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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九章 “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对内政策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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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开始出现分歧的苗头，但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精诚团结、全面合作的表现，还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这一良好的势头仅仅保持了半年。1958年上半年，中苏之间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都进一步加强了合作，外表给人一种团结、友好的感觉。然而，从下半年开始，矛盾和分歧便开始出现，并不断激化。中苏两国领导人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炮击金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苏联暂停对中国的核援助、中印冲突以及美苏首脑会晤等一系列问题上，各行其是在先，各持己见于后，终于在1959年10月爆发了高层之间的激烈争吵，几个月后这些分歧便开始以理论阐述的方式见诸报端。如同1954～1955年中苏友好骤然升温一样，1959～1960年中苏分歧的过程也来得突然，简直令人有些眼花缭乱。好在目前中国和俄国都有大量相关的档案解密，事情大体是可以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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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着重分析苏联对195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方针——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态度，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过程。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在中苏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许多国际关系史论著有所提及，如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提到，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的最初反应是困惑和反省；[1]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认为，“大跃进”使得中国对苏联的需求日益增长，而苏联官员对此极为不满，因而加剧了中苏同盟的摩擦；[2]张曙光也强调，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寄予很大期望，但莫斯科担心和提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从而导致双方结怨；[3]陈兼则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毛泽东自鸣得意的“继续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并注意到赫鲁晓夫对此采取的沉默和反对态度使毛泽东颇为不满。[4]不过，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究竟如何影响了中苏关系，以往的研究大多语焉不详，没有进行详细分析。中国史研究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的历史早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5]但把这两者与中苏分裂联系起来考察的人也很少，至多是在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的原因时，论述了毛泽东如何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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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究竟中苏之间有什么分歧？苏联对此是否持反对态度？是如何反对的？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做何反应？这种反应与中苏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比较详细和深入的研究。本章利用目前能见到的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以及当时的报道材料，力图重现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并说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分歧的实质究竟在哪里，这一分歧又是怎样成为中苏走向公开冲突的一根导火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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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中苏两国团结合作的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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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中苏之间的友谊显示出继续升温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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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国后，军事代表团继续在苏联参观访问。11月27日，赫鲁晓夫在军事代表团团长、国防部长彭德怀举行告别宴会上发表即席讲话，真诚地感谢中国党对苏联的理解和支持，盛赞中苏两国、两党的团结和友谊。当时的气氛和场面，使在场的中国人颇受感动。在莫斯科的苏联高级干部中，甚至盛传中苏同盟条约将同华沙条约衔接以及中苏两国军队在共同区域将实行联防等消息。[7]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莫斯科会议的结果确有使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和军事一体化扩展和深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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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6年，莫斯科就建议举行中苏边防司令代表会议，讨论两国边防事宜和交流工作经验。中方复函同意10月下旬在北京召开这个会议，后苏方担心“引起他人猜测和曲解”又提议暂不举行。[8]1957年10月15日，中苏《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顺利签订。11月初又积极开始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谈判，并于12月11日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9]中国方面想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遂于12月14日又提出：“为了加强中苏两国在国防工业方面的密切联系和合作，中国政府建议建立中苏两国国防工业联席会议，由双方各派代表若干人参加工作，会议每年召开一次或两次。”[10]笔者在外交部档案中没有找到刘晓递交给费德林的建议文本，但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这个文件。文件记载，中国政府提议建立一个中苏联合委员会来管理各自的国防工业，其主要职责是：“一、交换出版的和未出版的书籍、杂志、手册、电话号码簿、技术标准以及其他双方认为合适的资料；二、讨论诸如标准化、技术条件、规格、国家标准及双方可以接受的各种武器生产方式一类的问题；三、讨论技术规格的标准化问题，并向双方提供标准的产品及测量器具；四、讨论邀请和接触事宜，包括技术专家及援助的步骤、期限和数量；五、在互惠的基础上邀请或派遣专家和代表团，以便进行现场审查、参与会谈、报告研究成果以及短期实习；六、在双方国防工业的科研和生产条件方面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七、讨论交流和提供教学指南、教科书或其他有关国防工业培训的资料，或提高国防工业人员技术、技能所必需的资料；八、交流采用新机器、新设备、新技术以及将研究成果用于武器生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九、研究在武器生产方面提供技术资料的保证问题；十、讨论其他双方认为必要的有关国防工业的问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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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文件。问题并不在于该建议的内容：除交换一般资料外，实际上几乎完全是要求苏联对中国提供单方面援助，而在于中国提出建议的方式：没有像以往那样“请求”苏联提供援助，而是以平等合作的形式表现这种要求。以前，对于华沙条约国会议，中国代表都是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这次主动提出建立中苏国防工业联席会议，表明中国在参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联盟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个无疑体现了军事一体化内涵的建议，本来似乎应该由处于同盟领导地位的苏联提出，现在却是由实力相对弱小的中国提出。[12]这或许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希望改变在中苏同盟处于不平等和被领导地位的意向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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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进一步的史料证明苏联是如何对中国建议做出回应的，很可能，这件事因后来中苏之间发生分歧而搁浅。[13]不过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中苏双方密切接触，互通情报，协调政策，继续推动两国在外交、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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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在外交领域的合作，正如尤金与陈毅会谈时所强烈希望的那样：苏联在日本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协助中国，中国在建立无核区和印度问题上帮助苏联，双方进一步互相帮助，取长补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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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月27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转告周恩来说，苏联政府提议在亚洲建立一个无核区，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周恩来当即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待报告党中央和政府商量后再答复。[15]2月1日，周恩来约见苏联参赞克鲁季科夫，告知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赞成关于建立亚洲无核区的提议，这一提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形势和反对原子战争威胁很有利。周恩来还答应按照苏联的意见，由中国去动员印度首先提出这一倡议。[16]当天，周恩来便接见印度临时代办辛格，表明了上述立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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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赫鲁晓夫致信艾森豪威尔，宣布苏联政府已决定从今年3月31日起单方面停止核武器试验，建议美国和英国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步骤，以便尽快达成停止核试验协议。同日，赫鲁晓夫致信中国政府，希望中国积极支持苏联的建议。周恩来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18]4月9日，周恩来又在一次外交场合说，苏联政府“这个造福于人类的伟大和平创议是值得我们欢迎和支持的”。13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函复赫鲁晓夫，支持苏联政府带头停止核武器试验，认为美英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应当立即用行动响应苏联的倡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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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对苏联参赞安东诺夫说，中国将对岸信介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在日本国会选举中加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力量。张闻天要求将这一情况转告苏联政府，以便“让莫斯科知道，我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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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方面默契配合的同时，中苏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不仅限于双方的互相援助和支持，而是考虑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1958年2月赫鲁晓夫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提出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卢布区”的设想。对于这个问题，苏联方面尚未正式照会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出积极的反应。2月28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时强调说：“中共中央完全支持苏联正确而有成绩的政策”，最近几个月，“我们在中国高兴地注视着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积极的对外政策行动，满意地看了你们相应的文件”，“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最近的所有政策，这些政策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是深思熟虑的”。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说，中共中央非常高兴地看到了赫鲁晓夫同刘晓的会谈记录。“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谈。我们同意会谈中提出的所有问题。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进行了很好的工作，我们非常高兴。”[21]几天后，毛泽东又在中共党内会议上指出：“赫鲁晓夫的缺点也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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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朱德在同尤金的谈话中指出：“赫鲁晓夫关于建立‘卢布区’的思想使我们感到欣慰和高兴，它是与‘美元区’对抗的一种形式。”朱德还说：“莫斯科会议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在此之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统一的时机逐渐成熟起来。”朱德赞扬“赫鲁晓夫提出的想法在各方面都是好的”，并指出解决所有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应由苏联负责。至于经济合作，“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这事应由我们的领头人——苏联来做”。谈话间，朱德还流露出对经济互助会只包括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看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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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驻苏大使刘晓致电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建议进一步加强与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以满足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中国自身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经济小组经过讨论，于4月16日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针对刘晓3月24日的电报，中央经济小组讨论了中国与苏联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问题，并经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鉴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协作已经开始，中国应“赞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组成经济互助会（目前是八国经济会议），并且准备在适当的时机正式参加”。只是由于对欧洲情况缺乏了解，仍需观察一段时间再做定夺，目前先从双边协定做起，依据情况向多边协作发展，同时开始准备与苏联等国订立长期贸易协定，并注意经济计划的衔接和配合问题。[24]5月20～23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会议。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各国在贯彻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以及合理安排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的问题，并通过了一致同意的建议。中国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赞说，这次会议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无疑“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互助合作”，并表示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不断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我们最高的国际义务”。[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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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方面，中苏之间更是紧密配合。由于南斯拉夫在匈牙利事件中袒护纳吉·伊姆雷的表现，特别是铁托拒绝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会议的做法，使赫鲁晓夫大为光火。于是，苏联决定不派代表团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届代表大会，并要对南共纲领提出批判。为此，赫鲁晓夫首先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4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见尤金，表示非常赞成苏共中央来信中对南共所做的结论，尤其是苏共中央决定拒绝出席南共七大。毛泽东说，关于如何对待南共纲领草案，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在4月5日和6日召开会议，进行详细讨论。毛泽东保证，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定表态赞成苏共中央关于不向南斯拉夫派代表团的决定，而且无条件地同意苏联同志们对南共纲领的评价。周恩来当场给在北京的刘少奇打电话商量，因时间来不及，确定推迟一天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表示同意后，又对尤金说，考虑到这个问题很紧迫，虽然会议尚未召开，但应该现在就把政治局的答复通报莫斯科，即“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表示同意苏共中央的立场”。毛泽东强调说，在这样的问题上表明中苏两党完全一致是特别重要的。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请尤金转达他对赫鲁晓夫荣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祝贺，并说“这是非常正确的加强统一的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保证领导完全统一的一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一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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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周恩来向尤金介绍了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并将中共中央给南共中央的信交给了尤金。周恩来特别说明，这封信尚未发出，因为中共需要先了解一下苏共中央给南共信件的内容。尤金当即递交了苏共的信件，周恩来接着询问苏共曾向哪些兄弟党通报过这一情况，并得到了答复。[27]第二天，安东诺夫拜访周恩来，通报了苏联驻南大使扎姆切夫斯基与铁托会谈的情况，扎姆切夫斯基将苏共中央决定不向南共联盟大会派遣代表团的信件交给了铁托。周恩来和王稼祥表示，今后有关南斯拉夫的问题，随时可以同他们面谈。[28]几天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又分别会见尤金，互相通报了各自得到的各国共产党对南共纲领及七大的态度和立场的情况。[29]在4月18日与克鲁季科夫交谈时，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批评南共的纲领草案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并指出，由于它的虚假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一些兄弟党，因此会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产生瓦解作用。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刘宁一在谈到南共纲领草案时则声明说，南斯拉夫人是在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挑衅，对这种挑衅应该给予坚决的反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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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文章。根据苏联使馆的通报，第二天苏联各大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31]毛泽东对于中苏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沟通与合作非常满意，他在苏共中央5月9日致南共联盟中央的信件（信中对南共七大纲领提出了批评）上写的批语是：“是个好文件，和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他们想通了，站起来了。”毛泽东还表示愿意亲自接见苏联大使，因为“这是一件大事，苏共政治理论有转机，作风在改，大有希望”。[32]5月17日毛泽东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我们阵营要注意（团结），要支持赫鲁晓夫，帮助他稳定下来，要以苏联为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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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驻苏大使馆对此期中苏关系的判断是：“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以后，中苏关系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各方面相互理解，密切合作，“已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和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主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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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样是中苏团结、友好、合作的气氛，1958年上半年的背景与1954～1957年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这短短的几年，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奠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基础，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酝酿已久的雄心勃勃的“大跃进”即将开始。特别是在中苏关系方面，赫鲁晓夫逐步取得并巩固在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是与中共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苏共二十大及波匈事件给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带来的政治危机，特别是苏共党内发生“宫廷政变”所造成的震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毛泽东本人和中共的出面而化解的。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可替代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会议期间，毛泽东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赫鲁晓夫显然没有察觉到，当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之前强调的是各国的独立发展道路和各党的平等地位，而在此之后更多强调的是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统一及各党协调一致行动的必要性。这种变化表明，中国党已经不再是一般的处于被领导地位的政党了，而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与东欧各国领导人谈话时，一再提出“以苏联为首”的问题，其本意似乎是在提醒赫鲁晓夫：社会主义阵营现在需要的是一位更加革命的和朝气蓬勃的新的领导者，只是新领导者不需要走到前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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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毛泽东并不想也没有急于在表面上接受这个领导者的头衔，他甚至极力阻止这样做。1958年6月，波布罗夫尼科夫率莫斯科苏维埃代表团访华。在欢迎午宴上，波布罗夫尼科夫举杯建议为以苏中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进一步巩固干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立刻站起来纠正说，正确的说法应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陪同的外交部司长王雨田解释道：毛泽东主席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由两个国家领导的说法，人不可能长两个脑袋，如果社会主义阵营有两个头，就可能破坏其行动上的一致性。[35]1959年1月，中共中央接到苏共中央来信，信中表示苏共二十一大将取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毛泽东当即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认为必须劝说赫鲁晓夫放弃这个想法。1月2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随即与苏斯洛夫讨论这个问题，表明了中共的态度：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头，“以苏联为首”这个提法不能变。第二天，赫鲁晓夫告诉周，苏共中央研究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同意在二十一大上不再提出这个问题。周恩来当夜打电话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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