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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观点（特别是斯大林问题）看，莫洛托夫等人显然与中共更为接近，而毛泽东却偏偏选择了支持赫鲁晓夫。这里显然有面对既成事实，从大局出发，维护中苏两党团结的策略考虑。有材料说，7月5日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传达了中央的基本方针：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对新的苏共领导机构只有支持”。[96]但也并非完全如此。首先，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赫鲁晓夫的主张更接近中共。周恩来曾列举苏联的工业、农业和国际政策说，“赫鲁晓夫主要的基本方面是对的”。[97]毛泽东也说：“按政策比较起来，还是赫鲁晓夫比较好。”[98]其次，毛泽东对这种宫廷政变式的做法十分反感。中国外交部曾向驻外各使馆就此问题发通报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尽管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也可能有对的地方，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及推翻苏共中央主席团领导的做法总的来说是错误的。[99]再者，毛泽东从个人感受出发，对莫洛托夫的印象确实不好。在10月29日与尤金谈话时，毛泽东比较详细地吐露了他的看法。据尤金记录，毛泽东在回顾了斯大林对待中共及他本人的态度后说，莫洛托夫的路线就是斯大林的路线，他在各个方面对待我们都不比斯大林好些。毛泽东回忆起1950年在莫斯科谈判中苏条约的情况说，那时“实际上更多是同莫洛托夫谈，而他的表现常常像一个商人，在同我们讨价还价”。毛泽东还谈起前苏联大使罗申在中国收集情报的事情，认为这种做法不会不经莫洛托夫认可。毛泽东又讲了一些其他对莫洛托夫不满的话后总结说，希望苏共中央能正确理解我们，中国人对莫洛托夫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好感。尽管毛泽东也建议，考虑到莫洛托夫的威望，希望以后对他不要指名道姓地批评（至于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毛泽东说，作为个人则不值得注意），但接着就强调，中共中央完全赞同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决议，这“不是因为怜悯莫洛托夫，反正人们以后会忘掉他的，而是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毛泽东又补充说，中共中央曾几次讨论过苏共中央内部的局势，最后“认真负责地一致同意支持中央主席团中与赫鲁晓夫同志站在一起的那部分人”。[100]中共对赫鲁晓夫的支持是真诚的，也是认真的。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在以后关于苏联的宣传中，涉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时，应掌握如下原则：凡属他们的个人或以他们为主的照片和图片一律不用；立即停止制作和销售他们的画像；凡属苏共二十大以后他们的言论，一般不再出版。[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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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表态如雪中送炭，使赫鲁晓夫如释重负。同时他也感到，召开一次共产党会议的事情不能再耽搁了，而且更需要依赖中共了。7月9日，阿布拉希莫夫再次约见刘少奇，转达了苏共中央关于尽快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回答说：开这样的会应该取得大家一致同意的结果，要事先和各兄弟党商量，搞出一个共同的、看法一致的文件来。[102]中共的答复给赫鲁晓夫吃了定心丸，苏共中央开始积极进行准备。在莫斯科看来，只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其他党的意见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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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共中央的建议，苏共中央积极准备了会议文件。或许是出于习惯，或许是考虑会议讨论的问题主要出在欧洲国家，苏共还是事先征求了东欧各党特别是南斯拉夫的意见。8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自贝尔格莱德发来电报说，与卡德尔、兰科维奇等人会谈的结果是，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不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也不接受共同宣言，他们的理由是担心南斯拉夫的国际处境因此而复杂化。[103]苏共中央主席团于当天召开会议，决定将已经起草的宣言草案寄发原共产党情报局各成员国，其中特别要求驻波兰大使亲自向哥穆尔卡通报。会议还确定，只要这些党认为适宜，即使南斯拉夫拒绝，也要召开协商会议。[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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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所商议的会议，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很可能就在此时，信心十足的苏共中央做出决定，利用各国党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活动的机会，召开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8月19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致函毛泽东，正式邀请他赴苏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同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若干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信中还说，为了把这个会议开好，苏共将把准备提交会议通过的文件，交给中共中央征求意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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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赫鲁晓夫唯一的希望就是毛泽东能亲自前来莫斯科。1956年苏联曾两次邀请毛泽东访苏，均遭到拒绝。1957年5月伏罗希洛夫访华时再次提出邀请，毛泽东表示还要研究后再答复。[106]在7月5日杭州会谈时，米高扬再次提出邀请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毛泽东仍然没有给予肯定的答复。[107]但是这一次，毛泽东欣然接受了邀请。而中共有意在9月初就向各兄弟党透露毛泽东将亲自率团前往莫斯科的消息，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暗示将在庆典期间召开重要会议，并且希望各党“也派遣自己的第一号人物来莫斯科”。[108]10月6日、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商量了访苏代表团的问题。[109]22日周恩来向苏联使馆通报了访苏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和起程时间。[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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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急于在莫斯科与毛泽东会面，希望以此表示中苏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这很好理解。对于苏联的邀请，毛泽东一再推脱，最初是外交惯例的问题，也说得过去。但伏罗希洛夫访华已经排除了高层互访不对等的问题，米高扬再次邀请，毛泽东仍然没有明确表态，这就需要赫鲁晓夫仔细想一想，究竟还有什么问题成为毛泽东访苏的障碍。很快，苏联就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向中国提供研制核武器的技术、设备及原子弹样品。正是在莫斯科的这个举动之后，毛泽东决定亲自访苏并出席世界共产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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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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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三 赫鲁晓夫决定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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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或许没有想到，还在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之前，中共就知道莫斯科已经掌握了核技术，甚至提出参观苏联的核设施。当刘少奇在1949年8月秘密访苏期间提出这一要求时，斯大林拒绝了。不过，作为补偿，苏联人请中共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111]由于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在8月29日[112]，而那时刘少奇已经离开了莫斯科，所以正像有些学者怀疑的，中共代表团看到的并非像他们理解的那样是有关苏联核试验的影片。[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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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中共很早就对这种新式武器产生了兴趣。尽管毛泽东在1946年8月宣称原子弹是“纸老虎”，[114]但有资料说，与此同时，中共安全部门负责人康生已开始招募在海外的华裔科学家，特别是火箭和核能专家。[115]1949年2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郭沫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将于4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物理学家钱三强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正着手培训核科学干部和筹建实验室。钱三强向有关方面提出：想借此机会托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订购一些有关原子能研究的设备、仪器和图书资料等，预算需要20万美元。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同意，周恩来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约见钱三强，进一步表明支持的态度，转告他说：“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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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拥有原子弹对中共是一种鼓励。当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炫耀性地请毛泽东观看了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斯大林这样做，无非是想让毛泽东了解核武器的威力，并表示苏联有能力为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提供核保护。苏联外交部在起草中苏同盟条约（第二稿）时，有意地、暗示性地提到，当缔约国的一方被迫采取军事行动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117]毛泽东对原子弹的威力的确有了感性认识，但他想到的却不是依赖苏联的核保护。回国后，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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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莫斯科并不希望中国人分享核武器的秘密，更不想让他们掌握进入核武库大门的钥匙，虽然苏联可以向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核保护。[119]1952年6月，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在编制《五年军事计划纲要》时，就曾考虑要研制原子弹。据时任周恩来秘书的雷英夫回忆，为此周恩来要他去找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征求意见。在三个小时的谈话中，竺可桢谈到研究和试制尖端武器的三个必备条件：要有专家人才，并集中研究；要有尖端的资料和设备，最好争取得到苏联的援助；要准备花大钱。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曾向苏联方面试探，请求他们提供援助。苏方认为，中国不具备搞尖端技术的条件，应先搞常规武器，除同意帮助中国成立军事工程学院外，对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问题根本不谈。[120]由于没有技术来源，国家财力有限，再加上战争环境等原因，中国政府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列入研制核武器的准备措施。[121]不过，中国并没有放弃争取苏联帮助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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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以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其任务之一就是寻求苏联在原子能研究方面的援助。然而，苏联对此早有准备。1952年底，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院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个报告。在谈到对中国科学家来访的活动安排时，涅斯梅亚诺夫建议，只向钱三强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122]鉴于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第一总局正在领导原子能利用的科学研究工作，并负责铀加工和原子动力装置的建造，这一建议足以表明，苏联此时尚无意向中国透露原子能的秘密。[123]果然，在钱三强1953年3月访苏期间，经周恩来出面联系，苏联虽同意让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参观被列为保密范围的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干部的专门院系，但实际上，代表团未能参观涉及原子能研究的设备和实验，所接触的也是“几名完全不了解核技术课题的科研人员”。后来，钱三强提出希望参观原子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机构和设备。苏方研究后，增加安排了参观莫斯科物理研究所的回旋加速器等三个有关项目。在与苏方科学家会谈时，钱三强又提出，苏联可否在建造回旋加速器和实验性反应堆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苏方答复，回旋加速器也许可以，而反应堆的问题则需要高层领导研究。[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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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科技工业体系是一条门类繁多又环环相扣的产业链，也是一个庞大又复杂的科技系统，特别是核武器装料提取之困难和昂贵，可从以下几点予以证明：（1）原子弹有铀弹和钚弹两种，对核装料都有很高的要求，铀-235的纯度要求在90%以上，钚-239的纯度要求在93%以上；（2）天然铀含有铀-235、铀-238和铀-234三种同位素，铀-235只占其中的0.711%；（3）铀本来就属于稀有矿种，而一般说来，能找到含铀量在0.05%以上的矿藏就很幸运了；（4）从含铀量0.05%的矿石到用作原子弹核装料丰度在90%以上的铀-235，是一个需要经过多道工序进行生产加工的复杂过程。首先把矿石破碎、磨细，然后用化学方法萃取、提纯并精制为二氧化铀，然后两度转化为四氟化铀和六氟化铀，再用物理方法进行铀-235和铀-238的同位素分离，生产富集的低浓铀-235和髙浓铀-235。此外，军用高浓铀-235还要还原为金属铀，再按照原子弹设计的形状要求进行精密铸造和机械加工；（5）钚-239是人工制造的元素，是用天然铀元件在核反应堆照射后，铀-238接受一个中子变成钚。迄今世界上已人工制造出15种钚的同位素，其中最重要的可用作原子弹核装料的就是钚-239。但原子弹核装料钚-239的纯度要求很高，必须在93%以上，杂质钚-240含量必须小于7%，这在技术上难度很大。总之，从探矿、采矿、提纯到分离、还原，仅仅一个核装料生产的环节，其加工工序之繁多，提炼比例之微小，加上对特殊技术、设备和工厂的要求，都是耗资巨大的因素。[125]对此，苏联人当然是有体会的。据俄国的解密档案，按当时价格计算，1947～1949年苏联研制核武器的开支为145亿卢布，而在1951～1955年，仅用于原子工业和火箭技术的科研和试验设计单位的计划开支就有648亿卢布。[126]而中国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仅62.99亿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部工业投资实际完成额也只有250.26亿元。[127]这两笔钱，按1961年的汇率计算，分别约合22.5亿和56.4亿卢布，加在一起，还远远低于苏联研制核武器的经费。仅此一项，中国要研制核武器，离开苏联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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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恩来秘书的回忆，早在1952年与竺可桢和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分别谈话中，周恩来就感到，发展原子能科学，必须有苏联的帮助。[128]1953年7月钱三强向国家计委主任高岗汇报访苏情况，表示应争取苏联援助发展中国原子核科学，如果不能从苏联引进，就必须自行研制回旋加速器和实验性反应堆。高岗表示，国家经济还很困难，发展原子能事业是件大事，要向中央反映。[129]国家计委第二机械工业计划局局长孙泱等在听取钱三强关于原子武器的原理、性能、制造条件等问题的说明后整理一份报告，并于1954年4月22日致函计委领导说：原子能的应用，不仅将使国防力量发生极其重大的变化，而且将极其深刻地影响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因此，他们建议积极开始原子能的研究和进行原子工业准备工作，并“在适当时机，提出国际技术援助的要求，在中国开始建立一个半试验、半工业性的原子堆”。“如果能够获得国际的援助，应尽可能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就着手建立第一个原子堆”。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批示：“值得考虑”。[130]1954年8～9月，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访苏，利用参观核爆炸试验的机会，再次向苏联提出援助中国研制反应堆和加速器的要求。[131]莫斯科仍然没有答复，直到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这一问题才有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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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彭德怀要求负责与苏方谈判合作问题的李富春，向苏联提出帮助中国建造加速器和反应堆的问题，并说：“宁可削减别的项目，这个堆和器一定要争取尽早建立起来”。[132]李富春是否向苏联人转达了这一要求，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在10月3日中苏领导人会谈中，当赫鲁晓夫得意扬扬地介绍苏联的援华项目，并问中方还有什么要求时，毛泽东趁机提出中国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似乎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没有准备，稍作迟疑后，他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并表示只要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够了。不过，赫鲁晓夫最后建议，可以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培训技术力量。[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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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这个最初反应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既定政策是可以向中国提供核保护而不提供核技术。赫鲁晓夫建议中国先搞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不能说没有道理，实际上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不过，赫鲁晓夫还有一个不便言明的理由，即当时美苏正在谈判防止核扩散问题。早在苏联成功地进行核试验之前很久，美国就试图禁止核试验，从而垄断核武器。1946年6月14日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巴鲁克提出一项由国际组织控制核试验的方案，史称“巴鲁克计划”，而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很快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苏联的方案。[134]从此，美苏之间开始了限制核武器发展的谈判和争吵。当苏联拥有核武器，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本人意识到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之后，莫斯科对防止核扩散的问题有了新的考虑。1954年4月1日，苏联有关部门向赫鲁晓夫提交一份备忘录，报告了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等人关于热核武器的出现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看法：战后短短的几年，从原子弹到氢弹，从核裂变到核聚变，核武器的杀伤力已经发展到惊人的地步，从而使核军备竞赛达到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阶段。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将导致交战双方的毁灭。核爆炸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致过不了多少年，核爆炸的数量将足以使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活成为不可能。[135]这对赫鲁晓夫无疑是一个震动，其结果推动了苏联与西方进行裁军和禁止核武器谈判的步伐，到9月莫斯科的态度已经大有改变。[136]况且，此时由于中共军队进攻浙江沿海岛屿而出现的台湾海峡危机正在紧要关头。在这个时候，中国提出想自己制造原子弹，并要苏联提供帮助，莫斯科当然不会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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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赫鲁晓夫毕竟有求于毛泽东，因此他比斯大林进了一步，答应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帮助中国，而这项工作开展的结果，无疑将为核武器研制奠定技术基础。核武器与核反应堆的科学原理是一致的，从物理学的角度可以说，原子弹是爆炸的反应堆，而反应堆则是不爆炸的原子弹，所不同的是，反应堆是控制能量缓慢地释放，用来产生动力，而原子弹则是在瞬间释放出巨大能量，从而形成爆炸。至少在中国人看来，这是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赫鲁晓夫回国不久，10月23日，毛泽东便与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兴致勃勃地谈起原子弹，并透露中国“正在开始研究”那个东西。[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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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答应提供核帮助的确令毛泽东兴奋不已，恰在此前，中国又在辽宁海城和广西富钟的铀矿勘探中发现了铀矿化物，引起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38]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以及钱三强的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向到会人员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还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139]很快，2月18日，国防部长彭德怀便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问题。[140]3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也提出：“在这方面，我们很落后，但是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能够赶上去”。美国的核恐怖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掌握原子弹。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已经进入了开始研究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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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回国以后，中苏两国政府便开始了关于在核能事业方面合作的具体谈判。1955年1月1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为在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苏联将向中国和几个东欧国家提供广泛的帮助，其中包括进行实验性反应堆和加速器的设计，供给相关设备及必要数量的可分裂物质。中国为此欢欣鼓舞，1月31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142]作为核合作的内容之一，1月2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在中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根据这个协定，中苏两国将在中国境内合作经营，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探，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苏联提供技术和设备。开采的铀矿石，除满足中国本身的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此后，大批苏联地质专家来到中国，帮助进行铀矿的普查和勘探。[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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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人与苏联专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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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确定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以及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进行核试验。苏联将在1955～1956年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功率为6500～10000千瓦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一个12.5-25MeV（百万电子伏特）的回旋加速器，并无偿提供有关科学技术资料，提供能够维持原子反应堆运转的数量充足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培训中国的核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144]8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批准了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专家。[145]是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选定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代号为601厂，1959年改称401所），并将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安置在这个基地。以索洛诺夫和阿里柯谢夫为代表的苏联专家组与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道，为基地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146]12月，以诺维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苏联代表团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有7位科学家讲授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周恩来及党政军各机关1400多名高级干部出席了报告会。12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大使、在华总顾问及诺维科夫举行会谈，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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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帮助中国培养原子能科学的技术人才，1956年3月20日，苏联召集人民民主国家代表在莫斯科讨论建立东方原子能研究院的问题，中国派遣刘杰、钱三强等人组成代表团参加会议。26日，以苏联为首的11个社会主义国家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决定》。[148]这个位于莫斯科郊外小镇杜布纳的研究所，主要进行核物理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建立仅半年，苏联就投资5.2亿多卢布。[149]研究所的核子问题实验室装备有质子能量为680兆电子伏的同步回旋加速器，高能物理实验室装备有质子计算能量为10000兆电子伏的同步稳向加速器，还预定建立设有电子计算机的理论物理实验室、安装核子反应堆的中子物理实验室等。研究所的经费负担比例：苏联47.25%，中国20%。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0.05%～6.75%之间。刘杰代表中国在协议上签字。[150]研究所的章程规定，其“科研成果将分别寄送参与研究的各个会员国”。[151]杜布纳研究所的建立，是中苏在核能研究方面进行合作的重要步骤，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人才的基础。中国著名的核物理专家很多在该所进行过研究，他们普遍感到收获很大。王淦昌说：“苏联同志很照顾我们，凡是我们不知道的，苏联同志都告诉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器材也能尽先供应。”周光召说：除了苏联同志的热情帮助以外，这个研究所最令人满意的有三点：创造性科学研究的气氛；时常展开自由争论；迅速吸收世界核子科学研究的成果。研究所所长德·布洛欣泽夫则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物理学家来参加工作和学习”。[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