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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大跃进”运动开展以后，中国政府也开始强调加强对苏联专家的“务虚”工作。所谓“务虚”，就是讲述中国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做专家的思想工作，希望其了解和支持中国的想法和做法。如向专家发送材料的工作有所加强，1958年7月国务院决定，将过去只发给苏联专家组组长和在高等学校工作的苏联专家的俄文内部参考资料，扩大到所有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100]10月又通知，要求各地必须及时注意搜集、了解外国专家对大跃进等问题的看法和反映，针对专家的思想状况加强对他们的“务虚”工作。[101]11月14日，国务院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外国专家进行具体的、日常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及时深入地了解总路线和党的各种方针、政策，以便更好地发挥作用。[102]11月25日外国专家局决定，从即日起将为在京苏联专家组织的各种报告选择其中重要者译成俄文单行本，发给所有在华专家参阅。[103]当然，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问题最好不要让专家知道。1959年3月国务院决定，对于检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错误的郑州会议和各省、市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暂时一律不向外国专家介绍”。[104]10月又通知，关于反右倾斗争的情况，一般不要主动向专家介绍，涉及批判的对象、方式等不能介绍，群众贴出的大字报更不能让外国专家观看。[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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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8年底，“大跃进”带来的负面问题逐渐被中共领导人所认识，中共中央开始纠“左”。国务院也感到专家工作中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并极力加以纠正。这一点尤其反映在科学技术领域。1959年2月4日，李富春副总理为苏联专家和有关部门干部做报告时指示：“凡是科学技术问题，一定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如果双方意见不同，可以提出来研究，如果经过研究意见还不一致，那就应当按苏联专家的意见去办，决不能采取不尊重、不重视苏联专家建议的态度”。3月7日陈毅副总理在第二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指示：各部门和各省、市负责同志“一定要抓专家工作，一年应当抓四次”。接着，在3月12～23日召开了外国专家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苏联专家是以国际主义的精神，全心全意来帮助中国进行建设的，他们在科学技术上比较高明，所提建议绝大部分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而且是正确的，决不能盲目拒绝专家的建议。[106]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3月27日《中央外事小组关于第二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强调，各有关部门党组和各地党委要重视对外国专家的工作，建立和健全专家工作机构，各地外事办公室要把这一工作统一管理起来。[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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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群众的热情一旦在运动中迸发出来，是很难靠几项规定压制下去的。况且，不久以后召开的庐山会议转向继续反右，紧接着又发生中苏领导人1959年10月的严重争吵，终于未能从根本上改进专家工作。苏联专家的建议和警告仍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如苏联专家小组负责人祖博夫1959年8月16日向石油部长通报说，玉门矿井正在对石油资源进行滥采，电焊条的生产也违背了技术规程，其结果“出现了大量废品”。哈尔滨火电厂专家组组长克利莫夫在1959年7～10月间向中国有关方面递交了10多封抗议信和申诉信，告之工厂违反锅炉的操作规章。但一直无人过问，最后引起工厂大爆炸，造成火灾和人员伤亡。[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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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局面下，中苏在聘请和派遣专家方面的政策、方针更趋于谨慎了。1958年12月苏联经济专家负责人符明转告中方，今后将严格按照派遣专家的新协定办事。过去中方往往在聘期届满时才提出延期问题，苏方为了满足聘请部门的要求，一般都同意先把专家留下来，以后再补办手续，今后使馆就没有权力这样做了。中方要求延聘专家往往并非是工作迫切需要，今后最好不要再延聘专家。确属非延聘不可的专家，希望在专家满期前2～3个月提出请求，以便及时办好延聘手续。[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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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量减少在专家工作方面出现矛盾和纰漏，避免苏联专家在中国无事可做的现象，中国政府也努力加强对聘请工作的管理。1959年6月，国务院进一步要求严格审查聘请专家的专业、聘期、来华日期，并对聘请条件及程序做出详细规定：“聘请苏联专家的原则是，只限于工作迫切需要而我国技术力量又确实无法解决的新技术、新专业和薄弱环节”；各级政府及部门必须“对所属单位聘请专家的要求进行严格的审查”；聘请苏联技术援助专家和教师（中等技术学校不再聘请苏联教师）必须执行严格的报送手续，并由外国专家局汇总后报国务院审批（苏联援助项目内技术专家除外）。[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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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政府的初衷看，既然付出高昂代价把专家请来，自然是希望他们能为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一点，从国务院来讲是始终注意的，从逻辑上看也是容易理解的。但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说，因各级政府和具体用人单位缺乏工作经验，以致聘请专家的计划经常变动，专家开展工作所需的基本材料和文献准备不全，与苏联有关方面缺乏必要的沟通和联系等，都给苏联专家来华以后的工作造成种种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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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方面主要是因政治运动的影响，限制了苏联专家作用的发挥，那么，由于苏联有关机构管理不善，造成专家工作混乱的局面，也是不利于专家在华开展工作的原因之一。苏联大使馆总结1958年苏中科技合作时认为：根据科技合作项目，为共同进行科研工作，去年许多苏联机构派遣专家来中国，这些机构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彼此之间没有关系。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都缺少一个统一的派遣专家和监督他们在中国工作的机构，致使在工作中经常造成重复、混乱和无人监督的现象。虽然1958年的协议规定，提供资料、派遣和接待专家都应通过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但是实际上这些工作目前多数没有通过该委员会。[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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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讲述了许多在派遣专家工作中苏联方面管理混乱的事例。最严重的是拖延派遣专家的时间，有些专家甚至没有按照已经签订的合同期限到达中国。如1958年4月，国务院外国专家局通过驻莫斯科商务代办处提出一份申请书，请求于1958年第二季度派遣2名专家到包头钢铁公司工作，但负责派遣技术专家的苏联重工业产品出口联合公司在9月才讨论研究这个问题，直到1959年4月，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无线电设备专家К.И.彼得罗夫抵达成都784工厂的时间比约定的晚了6个月，当他于1958年12月4日抵达该厂发现，请他来帮助开发的那个产品已经完成上马了。彼得罗夫在中国无事可做，于翌年2月回国。苏联使馆的报告还列举了许多类似的现象，由于苏联方面未能很好地履行派遣专家的义务，导致中国不得不反复修改相关计划。1958年的合同原定派遣300名专家，因久等不到，中方不得不于1958年11月4日改为聘请208人，结果截止到1959年1月1日，苏联只派来了92名专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发生：由于苏联代办机关的工作疏忽，专家比预定的时间提前到达中国。如1959年初，苏联无线电和电子学委员会派遣的一个7人专家小组抵达成都776工厂后才发现，需要他们帮助开发的新产品的技术文件和技术资料还没有送来，而这一情况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切尔诺乌索夫是清楚的。还有更加荒唐的事情：根据第451/4合同的附件规定，应派遣一名燃料仪器设备的专家到中国，结果却去了两人；包头市447厂请求派遣一位精通工厂蒸汽和煤气专业的工程师，全苏工业机器出口联合公司派去的却是一名修理发动机的技术员。[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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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方面的状况随着经验的积累是可以不断得到改善的，不易解决的问题在于50年代后期出现的两种情况使得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受到颇为不利的影响，且未能得到彻底改善：其一是中国发生的大规模政治运动造成基层社会和广大群众政治情绪的波动，其二是中苏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消息渐渐在干部和知识分子当中传播。这两种状况的出现，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苏联专家的态度，也在客观上干扰了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结果，尽管中国政府竭力想在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中改善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却没有收到很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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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的存在，无疑为赫鲁晓夫后来提出全面撤退在华苏联专家留下了把柄和借口。这当然不是赫鲁晓夫做出如此鲁莽举动的真正原因。其实，苏联领导人主要关心的并非苏联专家在中国群众运动中的作用和待遇，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问题并不难得到解决。导致苏联专家全面撤退的真实原因，在于中苏之间的政策分歧，在于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存在怀疑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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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四 莫斯科从热情支持到谨慎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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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好像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来就是持反对立场的。其实不然。对于“大跃进”运动，苏联开始热情支持和赞扬，后来逐渐冷静下来。对于人民公社，苏联开始表现出极大兴趣，然后一直保持沉默。总体上说，苏联下层社会表现比较积极，上层领导则始终保持谨慎态度。而苏联官方真正公开表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中苏之间爆发大论战以后的事情。不过，恰恰是克里姆林宫的冷淡态度，激怒了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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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跃进”运动而言，从当时苏联社会层面的反应看，基本上是热情支持的，报刊上也是一片赞扬声。但与此同时，对中国宣传的一些具体经济指标，很多人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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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26日《内部参考》刊登一篇新华社发自莫斯科的电讯稿，综合报道了苏联国内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电讯稿说，部分苏联人“对我总路线是相信的，并表示热情的支持。这部分人大半到过中国，熟悉中国的情形，并亲眼看见过中国人民在建设中的干劲”。有人说，中国进步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还有人说，几年以后苏联就要向中国学习了。“但也有一些苏联同志，对我总路线并不那么完全相信。他们认为要在这样短的期间内完成这样大的目标和任务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认为中国技术一贯落后，建设的条件差，先进的技术干部又缺乏，因此他们认为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些口号并不很现实，是说到做不到的”。如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阿尔西莫夫说：你们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搞到5000万吨钢，没有设备你们能搞这么多吗？你们人多并不能解决钢的产量和质量问题。过去在鞍钢做过生产总顾问的布里士尼科夫说：你们1958年到1959年要生产生铁2000多万吨，我们1957年全年才生产3910万吨，你们一年就要增加那么多，真是很难令人相信。重工业公司第四办公室主任赫海说：你们第二个五年计划人造石油要达到1600万～1700万吨，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你们的设备力量办不到。如年产100万吨原油的兰州炼油厂，你们搞了4年，还没有搞成，要达到年产1700吨，起码要搞8个兰州炼油厂，但第一个五年计划，你们搞一个都没有搞完。电站部对外联络司司长普朗宁说：你们1962年的发电量要达到2500万瓦，这个数字很大，发展速度这样快，过去在苏联和美国都无这样的先例。一位技术专家说：你们现在发展工业采取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搞小企业，我认为是不合算的，它虽然基建投资低，但生产投资高，产品成本要比大企业高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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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当时的报刊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扩大会议后，苏联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真理报》从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关于“大跃进”的报道，都是以二栏或三栏标题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标题为“人民首创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创造力无穷无尽”等。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关“大跃进”的消息，其中包括关于北戴河会议、小高炉、发动群众的报道，以及云南、内蒙古、甘肃等地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工业和文化发展的情况。[113]苏联军方的《红星报》9月4日载文说：“大跃进”这句话表现了中国6亿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况。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使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强国的行列。文章指出，刚刚建国9年，中国人民就提出了赶上英国的口号，这种发展速度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想象的。中国不要15年，而只要几年就能够在钢铁生产方面超过英国。文章特别指出，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劳动成就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的泉源。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更加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国际意义。[114]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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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中国的苏联人，更有一番新鲜的感受。1958年9月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时，表示出对中国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极大兴趣。如建筑工程师阿尔辛切夫说：“你们现在建筑速度是惊人的，14天的时间就可建筑一所楼房，而且还是用手工，我们用机器还没你们快。”少先队辅导员沙依科说：“上海在四年中有70万人搬进了新的住宅，莫斯科在四年内才有60万人搬进新的住宅，这说明了中国的速度比我们快。”[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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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文件，比较全面地代表了苏联官方当时对“大跃进”的评价。1958年7月25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国内送回一份长篇报告，在这个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绝密文件中，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1958年上半年经济、政治、外交状况。报告首先肯定了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认为，“1958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工业和农业领域急剧发展的持续增长，广泛地进行加快国家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的运动（技术和文化革命）”。“根据初步资料统计，1958年上半年中国工业部门总产量与1957年的同期相比增长了34.1%”。接着，报告分析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取得的一切新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一年在经济领域里实现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的。这些成绩理所当然地是与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工作联系在一起的”。报告对中共的国内政策持完全赞同的意见：“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报告还特别提到：“在研究制定总路线时，中国朋友根据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非常认真地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尽管报告人认为，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应该被看作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它们的重要意义可归结为：有助于更加广泛地挖掘继续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一切潜力”。报告在结论中不仅肯定“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一条以最高的速度发展经济、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提高地方的作用并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动精神的路线，从而获得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绩”，而且预言中国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在钢铁产量方面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至于其他一些指标，“在最近2～3年内就能实现”。在讲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报告评论说，其“历史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在最近几年中的工作，谴责了右倾动摇分子，明确表述并深刻论证了党的总路线。党的总路线拟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速度，这样的速度可以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进入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报告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农业生产中的极大热情和干劲，认为“围绕总路线在居民中的鼓动工作，其范围异常的广泛，总路线的主要思想已经逐字逐句地深入到每个人的心中。会议决议已经成为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并在党内和人民中激发出巨大的创造热情和主动精神”。[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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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在另一个报告中，大使馆对一些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不注意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的现象提出了指责。1959年1月27日，安东诺夫向国内报告说：“有一些苏联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对中国的成功经验缺乏应有的兴趣，不去分析中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出现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闭在旧知识和陈旧观念的狭小圈子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处对来华苏联专家的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118]不过，阅读苏联使馆的文件应该注意一个问题，苏联驻华使馆，特别是尤金大使对中国持非常友好的态度，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维护中苏团结。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苏联外交官当然也不是没有不同看法，但他们在向莫斯科报告这些问题时态度极为谨慎，常常在一些提法、措辞乃至译文上争论不休。[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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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大跃进”，苏联领导人总体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尽管没有过多的吹捧。在1958年夏天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曾谈起了超英赶美的话题。赫鲁晓夫声称：“10～15年以后，我们可以在一系列产品方面赶上美国的水平”。谈到中国的情况时，他称赞说：“中国同志提出的计划，连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俄国人也不能不感到惊讶。虽然我们不懂你们的方块字，但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的话——对于你们能够完成计划，我们是丝毫也不怀疑的——这对你们亚洲的邻国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120]或许赫鲁晓夫有些言不由衷，但至少那时还没有对“大跃进”说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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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一年后中国人的狂热已经受到挫折时，苏联人对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情仍然表示钦佩。1959年6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等参观上钢三厂，对该厂只用5个月就建成轧钢车间大加赞扬，并称赞工人干劲大。他说：这样一个车间，在苏联一年建成已经算是快的，但你们只用了5个月。扎夏迪科的助理特卡钦科说：应该派苏联建筑工人来学习。第二天参观上海机床厂，扎夏迪科又对该厂改进苏联图纸后生产的齿轮磨评价很高，说是达到了世界水平。[121]9月13日，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副主席杜伯洛维娜在庆祝中国国庆节的晚会上说，1958年中国人民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成就，这一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人民实现的“大跃进”，全体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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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至少到1959年夏天，除了对一些具体的生产指标和产量数字表示怀疑外，苏联社会从上到下都是支持和肯定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的，特别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大加赞扬。不过，虽然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在苏联引起很大反响，报纸上也不乏正面报道，但很少发表评论文章。这说明苏共中央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及中共的国内政策持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中国驻苏使馆报告说：“我国大跃进在各方面都对苏联起了刺激和推动作用。苏联正注意研究我国的大跃进”，并以此对干部进行动员。[123]8～9月，《真理报》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介绍中国“大跃进”的情况，使用的标题有“人民积极性的源泉”、“人民的创造力无穷无尽”、“大转变”等，但评论很少。即使评论，也是引用中国人的说法较多，自己发表意见很少。在私下里，苏联的干部和教师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干劲和精神非常佩服，认为“苏联从未有过这样的速度”，“中国很快就要赶上苏联了”。但对中国报纸上的宣传表示怀疑的人也不在少数，如认为中国小麦亩产6000多斤，早稻产量比苏联的甜菜和马铃薯产量还高，不太可能；认为一个小孩站在麦穗上的照片可能是拼接的。苏联著名农业专家李森科也认为中国报道的亩产数字不可靠，《真理报》编辑部在发表文章前，还专门给使馆打电话，问中国所说早稻丰产数字是否属实。[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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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研究者认为，由于反对中国“大跃进”的做法，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急需的技术和经济援助。[125]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至少是存在某种误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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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记者当时从莫斯科的报道，“大跃进”初起时，苏联几乎所有经济区都有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任务（其中有86个经济区承担的任务特别多），全苏联为中国制造订货的有数以千计的工业企业，帮助中国进行设计工作的有上百的设计机关。“他们为支援中国的大跃进、及时供应机器设备，采取了许多措施。在为中国制造设备的工厂和车间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为人民中国完成订货’的鼓动标语。工厂行政和党组织也把检查运往中国的机器设备的生产情况作为检查整个生产情况的一项内容。对于中国的另外一些重要建设，如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丰满水电站、北京热电站等，苏联有关的企业也准备提前完成订货。”[126]实际上，苏联在“大跃进”期间同意增加援建的项目，并不少于“一五”计划期间已经投产的项目。1959年4月21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报告说，“一五”计划苏联援建的项目，在执行过程中，由于若干项目合并建设，总数改变为166个。这些项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13个。从1959年开始，除了已经签订协议的项目外，根据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两次协议，苏联还将帮助中国进行125个企业的建设。[127]1958年底至1959年初，在中苏关于苏联向中国供应“二五”计划所需成套设备的谈判期间，苏联政府确定了三条原则：凡是中国提出的要求，一律认真考虑；凡是能够做到的，认真地做；适当考虑自己的可能。谈判结果基本满足了中方的要求。[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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