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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坚决拒绝在表面上或名义上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下面两个毛泽东给人们讲的故事也许有助于理解他在这种问题上的心态。1970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37]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的一个报告中写道：“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赫鲁晓夫大概很难理解在中国历史上和古书中蕴含的这种文化元素。[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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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就指出，中国还没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不是因为政治上不成熟——上述中国提出建立中苏联合国防委员会的建议以及毛泽东对苏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表现大加赞扬的口气，已经反映出他的这种看法——而是因为经济上还不够强大。因此，中国不仅要超越英美，还要超越苏联，就必须迅速地把自己的经济搞上去。或许，这正是毛泽东发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主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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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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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毛泽东追求的共产主义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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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苏中友好协会主办的《苏中友好》杂志（中文版）介绍了一篇苏联历史学家的文章《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地》。该文以西汉末年黄巾起义为例，说明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多以建立乌托邦为自己的理想，并进而推翻了以往把古希腊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故乡的说法，认为“中国是第一个试图革命地实现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39]文章作者的初衷或许并无恶意，但该文恰好发表在中国“大跃进”刚刚掀起高潮之际，今天看来，多少有些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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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跃进”，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绝不是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的突发奇想。实际上，早在1955年3月毛泽东就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40]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更明确地说，大约15年左右，即3个五年计划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大约50年到75年左右，即10个到15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50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41]随着农业合作化、工业国有化和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实现，毛泽东逐渐形成一套高速发展经济的想法，并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的方针。但是，周恩来等主要国务院领导人对于这种打破平衡、缺乏计划的经济发展模式表示担忧，并极力反对，这一立场得到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及在华苏联专家的支持。于是，在一片“反冒进”的呼声中，毛泽东雄心勃勃的经济跃进计划未能成为现实。[42]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以后，毛泽东又开始集中精力考虑经济发展问题，并在195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再次讲到经济工作上反右倾的方针，甚至提出“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43]还在毛泽东宣布15年超过英国的口号之前，11月13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经他本人审定的社论。社论指出，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那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44]毛泽东特别欣赏“跃进”一词，他在1958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上再读这篇社论，并致函与会者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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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后发动的“大跃进”，其矛头主要已经不是简单地针对国内的“右倾保守分子”了。关于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国学者已经不乏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其目的、过程和结果都有详尽的分析，总体来说，做出了比较可信的结论。[46]这里要讨论的是毛泽东发动这样一场运动对苏联有什么考虑，以及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对中苏关系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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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55～1956年毛泽东要求高速度发展经济是为了追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么在1958～1959年掀起的这场运动则主要是为了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比苏联更先进、更优越。尽管公开的口号是“超英赶美”，但毛泽东在内心却把追赶的目标指向了莫斯科。这一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动时期毛泽东的私下谈话、党内讲话和读书笔记中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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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2月30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批注：“发展工业，加强农业，我们正在作。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又谈道：解放后搞经济建设，“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春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在1921年产钢400多万吨，1940年增加到1800万吨，20年中增加了1400多万吨”，“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47]看来，毛泽东不仅早已有“跃进”的思想，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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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8年2月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问题在于，你们和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没有先驱者。”毛泽东接着解释说，如果在顺利的条件下，苏联可用25～30年的时间走完自己40年的路程。[48]这无疑是在暗示，中国的发展速度将超过苏联。当然，毛泽东在党内的讲话就开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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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大谈斯大林压制中国革命，而对未来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充满自信。谈到学习苏联和苏联专家问题，毛泽东的口气已经不再是一个面对老师的学生了。他批评说，“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已经深入人心”，“各部都有，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毛泽东列举了各方面的情况：“军事工作中也搬了一部分教条，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部也有一点”；“商业好一点。计划、统计、基建程序、管理制度、财政搬得都不少”；“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一样，处处要扶，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部长们都五十岁左右了，非三岁小孩要扶”。只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49]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时，毛泽东认为“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调动一切力量，早晚一、二年，乃至三、五年完成四十条任务，也不算没有面子，不算没有荣誉。有人说我们13年抵苏联的40年，很好，应当如此。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50]在为3月22日讲话准备的提纲中，毛泽东写了一句很能代表他此刻心态的话：他指责党内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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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图为山西省的土法炼钢小高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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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了真理，又懂得发动群众，中国的赶超速度自然应当不断加快。2月3日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向人大五次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时，已经考虑了15年左右赶上英国这一目标。在南宁会议要求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精神鼓舞下，冶金部长王鹤寿3月20日向毛泽东报告，只要“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中国的钢铁工业“苦战3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万～1200万吨），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三次表扬王鹤寿的报告（在5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称之为“一首抒情诗”）。于是，毛泽东在4月15日宣布：“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是那样长的时间了。”又解释说：“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52]但这个口号很快就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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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5日到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发言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指标，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则论证了钢产量指标的依据，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的情绪立刻上来了，但他的眼光是盯住莫斯科的。毛泽东在17日发表讲话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是列宁提出的。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因为是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应当高明些，后来者居上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苏联是20年加半年，把钢产量从400万吨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是90万吨（1943年的产量），到1962年，13年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万吨；或者从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5100万吨。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个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他们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上而下又发动群众。毛泽东还兴奋地说，林彪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十几二十年就可以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还可能超过美国。5月18日毛泽东又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明确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做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同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正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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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赶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1962年，我们要达到6000万吨钢，接近苏联。至于超过英国，那不要多久，不要什么15年，明年就可以了”。“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54]第二天，毛泽东在薄一波提交的国家经委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毛泽东还将汇报提要改题为《两年超过英国》。[55]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军委扩大会各小组长开座谈会，直接提出了在钢产量上赶超苏联的目标：“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万～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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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需要的不仅是生产力的提高，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1958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3～4月间，先后同刘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做《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便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在8月初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眼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当时全党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也是这样实践的。[57]在当时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更大的跃进，一直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不过，在8月初中国领导人还比较谨慎，在一个关于宣传报道的通知中，中共中央要求：对于群众中许多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试验“应该加以鼓励和研究，但在报刊上不要随便作为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来宣传”，“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也坚决不要宣传”。[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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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民公社最初还是中国农民自发的尝试和试验，那么，把人民公社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则是中共中央升华和鼓动的结果。根据刘少奇的要求，陆定一组织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全力突击，于8月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向与会者推荐这本书。“编者的话”开宗明义地道出了编辑目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形势之下，人们都不能不关心着我国将如何由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为了启发思考，展望未来的前景，我们就编了这样一本书来供大家学习和参考。”在北戴河会议会议上，毛泽东大谈人民公社，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现在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有共产主义萌芽，但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毛泽东提出，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59]于是，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60]此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并与苏联做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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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就非常兴奋地说道：“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在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干部制度等方面批评了苏联的做法后，毛泽东又说：“学生编教材，比先生编的好，先生就应该服从学生。”[61]会后不久，毛泽东告诉苏联记者，中共中央连续几天开会，“主要讨论了关于组建人民公社的问题”，“共产主义是紧跟在目前业已实现了的社会主义阶段之后的又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如今，中国5亿农民已迈向新的征程，集体所有制从各方面来看都已经有些过时了”。[62]10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苏联等6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时又明确地提出：以前我们曾说过，要用12～15年时间来超过英国。但现在，我们已准确地知道，实际上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一些部门只需要2～3年，还有一些部门只需5年，7年或10年时间。说到人民公社，毛泽东肯定地说：这还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但其中已包含了某些共产主义社会的成分。我们就需要在全国广泛建立公共食堂、幼儿园和托儿所，还有缝纫厂。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此我们在人民公社方面是不会遭受失败的。[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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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可以超过苏联，在改变生产关系方面，也要走在苏联的前面。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对比中苏的情况，讨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对比苏联，毛泽东则认为，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这种过渡，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38年、39年未说明期限。”这还仅仅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是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只是吹牛，“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64]而中国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公社是1958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65]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66]毛泽东还为这种过渡设计了许多条件，他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写了如下批语：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有了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67]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些条件在苏联都是不具备的。[68]所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恐怕中国要抢先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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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甚至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时间表。1958年9月，中共徐水县委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以后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领导下，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修改和充实，于11月提交了规划草案的综合部分，其具体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从1961年到1963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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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认为，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不过，此时自视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者的毛泽东，表现出一种颇为大度的领袖风范。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即使中国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也不进去，而要等待苏联。他意气风发地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形势逼人，我们要逼他先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推迟三年，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70]毛泽东完全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姿态讲这番话的，同样的话，如果由别人嘴里说出来则是不可以的。所以，当赫鲁晓夫后来提出“对表”时，毛泽东一方面批判说：“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一方面又嘲笑说，“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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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先感受到中国大地狂热奔向共产主义气氛的，不是在克里姆林宫的苏联领导人，而是与中国人民并肩奋战的苏联专家。中国人大多记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给中国社会发展造成的严重恶果，而人们还不了解的是，这场运动对那些辛辛苦苦在中国工作的普通苏联人所造成的感情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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