥穆尔卡进行了两次单独谈话，还出席了几次群众大会并发表讲话；16～17日周恩来率团访问匈牙利，与匈牙利领导人举行了两次会谈，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17～19日周恩来再次访苏，并与苏方继续会谈。在此期间周恩来还打算访问南斯拉夫，后未成行。显然，周恩来的这次穿梭外交，无论是对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对中苏关系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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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场面是极其友好和热烈的，《真理报》发表社论，盛赞中国共产党、中苏友谊和这次访问的重大意义。周恩来在机场发表讲话称“苏联是反对战争、反对殖民主义的最坚决的旗手，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强大的堡垒”。[275]苏联原准备在体育馆举行群众大会欢迎周恩来一行，“但为了更热情隆重改在大剧院举行”。[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