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97834 波兰与俄国的历史夙怨甚深，特别是1939年苏德秘密条约签订后苏联对波兰的进攻，大规模坑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事件被披露，以及苏军在1944年华沙起义时作壁上观，任凭德军剿灭起义者的表现，波兰人对这一切记忆犹新。在十月危机中，苏军兵临华沙城下，试图干涉波党选举的行为，更引起波兰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反抗。赫鲁晓夫虽然平静地离开了华沙，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匈牙利事件再次激发了波兰人的反苏情绪。大多数人都认为苏联第一次出兵是完全错误的，对于第二次出兵，也有很多人认为除加重流血外恐无济于事，这样做就是把“匈的社会主义建筑在刺刀和坦克的支持上”。报刊上指责苏联的文章和报道层出不穷，波兰群众的反苏倾向在日常生活中也能体现出来：订机票、买东西时如讲俄文就没人理睬。波兰官方对卡达尔政府迟迟不表态，报刊上亦无评论，《人民日报》、《真理报》关于匈牙利问题的社论和评论均未见转载。这种不满也反映在实际行动中，波兰军队开始大规模进行高级将领的人事变动，以波兰军官取代了原来就职的苏联军人。[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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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36 在社会主义各国，中共领导人无疑是莫斯科最坚定的支持者。然而，中国社会对苏联出兵问题也是一片反对声，中共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乃至普通工人和市民都表示疑问和担心。有人认为，“苏联出兵镇压叛乱是个很大的错误”，“匈牙利事件苏联要负全部责任”；有人认为，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干涉内政，是不智之举”，是“大国主义”的表现，“是把小国当作自己的支部”；也有人指出，各国人民有选择社会制度的自由，华沙条约是对付北约的，对付外来侵略的，而不是用来对付内乱的。[213]甚至在《人民日报》文章发表后，党内和干部中仍有许多不同意见：“援助和干涉仅是字面问题”，“派军队到别国领土去是不正常的事”；“从法律上讲苏联出兵是干涉匈牙利”；“联合国派观察员到匈牙利去为什么不可以”。还有不少干部表示赞同南斯拉夫的观点和立场，认为铁托和卡德尔的讲话比较有道理，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不能服人。[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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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38 苏联政府处理匈牙利事件的做法及其结果在国内也遇到了质疑，并加剧了苏共党内本来就存在的分歧。在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当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明显形成了以赫鲁晓夫为首和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两派，并发生了争吵。赫鲁晓夫等人赞同卡达尔关于成立新政府的声明，而莫洛托夫却不同意公开谴责“拉科西—格罗集团”，认为“匈牙利正在走南斯拉夫的道路”。[215]11月6日的主席团会议继续进行辩论，而且更加激烈。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观点受到批评，会议通过了支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呼吁书的决议。[216]早在二十大前后，苏共领导层就在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赫鲁晓夫趋向激进，莫洛托夫趋向保守。秘密报告引起的苏联乃至社会主义阵营思想混乱，使得赫鲁晓夫陷入被动，并导致某种政策性反复。波匈事件的发生则是对赫鲁晓夫一派的更大冲击。莫洛托夫对拉科西和格罗情有独钟，而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曾寄希望于纳吉政府。[217]结果，拉科西等人只是犯有“严重错误”，纳吉却走向了“反革命”，局面对赫鲁晓夫更加不利。赫鲁晓夫希望推出卡达尔的新政府控制匈牙利局势，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右边有南斯拉夫支持的纳吉拒不退让，左边有莫洛托夫支持的拉科西跃跃欲试，再加上国内知识阶层和青年学生在反对个人崇拜浪潮中发泄出来的对苏联制度的不满，赫鲁晓夫政权的合理性危机已经显而易见。如果说决心与南斯拉夫翻脸，采用背信弃义的极端手段处理纳吉等人，是赫鲁晓夫在外交领域不得不做出的让步，那么，苏共中央主席团12月19日就《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和制止反苏维埃敌对分子的攻击行动的信函》做出的决议，则表明赫鲁晓夫在政治领域也只能屈从于莫洛托夫等人的强硬主张了。信函指出，最近，在莫斯科等城市“出现了公开反对苏维埃、充满民族主义思想的演说”，“在学生中流传着充满反苏内容的传单”。这些言论“千方百计地煽动民族纠纷，赞扬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行动”，因此必须实行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218]此后，逮捕和审判的浪头汹涌而来，仅在1957年最初的几个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数百人。[219]有研究者指出，“事件的这种转折，迫使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不得不面对选择：或者承认自己的失败，彻底放弃改革；或者根除保守势力，至少是在上层领导中”。[220]联想不久后克里姆林宫发生的6月事变，此话颇有道理。[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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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40 到10月底，随着莫斯科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关系宣言的发表，波兰危机在中共的干预下算是平息了，但哥穆尔卡上台后的日子并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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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42 在苏联卫星国中，波兰是纳吉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后，赫鲁晓夫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服波兰。11月1日在布列斯特，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与哥穆尔卡、西伦凯维兹和奥哈布举行了会谈。目前尚未发现这次会谈的记录，不过从当天布列斯特发回的电报及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可以断定，哥穆尔卡对苏联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内部事情，不应该干涉”。但他承认匈牙利存在“反革命势力抬头”的危险，并同意不公开反对苏联出兵。[222]11月2日一早，波党机关报《人民论坛报》便发表了告波兰人民书：“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在匈牙利捍卫和坚持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成果的问题可由国内力量——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匈牙利人民去解决，而不应是外来干涉。”[223]同一天，波兰驻苏大使会见苏联副外长佐林，坚持要求说明苏军进入匈牙利领土的情况。[224]3日晚，波兰驻匈大使向郝德青通报了他刚结束的与纳吉的谈话内容，并建议中国党最好也能派负责同志前来了解情况，施加影响，提些建议，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225]这些情况都表明，华沙实际上反对苏联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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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44 苏联出兵后，波兰政府的立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显得十分孤立和尴尬。最初，外长拉帕茨基还向中国大使表示波兰愿意帮助卡达尔政府与纳吉建立联系，并承认“在匈牙利问题上波兰内部有一定困难”。[226]随着局势的变化，华沙的态度也不得不有所改变。[227]但是，在苏联和中国看来，波兰的立场始终有问题。苏联认为，受到“党内健康势力的影响，哥穆尔卡不能不走向正确道路”。但波兰党内意见有分歧，萨瓦茨基、奥哈布等人是左派（对苏友好），萨姆布罗夫斯基、莫拉夫斯基是右派（倾向南斯拉夫），拉帕茨基、西伦凯维兹以前是社会党人，还有过去的残余思想。所以，整个波兰党，特别是基层组织非常薄弱。[228]中国认为，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新领导得到群众拥护，坚持有波兰特点的社会主义，总体是好的。但是“在思想上和对外政策上明显地有着民族主义倾向”，如对苏不满情绪尚未平息，至今还有反苏游行；在匈牙利问题上基本上支持纳吉，很多观点与南斯拉夫一致，在联合国有关匈牙利问题的投票中，竟然两次与南斯拉夫一样投弃权票。在对内政策上则片面强调民主化，忽略阶级斗争。总之，波兰的形势是“表面平稳，内在紧张”。[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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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46 面对在民主化浪潮中来临的波兰议会选举，更令波党领导人感到不安。这次选举与过去最大的区别是候选人不再由中央提名，而是改由地方提名。结果很多老干部、老党员因被看作“斯大林主义者”不在候选人之列，而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很多青年人成了候选人。此外，近期经济情况不好自然也会影响选举。所以，波党领导人十分担心，感到“选举结果，目前尚难预测”。尽管统一工人党在议席分配上超过半数，但认为“面临的情况是复杂的，必须进行严重斗争”。[230]新华社记者也认为，在议会候选人中，统一工人党的绝对数字和百分比均有所下降，而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反动力量和教会力量都很活跃。因此，这次选举的结果不容乐观。[231]波兰究竟向何处去，是否会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前途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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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48 最大的危险和困难还在匈牙利。由苏联一手扶植的卡达尔及其政府成员虽然乘苏联坦克进入了布达佩斯，但面对混乱和危局却显得一筹莫展，力不从心。新政权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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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50 苏联出兵一个星期后，匈牙利中心城市的武装抵抗基本结束。据克格勃主席谢罗夫19日报告，安全机关已拘留4700人（其中逮捕1400人），缴获机枪1228挺，其他射击武器178660支，手榴弹63460枚。但整个国家的局势仍然很不稳定，许多企业没有开工，集会还在继续进行。[232]反抗力量“从公开转入隐蔽，从军事斗争转入政治斗争，继续在群众中进行活动”，他们“制造谣言、散发传单、放冷枪、阻止复工、煽动罢工”，还鼓动群众提出“撤退苏军、宣布中立、自由选举、新闻自由、恢复纳吉职位以及成立全国和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等要求”。直到12月8日，因工人委员会被解散，在几个大城市还发生了示威集会和流血事件，12～13日又发起了全国性大罢工。[233]在苏联和中国看来，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卡达尔政府软弱无力，不敢斗争，对敌人“放纵”，对落后群众“过于迁就”；二是党组织瘫痪，“在群众中的联系和影响已丧失殆尽”。[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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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52 对新政权的威胁不仅来自社会上的不满和反抗。纳吉政府虽已倒台，他本人也躲进了南斯拉夫使馆，但他们的影响和群众基础仍然存在。据匈官员反映，布达佩斯的枪声停止后，主要问题就是“大部分人民不承认卡达尔政府，反对苏联，要求纳吉重新上台”。[235]就连驻布达佩斯的中国记者都认为，“纳吉出来参加新政府作为领导人之一的可能性很大”。[236]即使在纳吉等人被秘密拘捕以后，社会上同情和推崇纳吉的还大有人在，以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的决议中谈到事件的起因时，把拉科西—格罗集团的错误作为首要的“决定性”因素，认为“霍尔蒂法西斯和匈牙利资本主义—地主反革命是基本因素”，国际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的和主要的作用”，而对“党内反对派”纳吉等人的定位只是“对十月事件的发生及其悲剧性转折起了重要作用”。[237]显然，作为纳吉昔日的搭档和朋友，卡达尔尽管在暗地里同意苏联的强硬措施，但是在匈牙利社会面前还不得不顾及群众的情绪和自己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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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54 比起纳吉，卡达尔更担心来自左翼的拉科西及其支持者的威胁。卡达尔之前的两位匈党第一书记拉科西和格罗被迫离职后，都相继“退休”，到苏联疗养，但他们的政治热情丝毫没有减退，特别是在纳吉已经败落而卡达尔陷入困境的时候。拉科西一直不信任卡达尔，认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对他的执政耿耿于怀。[238]12月15日，拉科西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长信，指责“目前党的领导成员绝大多数是不坚定分子或纳吉·伊姆雷的支持者”，并对卡达尔的“右倾”错误提出了严厉批评。[239]由于没有得到答复，1957年1月9日拉科西再次致函赫鲁晓夫，指出匈牙利的情况是“表面向前迈进，暗中向后退步”，反革命正在悄悄复辟，而卡达尔的新党“没有能力完成所提出的任务”。拉科西引用大量证据说明，只有尽快起用他们这些（特别说明不包括他本人）被免职的党员干部，才能挽救匈牙利的局势。第二天，同样在苏联“休养”的前布达佩斯市委书记科瓦奇的长信，更加明确地表示希望早日恢复工作。[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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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56 在国际社会中，匈牙利新政权的处境也十分不妙。在1956年11～12月间，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做出一系列决议，谴责苏联的“侵略行为”，呼吁苏军撤出匈牙利，要求允许向匈牙利派出联合国组织的观察员等。有的国家（意大利）代表打算就派遣“联合国警察部队”到匈牙利的问题提出议案，还有的国家（古巴）甚至主张取消匈牙利的联合国成员国资格。[241]不仅如此，据苏联的情报，很多匈牙利驻外使节和军事代表在苏联干涉的最初一个时期都参与了示威活动，表示对纳吉政府的支持。有的打碎国徽，撕毁国旗，还有的成立“革命委员会”，试图与西方代表建立联系。[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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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58 此外，令卡达尔政府头疼的还有经济问题。动乱和军事给匈牙利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直接遭受炮火破坏的损失达50亿～60亿福林，间接损失在11月底已达110亿福林。由于企业停产，交通中断，以及持续不断的罢工，匈牙利1956年11月的工业产值只是同年前三个季度月平均产值的10%，12月也才到24%。全国消费品储备已从140亿福林降到60亿福林。[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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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60 总之，在危机和动乱发生两个月后，主要当事国苏联、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都仍然处在困难或危险之中，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的阵地受到严重破坏和动摇。这时，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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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65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69]

1702897866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周恩来在苏、波、匈三国的穿梭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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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68 在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共的理论水平和思想准备确实远远高于莫斯科。1956年11月3日、4日、5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社论，详细论证了苏联行为的合理性，明确表示支持苏联出兵和匈牙利新政权。5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关于匈牙利事件，要求各单位“拟定统一提纲，有领导地、广泛地向所有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宣传解释”。[244]同一天，周恩来亲自出面做工作：一方面向印度大使解释出兵匈牙利的理由，为苏联辩护；另一方面向波兰大使宣布中共中央的立场和态度，希望波兰支持苏联，支持匈牙利新政府。[245]6日，周恩来又致函卡达尔，祝贺他组成新政府，并控制了匈牙利局面，还宣布向匈政府赠送3000万卢布（含物资和现金）。[246]这些表现使苏联和匈牙利不能不心存感激。[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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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70 针对西方世界的攻击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思想混乱，11月14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强调苏联根据华沙条约和匈牙利邀请的出兵行动是正义的，呼吁社会主义各国在这次“惊涛骇浪”的斗争中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头脑”，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248]15日，刘少奇在接见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波、匈事件的性质不同，“波兰问题是革命内部的问题；匈牙利问题却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因此，对波兰不能用兵而对匈牙利必须动武。[249]这样的划分，对苏联既是批评又是解脱，对波兰既是警告又是保护，甚至南斯拉夫也能从批评“大国主义”的言辞中找到安慰。这些做法足以显示中共在政治上的成熟和高明，也为北京赢得了更多的信任。难怪冷眼旁观的美国情报官员会认为，中共观点对东欧“影响的程度可能超出了北平自身的预料”。他们还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莫斯科开始带头赞扬中国共产党的创举”。11月18日在莫斯科波兰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指出，有关“苏联、中国、波兰和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到底谁的经验更好”这一争论，不会促进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但是，如果一定要他做出“个人”选择的话，他更为欣赏“我们的中国同志所体现出来的智慧。他们以独到的方式，创造性地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250]特别是《人民日报》12月29日发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一全新理论的基础上，对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和实质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批判了铁托的修正主义观点，得到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一致赞同。几天之内，苏联和所有东欧国家的主要报纸都全文或摘要刊载这篇文章。匈牙利《人民自由报》还发表专文，对中共的文章给予高度评价。[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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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72 显然，无论从阶级感情、政治理念，还是领导人威望的角度讲，社会主义的欧洲在遇到危难时，自然会求救于中国这个远在东方的亚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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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74 其实，苏联在出兵后不久便萌生了请中国出面协调和帮助的念头，米高扬就曾谈到：中国在处理波、匈事件中起了很大作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252]确如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丘诺维奇所言，自出现危机以来，莫斯科十分强调甚至美化自己得到了中国的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对俄国人的支持事实上是唯一有意义的支持”。[253]正是出于这种考虑，11月29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口头转达赫鲁晓夫的意见，希望正在阿富汗的周恩来能在结束访问后到莫斯科一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商议后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周恩来到苏联做正式访问是有必要的。[254]12月3日周恩来回电，同意在访印度后直接去苏联。[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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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76 就在赫鲁晓夫传出口信的当天，哥穆尔卡也提出了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波的要求，而且眼光更高：希望毛泽东来华沙。[256]波兰十月危机期间，中国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哥穆尔卡说话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受到波兰人的信任和依赖。12月3日毛泽东接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告诉他可以接受邀请，但时间要推迟。因为要前往波兰而不在莫斯科停留是不可能的，而出于外交惯例的考虑，毛泽东又不便在莫斯科停留，因为自毛泽东1949年访苏后，苏联国家元首尚未回访。波兰大使强调中国领导人在大选前访波的重要意义后，毛泽东建议可请周恩来于1月10日前后访波，基里洛克认为是个好主意。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说明了波兰邀请访问的情况，并表示中央认为有必要去“帮他们一手”。[257]12月7日，波兰发出正式邀请。[258]经协商，确定周恩来于1957年1月11日访苏后赴波，做为时5天的访问，16日离波。[259]但12月16日毛泽东又来电话，要周12月底先回北京，几日后再访问苏、波。[260]12月23日新华社发布了周恩来将于1957年1月初访苏的消息。[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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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78 此前，匈牙利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沙尔曾向政府建议邀请周恩来访匈，闻知周恩来将访苏联后又表示将建议匈政府派代表到莫斯科同周会晤。[262]据匈牙利档案，12月27日，沙尔以私人名义致函副外长塞拜什，提出邀请周恩来访匈的问题。沙尔认为，周在此时访问布达佩斯“具有无比巨大的外交和内政意义，其效果远比政府的某一位领导人前去华沙或莫斯科向他介绍情况要好得多”。在沙尔看来，争取周的访问对匈牙利来讲可谓一举多得：在亚洲提高卡达尔政府的威望；减轻匈牙利在联合国受到的压力；帮助协调苏匈关系；让中国详细了解匈牙利的情况和困难，或许还可以得到一定的经济援助。[263]第二天，卡达尔请求苏联与周恩来商议，希望他访问波兰时顺道访问匈牙利。[264]30日，匈牙利使馆正式向中国提出邀请周访匈的要求，表示“即使在匈逗留一天，对匈也是很大的支持”。1957年1月8日在莫斯科最后确定，周恩来访问苏、波后于1月16日率领代表团访匈一天。[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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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80 周恩来三国之行所承担的责任就是稳定东欧的局势，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从上述东欧危机的复杂影响和后果看，要达到这些目标，具体的途径是通过协商和沟通，与苏联形成一致意见，说服波兰和匈牙利，从而弥合苏波分歧，加强苏匈关系，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仔细领会波匈事件教训的毛泽东，此刻已经改变了对苏共二十大的看法。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就是丢掉阶级斗争，放弃十月革命；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也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毛泽东甚至从原则上做出了否定性判断：苏共二十大搞的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266]应该说，毛泽东正是从这时开始对苏共二十大路线产生怀疑的。但是，他同时又深知：“中苏关系必须搞好，对于苏联为首的领导地位，不能发生动摇，否则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是很不利的。应该肯定：苏联总的方面是好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必须以苏联为首。对于这一点必须向党内外加强教育，很好地讲清楚。”[267]毛泽东的明确态度决定了中国处理中苏关系的方针，同时也决定了周恩来处理东欧问题的立场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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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7882 苏共二十大掀起“非斯大林化”，特别是波匈事件爆发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空前的内乱和动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出来修补赫鲁晓夫捅出的“娄子”，其做法是重整旗鼓，在新的基础上巩固社会主义阵营。所谓新的基础，是指国际共运系统内领导原则的变化，即由“以苏联为首”客观上变成“以中苏为首”。而建立起这个基础，并且为周的出访铺平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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