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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毛文稿》第8册，第6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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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有一个细节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重视：毛泽东为这次访苏准备的礼品共396件，其中仅赠送苏共中央领导人的礼品就差不多装了整整一个车皮。见《外交部致驻苏使馆电》（1957年10月28日），外交部档案馆藏：203-00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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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760页。例如，《莫斯科宣言》草案以中苏两党的名义发出、请苏共中央负责起草一个简明的《和平宣言》、邀请非党人士出席会议等，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见《尤金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1957年11月9日），АРАН，ф.1636，оп.1，д.199，л.1-6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2006，№4，с.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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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驻苏大使馆编：苏联报刊继续宣传兄弟党莫斯科会议情况》（1957年12月7、14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8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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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6，第272～273页。在实际宣传中，苏联已经不再提“议会道路”，同时强调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驻苏大使馆编：苏联报刊继续宣传兄弟党莫斯科会议情况》（1957年12月7、14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8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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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1958年5月23日），吉林省档案馆藏：1/1-14/75。关于整风反右运动的最新研究，见沈志华《思考与选择》第七、八、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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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中国驻苏使馆报告说，1957年苏联的工业生产“获得更稳步的发展”，农业生产“迅速增长”，人民购买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前8个月的商品流转额增长，“为过去40年所未曾有过”。（《驻苏大使馆商参处关于1957年苏联经济发展主要情况介绍》，1957年11月，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720-11）1956～1958年苏联农业生产增长数字见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第51～52、137、140页。苏联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于1958年12月下水试航的情况见Симонов Н.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с.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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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九章 “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对内政策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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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开始出现分歧的苗头，但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精诚团结、全面合作的表现，还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这一良好的势头仅仅保持了半年。1958年上半年，中苏之间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都进一步加强了合作，外表给人一种团结、友好的感觉。然而，从下半年开始，矛盾和分歧便开始出现，并不断激化。中苏两国领导人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炮击金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苏联暂停对中国的核援助、中印冲突以及美苏首脑会晤等一系列问题上，各行其是在先，各持己见于后，终于在1959年10月爆发了高层之间的激烈争吵，几个月后这些分歧便开始以理论阐述的方式见诸报端。如同1954～1955年中苏友好骤然升温一样，1959～1960年中苏分歧的过程也来得突然，简直令人有些眼花缭乱。好在目前中国和俄国都有大量相关的档案解密，事情大体是可以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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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着重分析苏联对195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方针——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态度，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过程。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在中苏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许多国际关系史论著有所提及，如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提到，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的最初反应是困惑和反省；[1]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认为，“大跃进”使得中国对苏联的需求日益增长，而苏联官员对此极为不满，因而加剧了中苏同盟的摩擦；[2]张曙光也强调，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寄予很大期望，但莫斯科担心和提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从而导致双方结怨；[3]陈兼则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毛泽东自鸣得意的“继续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并注意到赫鲁晓夫对此采取的沉默和反对态度使毛泽东颇为不满。[4]不过，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究竟如何影响了中苏关系，以往的研究大多语焉不详，没有进行详细分析。中国史研究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的历史早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5]但把这两者与中苏分裂联系起来考察的人也很少，至多是在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的原因时，论述了毛泽东如何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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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究竟中苏之间有什么分歧？苏联对此是否持反对态度？是如何反对的？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做何反应？这种反应与中苏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比较详细和深入的研究。本章利用目前能见到的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以及当时的报道材料，力图重现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并说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分歧的实质究竟在哪里，这一分歧又是怎样成为中苏走向公开冲突的一根导火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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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中苏两国团结合作的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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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中苏之间的友谊显示出继续升温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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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国后，军事代表团继续在苏联参观访问。11月27日，赫鲁晓夫在军事代表团团长、国防部长彭德怀举行告别宴会上发表即席讲话，真诚地感谢中国党对苏联的理解和支持，盛赞中苏两国、两党的团结和友谊。当时的气氛和场面，使在场的中国人颇受感动。在莫斯科的苏联高级干部中，甚至盛传中苏同盟条约将同华沙条约衔接以及中苏两国军队在共同区域将实行联防等消息。[7]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莫斯科会议的结果确有使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和军事一体化扩展和深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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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6年，莫斯科就建议举行中苏边防司令代表会议，讨论两国边防事宜和交流工作经验。中方复函同意10月下旬在北京召开这个会议，后苏方担心“引起他人猜测和曲解”又提议暂不举行。[8]1957年10月15日，中苏《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顺利签订。11月初又积极开始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谈判，并于12月11日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9]中国方面想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遂于12月14日又提出：“为了加强中苏两国在国防工业方面的密切联系和合作，中国政府建议建立中苏两国国防工业联席会议，由双方各派代表若干人参加工作，会议每年召开一次或两次。”[10]笔者在外交部档案中没有找到刘晓递交给费德林的建议文本，但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这个文件。文件记载，中国政府提议建立一个中苏联合委员会来管理各自的国防工业，其主要职责是：“一、交换出版的和未出版的书籍、杂志、手册、电话号码簿、技术标准以及其他双方认为合适的资料；二、讨论诸如标准化、技术条件、规格、国家标准及双方可以接受的各种武器生产方式一类的问题；三、讨论技术规格的标准化问题，并向双方提供标准的产品及测量器具；四、讨论邀请和接触事宜，包括技术专家及援助的步骤、期限和数量；五、在互惠的基础上邀请或派遣专家和代表团，以便进行现场审查、参与会谈、报告研究成果以及短期实习；六、在双方国防工业的科研和生产条件方面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七、讨论交流和提供教学指南、教科书或其他有关国防工业培训的资料，或提高国防工业人员技术、技能所必需的资料；八、交流采用新机器、新设备、新技术以及将研究成果用于武器生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九、研究在武器生产方面提供技术资料的保证问题；十、讨论其他双方认为必要的有关国防工业的问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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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文件。问题并不在于该建议的内容：除交换一般资料外，实际上几乎完全是要求苏联对中国提供单方面援助，而在于中国提出建议的方式：没有像以往那样“请求”苏联提供援助，而是以平等合作的形式表现这种要求。以前，对于华沙条约国会议，中国代表都是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这次主动提出建立中苏国防工业联席会议，表明中国在参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联盟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个无疑体现了军事一体化内涵的建议，本来似乎应该由处于同盟领导地位的苏联提出，现在却是由实力相对弱小的中国提出。[12]这或许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希望改变在中苏同盟处于不平等和被领导地位的意向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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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进一步的史料证明苏联是如何对中国建议做出回应的，很可能，这件事因后来中苏之间发生分歧而搁浅。[13]不过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中苏双方密切接触，互通情报，协调政策，继续推动两国在外交、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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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在外交领域的合作，正如尤金与陈毅会谈时所强烈希望的那样：苏联在日本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协助中国，中国在建立无核区和印度问题上帮助苏联，双方进一步互相帮助，取长补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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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月27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转告周恩来说，苏联政府提议在亚洲建立一个无核区，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周恩来当即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待报告党中央和政府商量后再答复。[15]2月1日，周恩来约见苏联参赞克鲁季科夫，告知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赞成关于建立亚洲无核区的提议，这一提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形势和反对原子战争威胁很有利。周恩来还答应按照苏联的意见，由中国去动员印度首先提出这一倡议。[16]当天，周恩来便接见印度临时代办辛格，表明了上述立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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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赫鲁晓夫致信艾森豪威尔，宣布苏联政府已决定从今年3月31日起单方面停止核武器试验，建议美国和英国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步骤，以便尽快达成停止核试验协议。同日，赫鲁晓夫致信中国政府，希望中国积极支持苏联的建议。周恩来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18]4月9日，周恩来又在一次外交场合说，苏联政府“这个造福于人类的伟大和平创议是值得我们欢迎和支持的”。13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函复赫鲁晓夫，支持苏联政府带头停止核武器试验，认为美英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应当立即用行动响应苏联的倡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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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对苏联参赞安东诺夫说，中国将对岸信介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在日本国会选举中加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力量。张闻天要求将这一情况转告苏联政府，以便“让莫斯科知道，我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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