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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9日的晚宴上，赫鲁晓夫试图再次说服南共代表团，建议他们赞成宣言的实质，而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个建议同样遭到了拒绝。12日卡德尔与赫鲁晓夫举行第二次会谈。卡德尔解释了南共代表团不能在宣言上签字以及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原因，但又说可以在报纸上表示支持宣言中南共所同意的一些观点。赫鲁晓夫似乎已经估计到这次会谈的结果，对卡德尔的讲话既没有感到意外，也没有再发火，只是继续指责南斯拉夫的选择是一种分裂行为。最后，他希望南共再斟酌一下。14日大会开始前，南共代表团在使馆召开会议，最后确定了他们在莫斯科的行动：只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全体代表会议，并在各党都同意签署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这个决定得到了铁托的支持。对于南斯拉夫的顽固态度，赫鲁晓夫显得有些气急败坏，对南共代表团采取了某种抵制行动。由于苏联的冷淡态度，许多代表团都有意回避南共代表团，使他们在莫斯科的处境极为尴尬。同其他代表团的热闹活动相比，米丘诺维奇感到，南共代表团“在列宁山可以说度日如年”。[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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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南共代表团的态度显然要宽容得多，他不像赫鲁晓夫那样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既没有批评南共的立场，也没有试图劝说他们同意共同宣言的观点。[270]毛泽东似乎早已认为不需要南共及西欧几个党在宣言上签字。他在了解了意共、英共和法共代表团的态度后，11月9日再次与英共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参加签字，会更有利一些，更便利你们的工作，否则资产阶级又要攻击你们，说你们接受了莫斯科的命令。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已经决定不签字。南斯拉夫的党也不签字。宣言只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我们现在正在说服波兰，如果波兰不愿意签字，我们准备由11国签字。”[271]虽然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一直没有与南共代表团直接接触，但在最后阶段表现出十分热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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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18日的即席发言中，毛泽东在讲到团结的问题时，专门提到了南共代表团，他说：“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字好了。将来若干年后，我想他们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宣言上签字的。”[272]这段话似乎打动了南共代表团，大会休息时，卡德尔走到毛泽东面前说，他对中共同志能够谅解他们很满意，他很感激毛主席这番讲话。[273]对于孤独的南共代表团来说，这大概是莫斯科会议期间洒向南斯拉夫人的唯一一缕阳光。而这恰恰给了毛泽东进一步向南共阐述自己看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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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卡德尔提出，南共代表团希望对毛泽东进行礼节性拜会。南共对此并没有抱很大希望，他们以为毛泽东很可能会因为南共代表团没有签署宣言而拒绝接见。令南斯拉夫人意外的是，刘晓大使迅速给予了答复，说毛主席很高兴立即接见南共代表团，以致米丘诺维奇感觉毛泽东似乎正在等着他们提出拜会的请求。毛泽东非常亲切和热情地与卡德尔等人会谈了近两个小时。更令南共代表团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对他们没有签署共同宣言竟没有表示丝毫的不满和责备。当卡德尔说明拒绝在宣言上签字的理由时，毛泽东只是说，这不是什么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共也不接受任何一个国家乃至苏共的领导，但由于“俄国人现在喜欢，而对我们也无害”，因此中共不反对这一点。当卡德尔谈到南斯拉夫的发展成就，并列举了钢产量数字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如果俄国人的钢产量赶上美国，中国人赶上英国，南斯拉夫人赶上意大利的话，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274]南共特别注意到，尽管他们没有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但在中共眼里，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19日的告别宴会上，毛泽东特意走到米丘诺维奇身边祝酒，提议为中南友谊干杯，又对卡德尔开玩笑地说：“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只是在于，你们长胡子，我们不长胡子。”按卡德尔的理解，毛泽东这是在表示“愿意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他颇为深情地对毛泽东说，铁托同志很希望能够见到毛主席，希望中南两党加强联系。[275]在对待南共的态度上，毛泽东无疑比赫鲁晓夫更表现出一个领袖的风范，而他做出如此努力的目的，自然是想把南斯拉夫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尽管这个愿望最终未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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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莫斯科会议上的分歧和矛盾并不只是上述三个方面，不过在宣言中都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处理了。如意共对“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说法不满意，于是就在宣言中加了一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说来，哪一种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它自己判断。”再如，苏共坚持还要办一个共产党的国际刊物，有些党不同意，最后达成口头协议，将来刊物办起来，只刊登相同意见，不刊登分歧意见，不搞批评和争论。[276]总之，经过毛泽东的努力，搞出了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共同文件，达到了求同存异的目的。然而，其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莫斯科宣言》没有任何约束力，文件虽经大家签字，但模棱两可的用语处处可见，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这就难怪会议之后各党依然各行其是，而后来发生争执时，又都援引宣言的观点来指责对方。仔细品味可以发现，其实莫斯科这一纸宣言，从内容到形式，都真实地反映了中苏关系的性质、特点和实质，是中苏同盟关系最典型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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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指点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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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机构领导和指挥的历史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而这无疑是毛泽东的一个创举。[277]正因为如此，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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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接待规格上，中共代表团就显得与众不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到来特别重视，提前两天就派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专程到苏联国境第一站伊尔库茨克去准备接待工作，并且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事前毛泽东一再提出，不要搞大规模欢迎仪式，中途停留时他也不准备走出飞机，免得感冒；除在莫斯科机场发表谈话外，沿途不要组织欢迎，因为天气太冷，他和宋庆龄都不能乘坐敞篷汽车。对此，赫鲁晓夫一一照办，迎接的礼遇规格很高，但仪式很简朴。[278]抵达莫斯科后，所有来宾都住在莫斯科市郊别墅，只有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被安排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在郊外还有两处备用别墅）。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这里“离会议厅很近，有条走廊与会场格奥尔基大厅相通，很方便”，您本人将“住在沙皇的寝宫里，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为了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避免出现毛第一次访苏时的不愉快场面，赫鲁晓夫还为他特制了木板床，甚至把寝室卫生间的马桶改成了蹲式的。[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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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立即成为关注的中心。据杨尚昆记载，在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上，毛泽东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毛泽东讲话开始和结束时，也是全场起立鼓掌。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只鼓掌没有起立。在红场举行庆典活动时，游行队伍不断高呼毛泽东的名字，表示致意。游行结束后，参观庆典的群众一拥而上，围着毛泽东欢呼。“据苏联同志说，这种情形是前所未有的”。[280]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的发言方式也引起了许多当事人的注意。所有来宾都是事先准备好经本党中央批准的发言稿，在会上照本宣科，而将俄文译稿发给与会者。只有毛泽东，三次发言都是即席讲话，这使苏方会务工作人员感到非常为难。特别是在11月18日大会上，所有发言的人都是站在讲台上做报告，只有毛泽东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大家不得不转身听他讲话。[281]毛泽东离开莫斯科前，苏共中央主席团还特意为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组织了一次与苏联各界著名人士200多人的会见，苏共领导人几乎全体出席。会见进行了将近两小时，毛泽东与出席会见的人们进行了亲切愉快的谈话。[282]这个场景也是其他所有代表团没有机会遇到的。[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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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毛泽东在莫斯科最引人注目的还不是他所受到的特殊待遇，令研究者感兴趣并引起当事人争议的，是毛泽东在11月18日大会上的长篇即席发言。他在发言中不时讲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和不易理解的话语，使得听众惊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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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开场就提出了一个后来被众人传诵的著名论断：“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围绕这个命题，毛泽东讲了十件大事，从反法西斯战争、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事件，直到解除叙利亚危机、苏联卫星上天、英国退出亚洲和非洲、荷兰退出印尼、法国退出北非。总之，国际形势已经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284]在11月8日与英共代表的谈话时，毛泽东也讲了这十件大事，并得出结论说：“我总有一个印象：社会主义国家走在前边，资本主义国家落在后边。我觉得，资本主义国家永远落在后边了”。[285]17日对中国留学生讲话时，毛泽东说得更为简明：“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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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和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这在当时确实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说明苏联的科技水平，特别是在导弹发射技术方面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头。[287]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的聚会，也显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所未有的盛况。但是，就此断定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变化，恐怕是过于乐观了。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论断，赫鲁晓夫在私下交谈时，已经多次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就目前来看，苏联在军事和一些其他科技项目上是领先的，但美国的潜力是不能低估的，特别是他们的科技力量非常雄厚。[288]哥穆尔卡与毛泽东谈话时也提出：“自从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后，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他们是落后了，但假如有人以为他们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成就那就看错了。我想他们早晚也会有像火箭这样的成就的。”哥穆尔卡指出，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政策。他认为“采取的政策不应使紧张局势更趋尖锐化”。[289]他哪里知道，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本意就是想强调社会主义不必担心也不必反对国际局势的紧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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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另一个惊人之语是关于苏联党内斗争的。在讲到团结问题时，毛泽东开始大谈对犯过错误的人要采取团结、帮助和给出路的政策，随后突然插了一段关于莫洛托夫集团的话：“我赞成苏共中央解决莫洛托夫问题，这是个对立面的斗争，事实证明它是不能统一，它是一方排斥一方。莫洛托夫集团举行进攻，乘赫鲁晓夫同志到外国去，措手不及，来一个突然袭击。但是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也不是一个蠢人，他是个聪明人，立即调动了队伍，举行反攻，取得胜利。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莫洛托夫同志是一位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但是这一件事他是作错了。苏共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带着对抗的性质，因为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一个排斥一个。处理得好，可以不出乱子。处理得不好，有出乱子的危险。”[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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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讲话表面上是对苏共中央处理六月事件表态，说明中共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但是，第一，毛泽东在此前曾一再告诫苏共中央，对莫洛托夫等人不要“指名道姓”，而自己却在大会上公开指责苏联的“反党集团”，给人的感觉是只有中共才有资格在国际会议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裁决。第二，六月事件的细节是米高扬专程到中国向毛泽东报告的，许多与会者并不了解内情，而现在由一个外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披露苏联党的内幕，这不能不令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处于尴尬境地。第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大会上公开评论苏共的党内斗争问题，自然会使苏共领导人感到难堪，再使用欧洲各党都不熟悉的语汇“两条路线斗争”，就更让人坐不住了。第四，毛泽东在讲到团结问题时，突然插入对苏共“反党集团”事件的评论，显然是公开表明对苏共将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处置有不同看法。[291]据米丘诺维奇描述的现场情况是：毛泽东讲这段话时，“有几百人在场的格奥尔基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决不是友好的表情，站在那里，把目光投向发言者和对称地坐在苏联代表团对面的中国人……俄国人当中谁也没有对他说不要这样做，也没有人请他坐下。整个大厅都看着这一场面”。[292]这大概是毛泽东绝对没有想到的结果。说的是“以苏联为首”，而毛泽东却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随意评论苏共党内的分歧和矛盾，明显是凌驾于克里姆林宫之上，这能不让苏联人恼火？难怪卡德尔在毛泽东讲话时传给南共代表团成员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工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293]不能不说，这个观察是极其敏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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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有一处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即提出中国将在15年后超过英国的口号。在11月6日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的讲演中，赫鲁晓夫在列举了一系列统计数字后说：“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苏维埃国家在今后15年内不仅能赶上，并且能超过目前的美国。自然，在这段时期，美国的经济也可能有所发展。但是，只要考虑到我国工业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得多这一点，那么可以肯定，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在和平竞赛中赶过美国的这一任务是完全现实的，是完全可以实现的。”[294]听了赫鲁晓夫这番话，毛泽东显得有些受刺激。当天晚上与哥穆尔卡谈话时，毛泽东就试探性地提出：“再过15年苏联能超过美国，中国有可能超过英国。”哥穆尔卡当即直言不讳地指出：“苏联能超过美国这点无疑问，但中国能否超过英国这点很难说。”毛泽东仍然坚持说：“如15年时间太短，则可延长些，先超过英国，然后再超过美国。”[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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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为了取得可靠的依据，在会议期间与法共和英共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又特意谈到经济问题。当多列士告诉他法国的钢产量为1200万吨时，毛泽东说道：“我们有两个五年计划就能超过法国，三个五年计划超过英国。”在向波立特和高兰详细询问了英国的金融、工业和军事状况后，毛泽东肯定地说：“中国在15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52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12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2000万～2500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15年之后，将是4000万～4500万吨。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2000万吨。你们看，15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3500万吨吧！”法国人和英国人没有哥穆尔卡那么直率，对毛泽东的豪言壮语都是点头称赞。[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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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18日大会的发言中，毛泽东郑重地宣布：“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15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297]格奥尔基大厅里的听众大概没有多少人把毛泽东这些外行话当真，单单一个钢产量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但是，赫鲁晓夫赶超美国的时间表后来遭到苏联经济学家和多数主席团成员的质疑和反对，[298]而毛泽东的这句话却吹响了1958年中国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第一声号角。[299]更重要的是，在“超英赶美”的口号背后，毛泽东的本意是要在经济上赶超苏联。只有这样，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才更有发言权。[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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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18日讲话中最引起争议的是他关于核战争及其后果的一番论述。中共代表团回国后，赫鲁晓夫在11月27日出席中国使馆招待会的致辞中就表示了对毛泽东发言的不满，他暗示毛有些讲话是多余的。[301]据赫鲁晓夫回忆，毛泽东讲这段话时，除了宋庆龄发出会意的笑声外，“整个会场一直是死沉沉的一片寂静”，会后许多代表的反应都十分强烈。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中国有6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哥穆尔卡也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愤慨。[302]参加会议的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舍穆勒·米库尼斯回忆当时的印象是：毛泽东热衷的话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老是翻来覆去地讲。他认为大战不可避免，对此人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我甚至敢斗胆地讲，他是根据这场大战来安排生活和思考问题的，俨然是大战已经开始了。[303]那么，毛泽东究竟讲了一些什么话会给人们留下如此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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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直到后来中苏论战苏联攻击中国的核政策时，中国政府才在声明中引用了这段话，而全文是在1992年发表的。毛泽东是这样说的：“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有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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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在论战中拿出了当时苏方的速记记录，根据这个记录，毛泽东的原话是：“是否可以估计一下，未来的战争会导致多少人死亡？也许会死掉全世界人口二十七亿的三分之一，也就只有九亿人。假如真的摔原子弹的话，我认为这还少说了。当然，这很可怕。但是，即便是损失一半人也不是那么的糟糕。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们要这么做，而是他们，是他们将战争强加给我们。假如我们打起仗来，那么就会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我个人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将会遭受这样的灾难，那时人类将会损失一半，也许，一多半。我问过尼赫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这个问题上情绪要比我悲观得多。我对他说：假如人类的一半被毁灭，那么还会剩下一半，但是帝国主义将会被全部毁灭，并且整个世界将只有社会主义存在下来，而在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里，人口又会增长，甚至增长一半多。中国还没有真正展开建设，假如帝国主义者将战争强加于我们，那么我们准备停止搞建设；让我们先比试一下武力，然后再回过头来搞建设。”苏共由此认为，“实质上，这是一条搞军事冲突，用军事手段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方针”。[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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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无法判断谁更准确地记录了毛泽东的原话，但对比一下中苏双方发表的文件，就发言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来说，没有本质的区别。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毛泽东的话。这里除了翻译上的问题外，[306]恐怕主要是在场的外国听众不大熟悉和理解毛泽东那种哲人的思维和诗人的语言。其实毛泽东不过是重复了他说过多次的话：原子弹是纸老虎，既不要怕，又要认真对付。至于谈到核战争的后果，这里也不过是“极而言之”，从最坏处考虑问题。毛泽东的话惊吓了东欧一些小国领导人是可以理解的，但苏共在论战中以此为由指责中国在蓄意挑动核战争，无疑是歪曲了毛泽东的本意。苏共1957年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至少在表面上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就在毛泽东讲话的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11月14日赫鲁晓夫接受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的谈话记录。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记者问：“您认为，如果打起原子战争和氢武器战争，世界能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吗？”赫鲁晓夫答：“自然，将会有很大的损失，人类将要经受很多灾难，但是人并不会从地面上消失，社会将存在，并且继续发展。”[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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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言的本意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难理解，问题是他采取即席演说这种方式，来讲一个在欧洲人看来是如此严肃和敏感的话题，再加上仓促的翻译，就难免引起误解和怀疑。[308]不过，毛泽东之所以用如此刺激的语言来阐述他的思想，也是有其用意的。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在召集政治局常委介绍莫斯科会议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总的来讲，这次会议是成功的，十二党宣言是好的，大家都比较满意。但是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一个是和平共处问题，另一个是社会党问题。毛泽东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苏共二十大把和平共处作为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就错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这里还有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还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309]而支持世界革命，自然就有一个如何看待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问题。鉴于对核武器的新认识，苏共二十大提出应通过和平而不是战争走向共产主义。但毛泽东一向反对核战争将会毁灭人类的看法，他从莫斯科回来后在一次党内会议上重复了关于核战争的讲话，而且说得更加透彻：“要准备对付大战，帝国主义有疯子，扔原子弹。头一次大战不过死了1000多万，第二次大战死了3000多万。打原子战，没有经验。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7亿人，还有9亿人，有9亿人也好办事，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换来了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310]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段话有一个解释，他说：苏共二十大“只讲和平不讲战争，这是很不好的。只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讲战争来了怎么办。莫斯科宣言解决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莫斯科就是讲这个”。[311]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也是毛泽东没有说出来的与赫鲁晓夫的重大分歧所在。后来，毛泽东不无得意地指出，在莫斯科会议上，“我们批判了朋友”。[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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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是北京与莫斯科共同建立的解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问题的平台，也是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显示其存在的一种方式。赫鲁晓夫虽然在二十大会议后不得不解散共产党情报局，但是苏共从传统观念出发，还是想要重建一种国际机构来保证各国共产党能够协调行动。毛泽东对莫斯科在国际共运中决定一切的领导地位一向深恶痛绝，更不愿在斯大林之后再有一个“太上皇”，因此坚决主张各国共产党应通过开会的方式进行协商和沟通。虽然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后处于被动地位，但一开始并不愿接收中共的主张。波匈事件使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更加尴尬，再加上中共在帮助平息这次事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赫鲁晓夫不得不听从毛泽东的意见。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以后，中苏都很看重南共的作用和影响，并都试图借助这支力量提高自己的地位，但铁托为了保证南斯拉夫的独立和不结盟政策，并不想再次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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