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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反党集团”事件后，赫鲁晓夫处境艰难，毛泽东的支持使他更加信任和依赖中共。在中苏共同召集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关键的问题是起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文件。为此，双方紧密合作，几番磋商。《莫斯科宣言》是中苏协商和妥协的结果，苏共接受了中共的几乎所有修改意见，中共也默认了把苏共二十大路线写入宣言。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他们必须迈出这一步。虽然在会议期间双方是平起平坐，但就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影响而言，中共显然处于上升状态。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受到的特殊礼遇，以及他在会上引人注目的种种表现，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而毛泽东强调“以苏联为首”、对苏联党内斗争公开进行评判、提出在经济上赶超英国及对南共代表团表示关心和支持等做法，则表明中共有意取代苏共来“指点江山”，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确实非常重视这次会议，虽说是“以苏联为首”，但中国人的操心、出力一点儿也不少。[313]关于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所起的作用，杨尚昆回国后在一次报告中有如此评价：“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当然，同苏联协商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许多问题、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的，经过协商以后，他们接受了。”[314]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需要补充的是，在毛泽东的种种努力背后，隐含着他对国际共运领导地位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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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结果，总体来说，中苏双方都认为莫斯科会议是非常成功的。会议刚结束，苏共就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学习讨论，报刊上连续报道了一个多月。[315]苏共中央12月全会决议指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现代国际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的结论和原理得到了兄弟共产党的完全支持，这就证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一致和团结”。[316]中国国内此时正忙于整风反右，对这次会议无暇组织广泛的学习讨论，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也认为：“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会议和所通过的两个宣言，开辟了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给了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进步的力量以极大的鼓舞。”[317]然而，在这个成功的背后却暗藏着一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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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同盟关系发展的最高峰，也是中苏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这个特点也同样反映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个人关系方面。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打开了中苏关系发展的新局面，苏联开始对中国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使得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产生了极大好感和感激之情；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开始对赫鲁晓夫的政治观点和经验感到担心，认为中共应该站出来维持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1956年10月波匈事件的爆发，令毛泽东进一步对赫鲁晓夫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能力产生怀疑，于是决心出面干预欧洲事务，并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发挥某种引导作用。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感觉恰好相反。由于苏联党内以及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关系不断出现的危机，特别是毛泽东在几次关键时刻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政治表态，使得赫鲁晓夫越来越依赖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也越来越感到必须与毛泽东联手，来共同领导社会主义阵营。这两种趋向在1957年底的莫斯科会议期间会聚到一起，却开始出现了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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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并不在于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在任何盟国之间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在一般情况下，求同存异的确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方式。但1957年底的状况却非同一般，莫斯科会议准备和召开的过程表明，中苏关系在其蜜月的最高峰却面临着一个由谁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中共的成就和影响如东风劲吹，蒸蒸日上，大有取代苏共而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架势。而苏联也恰在此时恢复了元气，党内斗争结束后国内政治趋于稳定，农业连年丰收预示着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两颗人造卫星上天及核潜艇试航成功则标志着军事科技开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318]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受到来自北京的挑战，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再“求同存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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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对抗的大背景下，在对外政策方面，对帝国主义究竟是要缓和还是斗争？在对内政策方面，到底谁的经济增长更快，谁的发展道路更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一定要争出个是非曲直的。道理很简单：真理只有一个，谁掌握了真理，谁就有能力和资格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于是，莫斯科会议胜利闭幕半年之后，这些隐含的分歧和矛盾便暴露出来，并引起了中苏之间的争执。结果，莫斯科会议在最充分地显示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状态的同时，也成为整个冷战国际格局再次出现转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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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68个党，其中4个党（如美国共产党）由于在国内所处的特殊环境，没有公开亮相。（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8～99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723页）1960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虽有8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但中共领袖毛泽东没有出席，且此时中苏两党已经是面和心不和。无论如何，这次会议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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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莫斯科会议及中共在会议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外，目前很少看到有专门的研究成果。《毛泽东传》设专节讲述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引用了不少中国档案，很有史料价值，但主要是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其他涉及不多。《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也有一章讲莫斯科会议，但重点在分析会议中争论的问题，而对会议筹备和进行的过程语焉不详。莫斯科会议究竟是怎样提出的，如何召开的，至少目前在各国的研究论著中还没有说清楚。本书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叙述，利用了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特别是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以及各方当事人的回忆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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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209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5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724页。还有研究著作认为，恢复各国共产党联系的倡议，最早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于1957年提出的。（罗宾·艾莉森·雷明顿：《华沙条约》，上海师大历史系世界史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46页）这显然更是远离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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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详见下文及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第372～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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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详见沈志华《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2期，第3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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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详见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 По новейши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 4，с.131-152；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1947-1948гг，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c.149-170，№2，c.157-172；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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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Адибеков Г.М. Почему Тольятти не стал генеральным секретарем Коминформ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6，№4，с.156-161；Начало конца Коминформа//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Москва：ИВИ РАН，1998，с.350-364；Молотов и попытки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оминформа в 1950-1951 годах//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7，c.14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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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处理马林科夫问题的情况见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5年1月22、31日），РГАНИ，ф.3，оп.8，д.388，л.23-25，26-29。有关研究参见Зубкова Е.Ю. Маленков и Хрущев，c.10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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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c.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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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民日报》1956年1月1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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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附决议草案）》（1956年2月7日），АПРФ，ф.3，оп.23，д.54，л.69-71，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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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兄弟党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期间要同苏共中央商讨的问题》（1956年2月9日），АПРФ，ф.3，оп.23，д.54，л.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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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据《王稼祥年谱》记载，邓小平、王稼祥等人于2月11日到达莫斯科，并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过三次会谈（19、27、28日），没有提到有关情报局问题的谈话内容。（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第430～431页）目前见到的俄国档案亦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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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陶里亚蒂致苏共中央秘书处信》（1956年2月20日），АПРФ，ф.3，оп.23，д.54，л.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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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及决议》（1956年2月22日），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67-69，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106-107，927；РГАНИ，ф.3，оп.10，д.226，л.1-2，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2，с.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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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关于苏共讨论和决定恢复苏南关系的文件参见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41-54；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9，№2，с.3-63，№5，с.3-50。1955年5月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6月2日双方发表联合宣言，苏南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见《人民日报》1955年6月4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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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现在知道的情况只是：1956年3月17日，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中止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活动的报告草案。见РГАНИ，ф.3，оп.12，д.21，л.181，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2，с.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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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苏共中央主席团记录及决议》（1956年3月28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04，л.15-17об，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116-117；ф.3，оп.14，д.12，л.1，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2，с.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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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3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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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1948年1月23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73，л.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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