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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59 至于苏方有时不愿增加订货或推迟交货,确有许多技术原因,而非出于政治的考虑。1958年5月,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书面发言,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经常随意改变项目计划和合同而给苏方造成的困难。李强说:“过去两三年内我们国家曾经有过跃进、下马和现在的大跃进,我们的跃进、下马都波及了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要求他们也跟随着我们跃进、下马。例如,1955年冬季,为了提前完成建设和新的建厂要求,先后向苏联提了两个备忘录,之后,在1956年4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55个项目的新协定,1956年5月31日苏联提出了备忘录,同意满足我国部分企业的设计和设备提前交付的要求。后因下马,有若干项目坚决要撤销、推迟或缩小规模,到了1957年12月14日才签订了新的议定书,其中规定:苏联援助我国的全部项目211个,撤销45个,推迟98个,即占全部项目的2/3强,苏联同志在签字时说:‘希望墨水干了以后再变动吧!’不出所料,签字后第三天国内就发电报要求变动。在同一时间,东欧各兄弟国家帮助我国建设的150个项目中,我们一次就撤销了8项。现在我们正在大跃进,有些部门又直接要求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跟着我们跃进;过去已撤销的现在又要求重新订货;原来确定推迟的,现在又要求提前一年到二年交货。”[129]尽管如此,苏联还是基本满足了中国在“大跃进”中提出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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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61 1958年5月2日,周恩来致函赫鲁晓夫提出,中国正在编制“二五”计划,现提出1959年需要请求苏联援建的48个项目,其中苏联代为设计的4项,采用苏联定型设计的10项,中国自行设计的34项,但这48项的主要设备都由苏联供应,初步估计,这些设备在1959年分交部分的总值超过4亿卢布。中方准备即刻派汪道涵前往苏联谈判。[130]在随即开始的谈判中,经过调整,确定苏联援建项目为47项,其中1959年开始交付设备的26项,随后两年开始交付设备的18项,未确定交付时间的3项。在莫斯科谈判的中国代表团认为,“苏方设备的生产和供应十分紧张,对我国的请求确已作了很大努力来尽量满足”。[131]照此看来,俄国学者提出的下列情况也是真实的:中国的建设速度如此之快,以致苏方有时无法按时实现中国的全部愿望和要求。即使完成的任务也常常因匆忙赶制而出现纰漏,如包头447兵工厂有一次收到了质量低下的技术文件,似乎是从苏联工厂仓促搜集起来的,最后不得不在中国重新进行修订;提供给吉林电焊条厂的机器设备出厂时没有将生铁外壳内的水排净,致使运输途中部分机器外壳在西伯利亚被冻裂。[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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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63 至于苏联对人民公社的态度,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苏联社会一开始的反应主要是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虽然也支持中国人民的创造性,但更多的是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北戴河会议提出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做出反应,并于8月22日向国内建议:“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133]据北京团市委报告,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于9月访问北京时,对人民公社问题甚感兴趣。[134]苏中友协积极分子专业旅行组参观上海郊区塘湾公社后,提出了涉及从生活到生产的许多问题,如公社是否办学校,是否有集市贸易,每个农民有多少自留地,公社管理委员会是如何产生的,公社干部是否脱产,公社有无自己的报纸,等等。[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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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65 9月2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建立人民公社的措施在苏联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由于苏联报纸对人民公社的介绍还不多,所以很多人询问人民公社是什么样的组织。《真理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文后,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中国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有人提出了人民公社是否就是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否比集体农庄优越等问题。[136]《真理报》驻华记者杜慕嘉11~12月在广西采访时,对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分配原则等提出了许多问题。[137]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两位副领事柯华列和董卡诺夫对公社化问题议论很多,也有一些疑问。如实行供给制是不是男女都穿一样的衣服?生活集体化以后是不是取消家庭?[138]1959年6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访问上海郊区马桥人民公社的情形也表明,很多苏联人急于了解人民公社究竟是怎样组织生产和生活的。[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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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67 或许就是因为对人民公社缺乏具体的了解,苏联报刊最初很少报道这方面的情况,这引起了苏共中央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的注意。1958年9月6日,部长尤里·安德罗波夫专门就中国正在开展的人民公社运动给苏共中央写了报告。安德罗波夫首先报告说:“在中国报刊上”,把建立人民公社运动“看作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而“人民公社则被视为中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佳形式”。报告特别指出,虽然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规模已经很大,但中国报刊强调,不应急于“把所有地方的集体所有制都变成全民所有制”,运动本身“也不意味着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已经完成”。讲到苏联应对人民公社问题做何反应时,报告强调:“中共非常重视人民公社这个组织。从今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以及中国报刊上登载的大量材料中,便可以看出这一点。为了给这个群众运动奠定理论基础,北京出版了《论共产主义公社》文集,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论公社的著作。而在最近一个时期,我国报刊上和电台广播里几乎没有阐述过这个重要问题,这可能引起中国同志们的怀疑。”为此,安德罗波夫提出:“考虑到中共对人民公社非常重视,我们应该从中苏友好的精神出发,首先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们的报刊上介绍这个问题”。但是,鉴于中国报刊的一些提法“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阶段,所有国家都应经历建立公社的过程”,报告认为,“同时还应该组织深入地、全面地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报告还建议采取三项具体措施:(1)“指示中央的报纸,首先是《真理报》、《消息报》,系统阐述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首先公布中国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和材料”。(2)“委托经济所和中国学所搜集中国报刊上发表的人民公社的消息和材料,待四五个月后向中央提交这个问题的材料”。(3)鉴于苏联使馆8月22日的建议“可能会遭到中国同志的曲解,认为我们怀疑中共建立人民公社方针的正确性”,因此“最好委托苏联外交部正确指导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委托大使馆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应对中国朋友掌握这样一种分寸,不让他们产生我们特别关心这一问题的错觉”。[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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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69 然而,对于人民公社的报道并没有增加。1958年10月,塔斯社专门报道农业的消息有两条,但没有报道人民公社的情况。[141]《内部参考》多次借西方报刊的报道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官方的报刊对人民公社未做过任何评论,甚至也很少报道。直到1958年底,没有任何权威的苏联领袖谈起过中国的公社。尽管建国9周年国庆纪念活动提供了机会——那时各地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正处在最高潮,但苏联报刊发表的文章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其中专门谈公社问题的只有没有什么地位的《文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莫斯科电台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9周年而广播的215篇评论中,也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142]在11月6日北京举行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尤金大使发表简短演说,对正在中国大地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只字未提。[143]1959年1月中国驻苏使馆还报告说,苏联中国研究所的杂志《苏维埃中国学》第二期,因刊载几篇关于中国人民公社的文章,已遵照有关部门指示停止发行,还听说该刊不久将被取消,并入《苏维埃东方学》杂志。[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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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71 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在于,苏共中央经过研究认为,中共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犯了急进盲动的错误。而苏共中央政治局里由安德罗波夫负责的专门研究小组提出了如下两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是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成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把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走上一条加深苏中两党分裂的道路。”研究小组最后一致认为:“为了保持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去注意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这个意见得到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赞同,于是在苏联报刊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表有关人民公社的报道和评论文章。[145]这一点,赫鲁晓夫并没有向中国隐瞒。1958年夏天在北京的时候,虽然毛泽东做了解释,他还是直言不讳地说:“你们的这个大跃进,我们还是不理解。我们认为有超越阶段、忽视规律的情况。人民公社,我们也不理解。”[146]1958年11月27日中央外事小组向毛泽东报告,兄弟国家外宾对人民公社运动有很多担心和疑虑,其中受到质疑最多的,就是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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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73 就目前看到的资料,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对外谈论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11月30日。根据波兰的档案记录,是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赫鲁晓夫谈到不干涉别国内政问题时举出了中国人民公社的例子。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赫鲁晓夫还说,按照军事模式组织公社,在苏联也搞过,“这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说到中国的土法炼钢时,赫鲁晓夫承认这在中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适合苏联。[148]不过,这个内部谈话当时并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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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75 不久以后,西方传闻,苏联领导人私下发表了对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958年12月17日刊载的一篇文章,美国参议员汉弗莱12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同赫鲁晓夫进行了8个小时的谈话。在谈话中,赫鲁晓夫一直不愿意谈公社问题。只是当汉弗莱请他谈谈苏联是否打算追随中国的榜样时,赫鲁晓夫回答说:不,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他还说,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赫鲁晓夫接着说,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反动的(reactionary)。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而现在苏联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149]另据美国报道,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在1959年1月访美期间,虽然强调苏联和中国在公社问题上没有分歧,但也同赫鲁晓夫一样,说俄国人在1918年和1919年建立了这样的公社,不久就发现如果经济不发达,公社是行不通的。他还说,除非有一种生产力非常发达的经济,否则要执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共产主义原则是不可能的。[150]后来苏联报刊驳斥说,这是汉弗莱在造谣。[151]尽管如此,但谁也无法否认,其后不久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谈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是在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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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77 1959年1月苏共召开二十一大,赫鲁晓夫做报告时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并断言在人均产量上,“大约在1970年就可以超过美国”。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批评说:“社会不能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会突然出现是不正确的”,“平均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在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152]明眼人一看便知,这话是针对中国讲的。[153]中国使馆注意到,为了避免给外人造成中苏分歧的印象,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本国的具体情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有很多不同,但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在地理、人口、生产力发展和文化历史方面有很多独特之处,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两党之间存在任何分歧。[154]这当然是讲给外国人听的。中国使馆在一份材料中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一大以后,苏联报道中国经济建设的内容减少了,对中共和领导人的评价较前含蓄,“英明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字样有所减少。对人民公社持慎重态度,对中共六中全会的决议至今未见报。二十一大的发言中均未提到人民公社,此后报纸上没有一篇专题文章,偶尔提到,也是一笔带过,不做任何评论。据留学生反映,副外长佐林在国际关系学院讲话时说,中国过去在这个问题上走得太快了,直到12月六中全会才有所认识。[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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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79 既然苏联领导人不想因此破坏中苏关系,为什么要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对这个敏感的问题表明态度呢?[156]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在二十一的报告中间接地谈到中国的公社问题,是为了给苏联的干部“打预防针”,免得对中国“盲目效仿”,而给苏联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赫鲁晓夫还提到,因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访问中国后,保加利亚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公社和“大跃进”的文章,并且出现了把集体农庄扩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的迹象。这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有必要出面制止这种荒谬事情的发生。[157]赫鲁晓夫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热火朝天的人民公社运动确实对社会主义阵营造成很大影响。在向中国国庆日祝贺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指出:“人民公社将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胚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党报总编辑波特赛认为:“人民公社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形式”。东德统一社会党主席格罗提渥谈到人民公社时称,德国人民把中国人民的成就看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就,而《蒙古劳动者》月刊则赞扬说,人民公社“不仅中国人民应该坚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都应该这样”。保加利亚甚至依照“人民公社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公社。[158]从1958年10月中旬开始,保加利亚进行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工作,此项工作完成后,根据地方领导和群众的建议,经保共中央批准,在保萨莫克夫县开始了建立人民公社的试验。据说,这是把中国建立人民公社的经验在保加利亚具体条件下的试验,一旦成功便可以在全国推广。[159]最紧跟中国的当属朝鲜,金日成不仅仿效“大跃进”开展了“千里马”运动,学习“全民皆兵”建立了“工农赤卫队”,而且仿照人民公社的做法,在农村全力推行合作社合并,大办公共食堂。金日成号召全国“继续苦战1~2年”,并说:“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将来”,“再斗争4~5年,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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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81 另外一个原因也很重要。据当时在苏共中央负责中国事务的库利克回忆,那时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没有找到这条道路。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以后非常生气。[161]这一点,旁观者也许看得更清楚。1959年3月,美国情报官员分析说:人民公社“是对苏联模式的一次重大的背离”,因此将“威胁到苏联的领导地位”。正是感到“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中共正在超越苏联”,“莫斯科也毋庸置疑地对公社实验中所暗含的对其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挑战做出了反应”。[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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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83 无论如何,半年之后,苏联报刊上第一次公开报道了苏联领导人对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报》刊载了赫鲁晓夫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的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赫鲁晓夫的原话是:“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现在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是改善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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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85 关于赫鲁晓夫对波兰农民的这个讲演,华沙报纸在发表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164]但是《真理报》予以全文发表,显然是莫斯科有意为之。[165]而恰恰是这个讲话,激怒了正在庐山上的毛泽东,他决定向赫鲁晓夫公开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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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90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81]
1702899791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毛泽东在庐山向赫鲁晓夫“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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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93 毛泽东认为,经过“大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走到苏联的前头,而现在中共又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对于这些创举,他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国,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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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95 1958年8月初,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166]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确实是毛泽东认为值得骄傲的事情,也是他认为值得向莫斯科炫耀的事情。[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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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97 在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一些令他兴奋不已的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载文说:“大跃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中国巨大的革命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于全人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瑞士劳动党书记范桑著文说,中国“这种空前干劲的结果”,向人们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的时间表”。还有文章写到,中国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生产建设,“是一个真正的发明、一个有革命性质的技术发现,它将完全改变不发达国家的前景”。对于这些材料,毛泽东批示:“印发。极好看。请小平即刻处理。”[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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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799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的骄傲情绪感染了许多人。据国务院外事办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的材料,在中共干部当中,有如下说法:“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应改为以苏中为首”,“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以苏联为首只是表现在经济建设实力上”。有人认为“苏联的七年计划不够跃进,应该给苏联提意见催他们前进”,甚至还有人说“我们中央的负责同志放到哪个国家都能当主席”。[169]针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指示时加写道:“以上材料中,有一些也未核对清楚,可能有说得过分之处。不管怎么样,暴露了这些错误,可以引以为戒,使坏事变成好事。总而言之,1958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分不清这个主次,就会犯错误。”[170]看起来,对于中央提出批评骄傲自满,毛泽东并不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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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01 1958年10月驻苏使馆报告,最近“苏联国内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强调建设高速度”。从北京回国以后,赫鲁晓夫的讲话及苏联的报刊宣传“都强调要赢得时间,加速建设”。迟迟未能公布的苏联七年远景规划数字此时也确定下来,赫鲁晓夫说,这个数字将会惊动世界。估计七年计划的速度是1965年产量要比1958年翻一番。原定15年赶上美国,可能缩短为7年到10年。使馆认为,“这无疑是中国大跃进的刺激对苏联发生推动的结果”,并“带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革命竞赛的性质”。[171]11月13日,赫鲁晓夫发表了《1959~1965年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报告提纲。提纲说,在这7年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额将增加80%,几乎等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历年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额的总和。提纲还宣布:“苏联已经进入从社会主义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时期。今后15年的国家发展前景计划将为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必要的条件”。[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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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03 到1959年初,中苏两国不仅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存在着竞争问题,在改变生产关系以及对此所做的意识形态解释上,也出现了争夺话语权的问题。对于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报告中的暗中指责,毛泽东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只是考虑到中苏之间的分歧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所以决定:“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但现在不要说。”[173]至于社会主义各国对中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毛泽东心里是有数的,他认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全面支持的有朝鲜、越南、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支持“大跃进”,对人民公社不表态或怀疑的有蒙古、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对两者都不同意的是苏联。[174]只要“大跃进”做出成绩,人民公社坚持下去,毛泽东相信多数人还是服从真理的。结果,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和各级干部普遍的抱怨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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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05 其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不良后果在1958年底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12月18日鞍山市委报告,原计划产钢450万吨,到15日止只完成402万吨,今年无法完成计划,已成定局。[175]12月初财政部向中央报告,目前在土法炼铁上问题不少,从财政上说,亏损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据各地材料,土法炼铁的成本有的是每吨150元,有的高达460元,估计全国平均至少在250~300元,而生铁的调拨价格全国平均是150元,即每吨土铁全国平均至少要亏损100~150元。今年全国土铁产量估计至少有1000万吨,总计要亏损15亿元左右。[176]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市的一个通知,说中共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书记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在北京郊区人民公社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原有生产计划被打乱,导致各种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和花生的生产受到损失;公共食堂吃饭没有定量,造成粮食浪费;劳动力流入城市,影响了农业生产;生猪集中饲养,死亡率增高;等等。[177]城市居民也出现了不满情绪:北京市近一个月来,副食供应十分紧张。门头沟区每人每日只供应大白菜二两,职工食堂只有白菜汤,吃不到菜。[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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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07 进入1959年,问题暴露得更多、更严重。新华社《内部参考》2月报道: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原材料和原煤供应不足、生产合格率低等不同原因,鞍山、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几个中国骨干钢铁厂的主要产品均未完成1月生产计划。[179]辽宁省四大煤矿1月份生产形势不好,内蒙古大办钢铁的亏损问题大部无法解决,鞍钢因电力不足造成三个扎钢厂全部停工。[180]北京市则向中央报告说,因炼钢能力和焦炭供应问题,生产的“被动局面已经开始形成”。北京钢厂和特殊钢厂由于生铁供应不上,已经被迫停产。[181]三个月后情况更加严重,全国铁、钢和钢材4月份的产量分别为当月计划的82%、74%和75%。[182]此外,还有报道说,由于汽油供应不足和缺少配件,截至3月初,全国交通部门被迫停驶的汽车已达12000辆,严重影响到运输任务的完成。[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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