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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方面默契配合的同时，中苏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不仅限于双方的互相援助和支持，而是考虑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1958年2月赫鲁晓夫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提出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卢布区”的设想。对于这个问题，苏联方面尚未正式照会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出积极的反应。2月28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时强调说：“中共中央完全支持苏联正确而有成绩的政策”，最近几个月，“我们在中国高兴地注视着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积极的对外政策行动，满意地看了你们相应的文件”，“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最近的所有政策，这些政策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是深思熟虑的”。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说，中共中央非常高兴地看到了赫鲁晓夫同刘晓的会谈记录。“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谈。我们同意会谈中提出的所有问题。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进行了很好的工作，我们非常高兴。”[21]几天后，毛泽东又在中共党内会议上指出：“赫鲁晓夫的缺点也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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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朱德在同尤金的谈话中指出：“赫鲁晓夫关于建立‘卢布区’的思想使我们感到欣慰和高兴，它是与‘美元区’对抗的一种形式。”朱德还说：“莫斯科会议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在此之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统一的时机逐渐成熟起来。”朱德赞扬“赫鲁晓夫提出的想法在各方面都是好的”，并指出解决所有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应由苏联负责。至于经济合作，“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这事应由我们的领头人——苏联来做”。谈话间，朱德还流露出对经济互助会只包括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看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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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驻苏大使刘晓致电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建议进一步加强与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以满足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中国自身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经济小组经过讨论，于4月16日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针对刘晓3月24日的电报，中央经济小组讨论了中国与苏联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问题，并经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鉴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协作已经开始，中国应“赞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组成经济互助会（目前是八国经济会议），并且准备在适当的时机正式参加”。只是由于对欧洲情况缺乏了解，仍需观察一段时间再做定夺，目前先从双边协定做起，依据情况向多边协作发展，同时开始准备与苏联等国订立长期贸易协定，并注意经济计划的衔接和配合问题。[24]5月20～23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会议。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各国在贯彻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以及合理安排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的问题，并通过了一致同意的建议。中国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赞说，这次会议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无疑“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互助合作”，并表示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不断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我们最高的国际义务”。[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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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方面，中苏之间更是紧密配合。由于南斯拉夫在匈牙利事件中袒护纳吉·伊姆雷的表现，特别是铁托拒绝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会议的做法，使赫鲁晓夫大为光火。于是，苏联决定不派代表团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届代表大会，并要对南共纲领提出批判。为此，赫鲁晓夫首先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4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见尤金，表示非常赞成苏共中央来信中对南共所做的结论，尤其是苏共中央决定拒绝出席南共七大。毛泽东说，关于如何对待南共纲领草案，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在4月5日和6日召开会议，进行详细讨论。毛泽东保证，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定表态赞成苏共中央关于不向南斯拉夫派代表团的决定，而且无条件地同意苏联同志们对南共纲领的评价。周恩来当场给在北京的刘少奇打电话商量，因时间来不及，确定推迟一天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表示同意后，又对尤金说，考虑到这个问题很紧迫，虽然会议尚未召开，但应该现在就把政治局的答复通报莫斯科，即“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表示同意苏共中央的立场”。毛泽东强调说，在这样的问题上表明中苏两党完全一致是特别重要的。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请尤金转达他对赫鲁晓夫荣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祝贺，并说“这是非常正确的加强统一的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保证领导完全统一的一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一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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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周恩来向尤金介绍了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并将中共中央给南共中央的信交给了尤金。周恩来特别说明，这封信尚未发出，因为中共需要先了解一下苏共中央给南共信件的内容。尤金当即递交了苏共的信件，周恩来接着询问苏共曾向哪些兄弟党通报过这一情况，并得到了答复。[27]第二天，安东诺夫拜访周恩来，通报了苏联驻南大使扎姆切夫斯基与铁托会谈的情况，扎姆切夫斯基将苏共中央决定不向南共联盟大会派遣代表团的信件交给了铁托。周恩来和王稼祥表示，今后有关南斯拉夫的问题，随时可以同他们面谈。[28]几天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又分别会见尤金，互相通报了各自得到的各国共产党对南共纲领及七大的态度和立场的情况。[29]在4月18日与克鲁季科夫交谈时，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批评南共的纲领草案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并指出，由于它的虚假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一些兄弟党，因此会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产生瓦解作用。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刘宁一在谈到南共纲领草案时则声明说，南斯拉夫人是在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挑衅，对这种挑衅应该给予坚决的反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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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文章。根据苏联使馆的通报，第二天苏联各大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31]毛泽东对于中苏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沟通与合作非常满意，他在苏共中央5月9日致南共联盟中央的信件（信中对南共七大纲领提出了批评）上写的批语是：“是个好文件，和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他们想通了，站起来了。”毛泽东还表示愿意亲自接见苏联大使，因为“这是一件大事，苏共政治理论有转机，作风在改，大有希望”。[32]5月17日毛泽东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我们阵营要注意（团结），要支持赫鲁晓夫，帮助他稳定下来，要以苏联为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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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驻苏大使馆对此期中苏关系的判断是：“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以后，中苏关系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各方面相互理解，密切合作，“已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和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主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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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样是中苏团结、友好、合作的气氛，1958年上半年的背景与1954～1957年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这短短的几年，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奠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基础，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酝酿已久的雄心勃勃的“大跃进”即将开始。特别是在中苏关系方面，赫鲁晓夫逐步取得并巩固在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是与中共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苏共二十大及波匈事件给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带来的政治危机，特别是苏共党内发生“宫廷政变”所造成的震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毛泽东本人和中共的出面而化解的。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可替代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会议期间，毛泽东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赫鲁晓夫显然没有察觉到，当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之前强调的是各国的独立发展道路和各党的平等地位，而在此之后更多强调的是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统一及各党协调一致行动的必要性。这种变化表明，中国党已经不再是一般的处于被领导地位的政党了，而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与东欧各国领导人谈话时，一再提出“以苏联为首”的问题，其本意似乎是在提醒赫鲁晓夫：社会主义阵营现在需要的是一位更加革命的和朝气蓬勃的新的领导者，只是新领导者不需要走到前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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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毛泽东并不想也没有急于在表面上接受这个领导者的头衔，他甚至极力阻止这样做。1958年6月，波布罗夫尼科夫率莫斯科苏维埃代表团访华。在欢迎午宴上，波布罗夫尼科夫举杯建议为以苏中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进一步巩固干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立刻站起来纠正说，正确的说法应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陪同的外交部司长王雨田解释道：毛泽东主席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由两个国家领导的说法，人不可能长两个脑袋，如果社会主义阵营有两个头，就可能破坏其行动上的一致性。[35]1959年1月，中共中央接到苏共中央来信，信中表示苏共二十一大将取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毛泽东当即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认为必须劝说赫鲁晓夫放弃这个想法。1月2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随即与苏斯洛夫讨论这个问题，表明了中共的态度：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头，“以苏联为首”这个提法不能变。第二天，赫鲁晓夫告诉周，苏共中央研究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同意在二十一大上不再提出这个问题。周恩来当夜打电话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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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坚决拒绝在表面上或名义上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下面两个毛泽东给人们讲的故事也许有助于理解他在这种问题上的心态。1970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37]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的一个报告中写道：“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赫鲁晓夫大概很难理解在中国历史上和古书中蕴含的这种文化元素。[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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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就指出，中国还没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不是因为政治上不成熟——上述中国提出建立中苏联合国防委员会的建议以及毛泽东对苏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表现大加赞扬的口气，已经反映出他的这种看法——而是因为经济上还不够强大。因此，中国不仅要超越英美，还要超越苏联，就必须迅速地把自己的经济搞上去。或许，这正是毛泽东发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主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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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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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毛泽东追求的共产主义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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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苏中友好协会主办的《苏中友好》杂志（中文版）介绍了一篇苏联历史学家的文章《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地》。该文以西汉末年黄巾起义为例，说明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多以建立乌托邦为自己的理想，并进而推翻了以往把古希腊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故乡的说法，认为“中国是第一个试图革命地实现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39]文章作者的初衷或许并无恶意，但该文恰好发表在中国“大跃进”刚刚掀起高潮之际，今天看来，多少有些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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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跃进”，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绝不是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的突发奇想。实际上，早在1955年3月毛泽东就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40]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更明确地说，大约15年左右，即3个五年计划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大约50年到75年左右，即10个到15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50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41]随着农业合作化、工业国有化和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实现，毛泽东逐渐形成一套高速发展经济的想法，并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的方针。但是，周恩来等主要国务院领导人对于这种打破平衡、缺乏计划的经济发展模式表示担忧，并极力反对，这一立场得到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及在华苏联专家的支持。于是，在一片“反冒进”的呼声中，毛泽东雄心勃勃的经济跃进计划未能成为现实。[42]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以后，毛泽东又开始集中精力考虑经济发展问题，并在195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再次讲到经济工作上反右倾的方针，甚至提出“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43]还在毛泽东宣布15年超过英国的口号之前，11月13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经他本人审定的社论。社论指出，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那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44]毛泽东特别欣赏“跃进”一词，他在1958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上再读这篇社论，并致函与会者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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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后发动的“大跃进”，其矛头主要已经不是简单地针对国内的“右倾保守分子”了。关于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国学者已经不乏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其目的、过程和结果都有详尽的分析，总体来说，做出了比较可信的结论。[46]这里要讨论的是毛泽东发动这样一场运动对苏联有什么考虑，以及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对中苏关系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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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55～1956年毛泽东要求高速度发展经济是为了追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么在1958～1959年掀起的这场运动则主要是为了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比苏联更先进、更优越。尽管公开的口号是“超英赶美”，但毛泽东在内心却把追赶的目标指向了莫斯科。这一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动时期毛泽东的私下谈话、党内讲话和读书笔记中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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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2月30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批注：“发展工业，加强农业，我们正在作。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又谈道：解放后搞经济建设，“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春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在1921年产钢400多万吨，1940年增加到1800万吨，20年中增加了1400多万吨”，“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47]看来，毛泽东不仅早已有“跃进”的思想，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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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8年2月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问题在于，你们和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没有先驱者。”毛泽东接着解释说，如果在顺利的条件下，苏联可用25～30年的时间走完自己40年的路程。[48]这无疑是在暗示，中国的发展速度将超过苏联。当然，毛泽东在党内的讲话就开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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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大谈斯大林压制中国革命，而对未来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充满自信。谈到学习苏联和苏联专家问题，毛泽东的口气已经不再是一个面对老师的学生了。他批评说，“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已经深入人心”，“各部都有，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毛泽东列举了各方面的情况：“军事工作中也搬了一部分教条，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部也有一点”；“商业好一点。计划、统计、基建程序、管理制度、财政搬得都不少”；“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一样，处处要扶，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部长们都五十岁左右了，非三岁小孩要扶”。只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49]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时，毛泽东认为“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调动一切力量，早晚一、二年，乃至三、五年完成四十条任务，也不算没有面子，不算没有荣誉。有人说我们13年抵苏联的40年，很好，应当如此。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50]在为3月22日讲话准备的提纲中，毛泽东写了一句很能代表他此刻心态的话：他指责党内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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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图为山西省的土法炼钢小高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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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了真理，又懂得发动群众，中国的赶超速度自然应当不断加快。2月3日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向人大五次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时，已经考虑了15年左右赶上英国这一目标。在南宁会议要求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精神鼓舞下，冶金部长王鹤寿3月20日向毛泽东报告，只要“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中国的钢铁工业“苦战3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万～1200万吨），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三次表扬王鹤寿的报告（在5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称之为“一首抒情诗”）。于是，毛泽东在4月15日宣布：“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是那样长的时间了。”又解释说：“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52]但这个口号很快就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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