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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过去以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和统一显得更加必要了。对此事感到着急的并不是中共一家。还在匈牙利事件爆发的第二天，英国共产党就致函苏共，建议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后来又向其他党提出同样的建议。1957年1月26日，总书记高兰再次发表文章，认为召开这样的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会议可以由苏共、中共、意共和法共联合召开。[43]毛泽东和中共对波匈事件非常关注，在危机处理中也施加了重要影响，帮助莫斯科化险为夷，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特别是对欧洲事务的发言权。[44]毛泽东决定再次推动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看起来，此时北京并不知道莫斯科已经做出决议，同意中共提出的“开会解决问题”的建议。所以，在1957年初到莫斯科帮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善后事宜期间，周恩来一方面继续同苏共就这一问题“交换了意见”，[45]另一方面又在私下鼓动南斯拉夫共产党参与会议的发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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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对中国一直持友好态度，尽管中共参与了共产党情报局对铁托的批判，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南斯拉夫是最早提出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卡德尔公开发表谈话说：中国与南斯拉夫发展道路相似，而与苏联形式不同；中国在国内发展方面将沿自己的道路前进，保持对苏平等。当时，中国正在执行“一边倒”的方针，为了保持与苏联的政治一致，只能将中南建交的问题束之高阁。[46]1954年底苏南关系解冻，中国与南斯拉夫也开始了建交谈判，并于1955年3月互派大使。[47]不过，中南关系的真正转变，是在5月苏南领导人会谈和南共工会代表团访华并详细介绍了苏南冲突的过程以后。[48]6月30日，毛泽东接见南大使波波维奇，与他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毛泽东承认，从新中国建立时起，“你们就一贯支持我们，这种立场一直没有改变过”。他还说，接到铁托的来信后非常高兴，因为这不仅是“国家之间的通信，而且是同志之间的通信”。[49]1956年底苏南关系再度恶化时，中南关系却保持着良好状态，双方驻苏大使甚至单独进行了“亲切的会晤”。刘晓耐心倾听了米丘诺维奇讲述的苏南之间的分歧，并对有些观点表示赞同，还建议苏南之间应举行会谈，协商解决冲突。[50]毛泽东对铁托的看法大体上同他对哥穆尔卡的看法一样，既赞赏铁托的独立精神和坚强意志，又反对他的右倾立场和修正主义观点。[51]《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论述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中共认为，尽管“在南斯拉夫领导人中有一些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也还有一些修正主义的观点”，对此中国也在报纸上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但应该承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以同志态度对待南共”，对他们要帮助并进行合作，“而不是孤立他们”。[52]正是由于中南之间保持着这层关系，使得周恩来有可能成为缓解苏南、匈南紧张关系的调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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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1月10日晚中苏匈三方会谈时，苏、匈就表示有意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到匈牙利后邀请铁托也同时访匈，以便中国从中调解关系。周与毛泽东通话后表示，由于时间太紧，这次来不及了，中国准备安排第二次访问东欧。[53]在布达佩斯会谈时，匈牙利领导人又提出希望尽快与波兰和南斯拉夫的同志举行会谈，以免局势更加复杂化，并且期待由中国提出这一倡议。周答应立即报告毛泽东。[54]贝尔格莱德对周恩来的欧洲之行非常重视，逐日进行报道，而且几乎都登载在第一版，特别是对于周几次有关加强以苏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团结的讲话，过去从未刊载，而这次全部报道了。尽管在评论中显示出还有不同看法，但铁托看重中国的意见是不言而喻的。[55]这些情况都有利于中国再次出面协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既然苏联和匈牙利都急于同南斯拉夫、波兰缓和关系，而且希望中共出面安排此事，周恩来自然不能推脱。显然是考虑到进一步全面调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必要，中共把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再次提上了日程。不过，原来中共的主张是苏共做会议召集人，现在考虑到莫斯科的尴尬处境，北京决定与贝尔格莱德联手挑起这副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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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上午，周恩来给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打电话，要他单独会见铁托，并指定由伍修权大使亲自担任翻译。周要求彭真向铁托转达中共中央的建议：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问题。[56]接着，在下午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又找到米丘诺维奇，向他介绍了中共关于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想法。周首先提出，应当组织一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消除妨碍合作和团结的因素。会议可以在2月底或3月初举行。周恩来希望知道，铁托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否有益，以及预定的时间是否合适。周提出，如果铁托同意召开并参加这次会议，他将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现在彭真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已经授权他同铁托商谈。米丘诺维奇提出，为了更确切地向贝尔格莱德报告，他需要了解一些细节，比如召开这个会议的倡议是谁提出的，如果南斯拉夫不能参加，会议是否还会举行。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召开这次会议的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整个这件事起源于毛泽东本人。周解释说，会议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共产党之间的新组织，也不会做出任何强加给与会者的决议。周还表明，如果南斯拉夫不参加，会议就不会举行。不过，那样就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削弱了，中共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米丘诺维奇对周恩来如此直率的谈话非常意外，并感觉到中共对苏联以前的做法持批评态度。[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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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贝尔格莱德拒绝了周恩来的提议。大概是不愿与社会主义阵营走得太近，抑或是担心再次出现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对南斯拉夫群起而攻之的局面（波匈事件后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在同彭真的秘密谈话中，铁托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南共中央要专门讨论。他个人的意见是：进行双边或者多边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全世界各国党的会议。得到彭真的报告后，周恩来在1月25日致中共中央并外交部的电报中判断，目前举行兄弟党会议的可能性不大。[58]1月28日南共中央正式通知米丘诺维奇，南斯拉夫将不参加共产党国家召开的国际会议，也不准备签署任何声明，但铁托还是决定邀请周恩来于1957年2月或3月访问南斯拉夫。[59]周恩来自然不会做这种肯定毫无结果的访问，但是中共也不愿意把这个结果告诉苏联人。在回国途径莫斯科时，彭真只是含糊地向赫鲁晓夫通报说，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各国共产党会议。[60]这里传递的显然是一个错误的信息，以致后来莫斯科一直对铁托参加会议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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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匈事件以后，莫斯科也感到急需召开会议协调各国共产党的立场了。11月13日，为了统一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苏联计划根据卡达尔的提议，召开一次“兄弟共产党会议”，“根据匈牙利的经验，讨论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相互关系”。[61]11月17日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又报告说，鉴于目前一些兄弟党国家在匈牙利问题上存在疑惑和分歧，有必要在莫斯科召开一次东欧各国会议，统一认识。[62]但是，波兰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机关刊物《自由论坛》周刊在11月25日发表文章，其中引述铁托的话说，各国共产党对待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有斯大林式和反斯大林式的两种倾向，而南斯拉夫有许多意见与波兰的评价相同。虽然声明并不完全接受南斯拉夫模式，但波兰认为，“国际主义并不妨碍我们按自己的具体条件来建设社会主义”。[63]12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坚持要波兰参加苏东九国关于谴责美国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共同提案，遭到拒绝后，苏联只得单独提出。[64]苏联对此颇为恼怒，在报纸上发动了对波兰的尖锐批评，指责在匈牙利问题上“波兰采取了特别的立场”。结果，又在波兰引起强烈反响。[65]由于波兰的这种顽固态度，1957年1月初在布达佩斯召开的苏东领导人讨论匈牙利问题的会议时，哥穆尔卡没有被邀请出席。[66]可以看出，此时由莫斯科单独出面召集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是十分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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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共在处理苏共二十大引起的思想震荡及东欧危机中的卓越表现，并由此而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享有的崇高威望，此时要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苏共不得不请求中共出面主持了。为此，1957年2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召开会议讨论。鉴于南共的态度有些勉强，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通报各国共产党会议的问题时不要表现出强迫态度和过分热心，可先进行双边会晤。会议认为应同中共商议召开会议的时间问题，并委托苏斯洛夫和谢皮洛夫准备给中共中央的信函。2月7日主席团批准的给中共中央的信函表示，苏共同意中共关于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认为应该由中共筹备和出面主持这次会议，并希望把有关筹备情况及时通报给苏共中央。信中还说，对于苏共领导人来说，会议在1957年3月底到4月初进行比较适宜。[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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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来信提出由中共出面召集会议的建议，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信中的一句话——“根据已经获悉的协议”，却着实令中共吃惊。按说，苏共并不知道中共曾建议由中南两党召集会议的情况。对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颇感疑惑，并追问缘由。当事人断定，可能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彭真的通话被监听了。[68]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提出让中共单独来领导这次会议，多少令毛泽东感到尴尬和被动。于是，毛泽东答复苏共中央说：中共中央不准备筹备和主持这次会议，会议应由苏共中央筹备召开。中共中央同时认为，会议应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召开，而不要匆忙地开会。[69]于是，莫斯科只好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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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期间，5月31日，苏共中央又决定与南斯拉夫进行联系，其给南共中央的备忘录写道：“今年1月份，周恩来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向我们通报说，为了就各党都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需要组织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的会谈。关于这一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都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对此你们持积极的态度……现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苏共中央同意兄弟党关于举行会谈的建议，并且希望了解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的意见。”接着，苏共提出了几个可供选择的会议地点，并询问南共对于开会时间的考虑。备忘录还说，苏共认为会议应该秘密进行，并事先确定一个讨论的范围。[70]6月3日铁托答复苏联大使费留宾，在兄弟党会谈之前苏共和南共代表团之间应该先举行双边会谈。[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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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南斯拉夫如此慎重的态度，苏共中央再次催问北京是否同意召开会议。苏共建议在7月就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同时提出，会议可以遵照南共的意见，不规定日程，由参加者自己来决定会议的性质和程序。中共中央表示可以召开会议，但建议为开好这个会，应事先经过商量，可以先提出一个文件草稿，发给各兄弟党征求意见。一致的意见就写上，不一致的就不写。考虑到这个文件要公之于世，中共主张会议之前要在共产党之间充分交换意见。草案要经过讨论、修改，一致同意后再开会。中共认为，这样做可能时间会长一点，麻烦一些，但是，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是有好处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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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会议筹备工作开始进行时，苏共内部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六月事件。这次事件的结果再次使中共占据了主动地位，赫鲁晓夫也更加重视毛泽东的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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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六月事件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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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以后，苏共领导层内部逐步形成了两个派别集团。赫鲁晓夫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的主席团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他的支持者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构成了赫鲁晓夫的反对派，并在主席团内形成多数。到1957年夏天，双方的矛盾因主席团改选日期临近而开始激化，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继续贯彻二十大路线。6月18日，在违背赫鲁晓夫意愿而突然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大多数成员坚持要求由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主持会议，而剥夺了本应该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权力。会议对赫鲁晓夫提出了严厉指责，并以7比4的票数通过了免去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面对这次预先策划的突然袭击，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苏斯洛夫、米高扬等人采取了拖延战术。赫鲁晓夫在第二天继续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从各方面检讨自己，暗中却布置国防部长朱可夫、克格勃主席谢罗夫紧急调动军用运输机，将一批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这些经过专门挑选的约200名中央委员突然一同出现在克里姆林宫，强烈要求参加主席团会议，并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第一书记和书记处的改选问题，朱可夫甚至扬言可能会动用武力来迫使主席团就范。面对突变的形势，莫洛托夫等人被迫让步，中央委员会非常全会于6月22日开幕。在持续了8天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在12次全体会议上，有60人发言，其他出席者均提交了书面发言或声明，一致谴责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党行为”。29日，会议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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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遭遇到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在苏共基层讨论中央全会决议的过程中，参加者非常踊跃。据统计，仅在俄罗斯联邦就有84.6%党员和预备党员总计371.15万人参加讨论，在会议上发言的有71.35万人。尽管像一般党的会议一样，多数发言者表态支持中央的决议，但提出疑问和问题者也不在少数。相当一批党员和群众在发言中表现出惊慌和怀疑的情绪，他们很难理解所发生的事，很多党组织把这看作权力斗争的结果。不少地方在开会时争吵激烈，气氛紧张。有人要求让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在广播或报刊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人甚至当场宣布，宁愿被关进监狱和开除党籍，也不同意中央的决议。还有一些单位的讨论超出了党所规定的范围，很多大学的党员提出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必修课程的考试，人们还对社会生活方面的一系列政策表示出强烈不满，甚至发生了砸汽车和跳楼自杀的事件。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有些州党委不得不建议让国家安全委员会出面进行干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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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麻烦不止来自国内和党内，继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苏联又发生如此惊天动地的事情，也引起了各国共产党的猜疑。据中国使馆发回国内的报告，“在波兰的反应一般是冷淡的”，捷党“多数表示不理解”，“整个保加利亚人也很难理解”，很多人甚至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持批评态度。[75]中共基层党组织的反应更加强烈，其讨论的热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苏共党员，以致毛泽东后来在成都会议上称：“高饶事件是八级地震，莫洛托夫事件是九级地震”。上海市党内外的普遍反映是：“从苏共中央决议揭发的事实来看，反党理由是不足的”，主要是“属于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这样处理党内分歧会被“帝国主义利用”，“帝国主义一定会借这个问题挑拨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甚至中国的右派分子也会“浑水摸鱼”。天津市委会机关干部听到消息后连夜讨论，第二天上班后仍然议论纷纷。许多人对苏共中央这种做法表示怀疑、惊讶和不满，有人甚至提出希望中共中央进行干预。山东省级机关党内外干部的思想波动也很大，普遍怀疑苏共中央决议，认为赫鲁晓夫“小题大做，恐怕是以宗派反宗派，以教条反教条，以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广州市干部为苏共中央决议可能引起的后果而感到焦虑不安，他们认为莫洛托夫等人是老布尔什维克，革命一辈子，想不到竟落到如此下场！二十次党代会批判斯大林的结果是在东南欧和全世界引起了大混乱，这次会不会重新引起混乱？[76]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绝大多数干部都对苏共的决议不理解，有怀疑，有些人甚至主张向苏共中央写抗议书。中国驻苏使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也认为：“反党集团事件是苏共中央使用组织手段处理党内思想分歧的事件，就其政治实质来看是属于党内是非之争，从公布的材料看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论证该事件有反党的性质。”苏共对马林科夫等人“作了如此严重的组织处理是值得考虑的”。“这次事件继斯大林事件和波匈事件之后第三次严重地打击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威信”。[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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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当然了解这些情况，苏共新领导集团必须有个明确交代，以取得国际支持，巩固自己在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最令赫鲁晓夫担心的是中共和毛泽东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的地位和影响显赫，而且有迹象表明中共可能站在反对派一边。[78]就在六月全会召开前两个月，莫洛托夫集团的支持者伏罗希洛夫以国家元首的名义访华，尽管只是一次礼节性访问，却受到中国特别的礼遇和欢迎。[79]还在伏罗希洛夫到来之前，北京就已经“披上节日盛装”：从南苑机场到中南海，一路上竖起座座彩牌楼和高大的标语塔，前门箭楼上还悬挂着伏罗希洛夫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全国各地纷纷组织报告会、图片展和电影晚会，宣传中苏友谊及苏联的辉煌成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各地分会印制了大量介绍伏罗希洛夫生平和苏联建设成就的小册子，发给各界群众。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礼宾司司长王倬如还专程前往伊尔库茨克迎接贵宾。4月15日伏罗希洛夫到达北京，受到近百万市民的夹道欢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亲自前往南苑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除在北京与毛泽东等多次举行会谈外，又到东北、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各地访问，一路都有中国最高领导人陪同，并受到群众热烈的夹道欢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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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共这样做并无特别用意，一则，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名义上是国家元首，接待规格当然要高一些；再者，中共也是为了扭转中国民众因波匈事件对苏联的不满情绪。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中央认为：有必要在伏罗希洛夫同志访华期间及其前后普遍地、大规模地进行关于加强中苏友好、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宣传工作，以显示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亲密团结，并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国际主义教育。”[81]但赫鲁晓夫的感受可完全不一样，这次接待苏联代表团的规模和气氛远远超过他本人1954年的访华，赫鲁晓夫对此心怀不满，又感到担心，他甚至通过费德林对伏罗希洛夫在中国的言行暗中进行监督和限制。[82]苏联驻华使馆也向中国外交部表示，对于中国报纸关于伏罗希洛夫访华的报道有意见，认为引用的一些伏罗希洛夫的原话不够准确，或场合不对。赫鲁晓夫很清楚，一旦中共支持他的对立面，自己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位就很难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认可。所以，他在莫斯科的举动需要得到各国党的赞同，特别是中共和毛泽东的公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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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会结束后，苏联立即向中共中央通报了消息。7月2日半夜，尤金大使在与中共领导人的紧急会面中，通报了苏共中央全会的情况，并告知7月4日将公布全会决议。[83]7月3日，苏共中央向各共产党国家使节介绍了全会的情况，又向中国使馆进行了个别通报。[84]同一天，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向邓小平递交了全会决议文本和《苏共中央致全体党员和选民的非公开信》文本。[85]阿布拉希莫夫还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紧急约见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阿布拉希莫夫时表态说，毛泽东不在北京，情况可以转告，又说，对一些老同志犯了错误，能否采取别的办法处理。[86]苏联再三通报情况并约见毛泽东，无非是希望得到中共的理解和支持。然而，在7月4日《真理报》刊登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和新闻公报后，东欧各国报纸都发表了积极的评价，却没有听到中国及朝鲜、越南共产党的声音。[87]苏共急于知道中共的态度，因为中国的反应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莫斯科一些大学生的言论很说明问题。他们说：对于苏共中央的决议，“毛泽东不发表意见，我们也不发表意见；现在只有毛泽东说的才算对的”。在当天的一次宴会上，《真理报》总编辑追问中国记者，中国报纸会发表什么。[88]7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会议决议和新闻公报，但没有做任何评论。[89]中共保持沉默，而刘少奇私下表态又显示出有不同意见，这可急坏了赫鲁晓夫。在这紧急关头，赫鲁晓夫决定派米高扬立即飞往中国，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争取得到中共的支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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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下午7时半至次日凌晨3时半，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了米高扬，陪同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李维汉、胡乔木。会谈足足进行了8个小时（中间吃饭40分钟），大部分时间是由米高扬介绍苏共党内的情况，毛泽东则不时地提问，最后发表了一些看法。[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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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扬首先介绍了苏共党内两派的现实分歧：赫鲁晓夫主张扩大主席团人员，增加一些年轻委员，而莫洛托夫等人坚决反对，并因中央全会临近而发难。接着，米高扬讲述了斯大林去世后莫洛托夫在国内外一系列政策方面的不同意见，其中特别详细地介绍了在对待斯大林“大清洗”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农业发展问题和对外政策问题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错误主张，以及他们参与迫害党内干部的情况。在米高扬讲话过程中，毛泽东插话不多。谈到莫洛托夫等人的错误时，毛泽东说：“这几个人中间，莫洛托夫给我的印象不好，非常顽固。卡冈诺维奇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好的。”谈到苏波关系时，毛泽东说：“中心的目标是要把波兰保持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对于苏联在内政、外交上的措施，我们是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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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扬谈话基本结束后，毛泽东发表了几点意见。关于莫洛托夫等人的错误，毛泽东说：对“莫洛托夫我们比较清楚，他是守旧的。他们的小集团企图更换领导，这是不利的。这时候应当加强领导。这不只是苏联一个国家的问题。过去我们替你们担心，现在这样解决了很好”。“他们是怕两条：一条是主席团加人，一条是怕追究肃反责任。还有一个思想问题，旧的观点不愿有所变，这是他们犯错误的思想基础”。关于对莫洛托夫等人的处理，毛泽东说：“我们党内原来也有些同志们想，是不是把他们留在中央委员会里面更好一些？如果再闹事，再办。现在看来你们是不得不这样决定。现在拿出肃反材料，使大家激愤，但是肃反这样的问题，主要的是取得教训，不可太追究个人责任。”毛泽东还提醒米高扬，要注意团结。关于中共的表态问题，毛泽东说，人们不明了内情，许多人不相信他们反党。“这件事在我们党内有些震动。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昨天晚上，由刘少奇同志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支持你们的决议，并且用电话通知了各省省委。今天我们中央发了一个电报给你们，已经广播了。”这时，毛泽东拿出事先已经准备好的致苏共中央的电文交给米高扬，并让阎明复翻译给他听。米高扬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和电文后十分满意，突然冒出一句显然是讨好的话：“朱可夫建议，在中国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的时候，由苏联给中国将领发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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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翻译阎明复观察，米高扬有些激动，“似乎心里的千斤重负一下子都卸了下来”。在乘机返回北京途中，天气骤变，飞机颠簸得很厉害，米高扬却一脸轻松地对阎说，他完成了这个使命，即使是死也满足了。[92]7月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电报：“我们相信，苏共中央全会所一致通过的这一决议，将有助于苏联共产党的进一步的团结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将坚定不渝地和苏联共产党亲密地团结在一起。”同一天出版的《真理报》也发表了这封电报。莫斯科的急迫心情由此可见一斑。7月7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真理报》7月5日的社论《党的列宁主义的团结一致是不可摧毁的》，并刊登了各国共产党支持苏共中央决议的大量消息。[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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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米高扬汇报说，开始中共反对采取把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中央的严厉措施，但最后“中国朋友对中央全会的决议感到满意”，“认为做得非常好”。主席团会议因此一致认为，米高扬对中国的访问是“有益的和必要的”。[94]在一次宴会上，米高扬向刘晓表达了对中共的感激和钦佩之情。米高扬说，他曾五次来过中国，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他首次访华时，苏共领导人对中共还不够了解，但他本人当时已看出中共马列主义水平和苏共一样，只是经济建设经验差一些，并就此向苏共中央做了报告。现在他认为，不论马列主义和建设经验，两党的水平都是一样的。中共对苏共的支持减少了苏共工作中的困难，并表示目前苏联虽不富裕，但将尽力援助各兄弟国家。[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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