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99740

1702899741 从苏联当时的报刊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扩大会议后，苏联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真理报》从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关于“大跃进”的报道，都是以二栏或三栏标题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标题为“人民首创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创造力无穷无尽”等。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关“大跃进”的消息，其中包括关于北戴河会议、小高炉、发动群众的报道，以及云南、内蒙古、甘肃等地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工业和文化发展的情况。[113]苏联军方的《红星报》9月4日载文说：“大跃进”这句话表现了中国6亿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况。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使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强国的行列。文章指出，刚刚建国9年，中国人民就提出了赶上英国的口号，这种发展速度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想象的。中国不要15年，而只要几年就能够在钢铁生产方面超过英国。文章特别指出，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劳动成就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的泉源。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更加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国际意义。[114]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115]

1702899742

1702899743 来到中国的苏联人，更有一番新鲜的感受。1958年9月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时，表示出对中国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极大兴趣。如建筑工程师阿尔辛切夫说：“你们现在建筑速度是惊人的，14天的时间就可建筑一所楼房，而且还是用手工，我们用机器还没你们快。”少先队辅导员沙依科说：“上海在四年中有70万人搬进了新的住宅，莫斯科在四年内才有60万人搬进新的住宅，这说明了中国的速度比我们快。”[116]

1702899744

1702899745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文件，比较全面地代表了苏联官方当时对“大跃进”的评价。1958年7月25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国内送回一份长篇报告，在这个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绝密文件中，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1958年上半年经济、政治、外交状况。报告首先肯定了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认为，“1958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工业和农业领域急剧发展的持续增长，广泛地进行加快国家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的运动（技术和文化革命）”。“根据初步资料统计，1958年上半年中国工业部门总产量与1957年的同期相比增长了34.1%”。接着，报告分析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取得的一切新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一年在经济领域里实现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的。这些成绩理所当然地是与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工作联系在一起的”。报告对中共的国内政策持完全赞同的意见：“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报告还特别提到：“在研究制定总路线时，中国朋友根据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非常认真地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尽管报告人认为，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应该被看作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它们的重要意义可归结为：有助于更加广泛地挖掘继续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一切潜力”。报告在结论中不仅肯定“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一条以最高的速度发展经济、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提高地方的作用并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动精神的路线，从而获得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绩”，而且预言中国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在钢铁产量方面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至于其他一些指标，“在最近2～3年内就能实现”。在讲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报告评论说，其“历史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在最近几年中的工作，谴责了右倾动摇分子，明确表述并深刻论证了党的总路线。党的总路线拟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速度，这样的速度可以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进入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报告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农业生产中的极大热情和干劲，认为“围绕总路线在居民中的鼓动工作，其范围异常的广泛，总路线的主要思想已经逐字逐句地深入到每个人的心中。会议决议已经成为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并在党内和人民中激发出巨大的创造热情和主动精神”。[117]

1702899746

1702899747 不久以后，在另一个报告中，大使馆对一些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不注意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的现象提出了指责。1959年1月27日，安东诺夫向国内报告说：“有一些苏联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对中国的成功经验缺乏应有的兴趣，不去分析中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出现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闭在旧知识和陈旧观念的狭小圈子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处对来华苏联专家的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118]不过，阅读苏联使馆的文件应该注意一个问题，苏联驻华使馆，特别是尤金大使对中国持非常友好的态度，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维护中苏团结。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苏联外交官当然也不是没有不同看法，但他们在向莫斯科报告这些问题时态度极为谨慎，常常在一些提法、措辞乃至译文上争论不休。[119]

1702899748

1702899749 对于中国的“大跃进”，苏联领导人总体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尽管没有过多的吹捧。在1958年夏天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曾谈起了超英赶美的话题。赫鲁晓夫声称：“10～15年以后，我们可以在一系列产品方面赶上美国的水平”。谈到中国的情况时，他称赞说：“中国同志提出的计划，连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俄国人也不能不感到惊讶。虽然我们不懂你们的方块字，但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的话——对于你们能够完成计划，我们是丝毫也不怀疑的——这对你们亚洲的邻国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120]或许赫鲁晓夫有些言不由衷，但至少那时还没有对“大跃进”说三道四。

1702899750

1702899751 甚至在一年后中国人的狂热已经受到挫折时，苏联人对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情仍然表示钦佩。1959年6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等参观上钢三厂，对该厂只用5个月就建成轧钢车间大加赞扬，并称赞工人干劲大。他说：这样一个车间，在苏联一年建成已经算是快的，但你们只用了5个月。扎夏迪科的助理特卡钦科说：应该派苏联建筑工人来学习。第二天参观上海机床厂，扎夏迪科又对该厂改进苏联图纸后生产的齿轮磨评价很高，说是达到了世界水平。[121]9月13日，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副主席杜伯洛维娜在庆祝中国国庆节的晚会上说，1958年中国人民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成就，这一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人民实现的“大跃进”，全体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22]

1702899752

1702899753 由此可见，至少到1959年夏天，除了对一些具体的生产指标和产量数字表示怀疑外，苏联社会从上到下都是支持和肯定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的，特别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大加赞扬。不过，虽然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在苏联引起很大反响，报纸上也不乏正面报道，但很少发表评论文章。这说明苏共中央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及中共的国内政策持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中国驻苏使馆报告说：“我国大跃进在各方面都对苏联起了刺激和推动作用。苏联正注意研究我国的大跃进”，并以此对干部进行动员。[123]8～9月，《真理报》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介绍中国“大跃进”的情况，使用的标题有“人民积极性的源泉”、“人民的创造力无穷无尽”、“大转变”等，但评论很少。即使评论，也是引用中国人的说法较多，自己发表意见很少。在私下里，苏联的干部和教师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干劲和精神非常佩服，认为“苏联从未有过这样的速度”，“中国很快就要赶上苏联了”。但对中国报纸上的宣传表示怀疑的人也不在少数，如认为中国小麦亩产6000多斤，早稻产量比苏联的甜菜和马铃薯产量还高，不太可能；认为一个小孩站在麦穗上的照片可能是拼接的。苏联著名农业专家李森科也认为中国报道的亩产数字不可靠，《真理报》编辑部在发表文章前，还专门给使馆打电话，问中国所说早稻丰产数字是否属实。[124]

1702899754

1702899755 不少研究者认为，由于反对中国“大跃进”的做法，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急需的技术和经济援助。[125]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至少是存在某种误解的。

1702899756

1702899757 据新华社记者当时从莫斯科的报道，“大跃进”初起时，苏联几乎所有经济区都有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任务（其中有86个经济区承担的任务特别多），全苏联为中国制造订货的有数以千计的工业企业，帮助中国进行设计工作的有上百的设计机关。“他们为支援中国的大跃进、及时供应机器设备，采取了许多措施。在为中国制造设备的工厂和车间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为人民中国完成订货’的鼓动标语。工厂行政和党组织也把检查运往中国的机器设备的生产情况作为检查整个生产情况的一项内容。对于中国的另外一些重要建设，如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丰满水电站、北京热电站等，苏联有关的企业也准备提前完成订货。”[126]实际上，苏联在“大跃进”期间同意增加援建的项目，并不少于“一五”计划期间已经投产的项目。1959年4月21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报告说，“一五”计划苏联援建的项目，在执行过程中，由于若干项目合并建设，总数改变为166个。这些项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13个。从1959年开始，除了已经签订协议的项目外，根据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两次协议，苏联还将帮助中国进行125个企业的建设。[127]1958年底至1959年初，在中苏关于苏联向中国供应“二五”计划所需成套设备的谈判期间，苏联政府确定了三条原则：凡是中国提出的要求，一律认真考虑；凡是能够做到的，认真地做；适当考虑自己的可能。谈判结果基本满足了中方的要求。[128]

1702899758

1702899759 至于苏方有时不愿增加订货或推迟交货，确有许多技术原因，而非出于政治的考虑。1958年5月，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书面发言，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经常随意改变项目计划和合同而给苏方造成的困难。李强说：“过去两三年内我们国家曾经有过跃进、下马和现在的大跃进，我们的跃进、下马都波及了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要求他们也跟随着我们跃进、下马。例如，1955年冬季，为了提前完成建设和新的建厂要求，先后向苏联提了两个备忘录，之后，在1956年4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55个项目的新协定，1956年5月31日苏联提出了备忘录，同意满足我国部分企业的设计和设备提前交付的要求。后因下马，有若干项目坚决要撤销、推迟或缩小规模，到了1957年12月14日才签订了新的议定书，其中规定：苏联援助我国的全部项目211个，撤销45个，推迟98个，即占全部项目的2/3强，苏联同志在签字时说：‘希望墨水干了以后再变动吧！’不出所料，签字后第三天国内就发电报要求变动。在同一时间，东欧各兄弟国家帮助我国建设的150个项目中，我们一次就撤销了8项。现在我们正在大跃进，有些部门又直接要求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跟着我们跃进；过去已撤销的现在又要求重新订货；原来确定推迟的，现在又要求提前一年到二年交货。”[129]尽管如此，苏联还是基本满足了中国在“大跃进”中提出的新要求。

1702899760

1702899761 1958年5月2日，周恩来致函赫鲁晓夫提出，中国正在编制“二五”计划，现提出1959年需要请求苏联援建的48个项目，其中苏联代为设计的4项，采用苏联定型设计的10项，中国自行设计的34项，但这48项的主要设备都由苏联供应，初步估计，这些设备在1959年分交部分的总值超过4亿卢布。中方准备即刻派汪道涵前往苏联谈判。[130]在随即开始的谈判中，经过调整，确定苏联援建项目为47项，其中1959年开始交付设备的26项，随后两年开始交付设备的18项，未确定交付时间的3项。在莫斯科谈判的中国代表团认为，“苏方设备的生产和供应十分紧张，对我国的请求确已作了很大努力来尽量满足”。[131]照此看来，俄国学者提出的下列情况也是真实的：中国的建设速度如此之快，以致苏方有时无法按时实现中国的全部愿望和要求。即使完成的任务也常常因匆忙赶制而出现纰漏，如包头447兵工厂有一次收到了质量低下的技术文件，似乎是从苏联工厂仓促搜集起来的，最后不得不在中国重新进行修订；提供给吉林电焊条厂的机器设备出厂时没有将生铁外壳内的水排净，致使运输途中部分机器外壳在西伯利亚被冻裂。[132]

1702899762

1702899763 至于苏联对人民公社的态度，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苏联社会一开始的反应主要是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虽然也支持中国人民的创造性，但更多的是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北戴河会议提出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做出反应，并于8月22日向国内建议：“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133]据北京团市委报告，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于9月访问北京时，对人民公社问题甚感兴趣。[134]苏中友协积极分子专业旅行组参观上海郊区塘湾公社后，提出了涉及从生活到生产的许多问题，如公社是否办学校，是否有集市贸易，每个农民有多少自留地，公社管理委员会是如何产生的，公社干部是否脱产，公社有无自己的报纸，等等。[135]

1702899764

1702899765 9月2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建立人民公社的措施在苏联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由于苏联报纸对人民公社的介绍还不多，所以很多人询问人民公社是什么样的组织。《真理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文后，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中国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有人提出了人民公社是否就是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否比集体农庄优越等问题。[136]《真理报》驻华记者杜慕嘉11～12月在广西采访时，对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分配原则等提出了许多问题。[137]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两位副领事柯华列和董卡诺夫对公社化问题议论很多，也有一些疑问。如实行供给制是不是男女都穿一样的衣服？生活集体化以后是不是取消家庭？[138]1959年6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访问上海郊区马桥人民公社的情形也表明，很多苏联人急于了解人民公社究竟是怎样组织生产和生活的。[139]

1702899766

1702899767 或许就是因为对人民公社缺乏具体的了解，苏联报刊最初很少报道这方面的情况，这引起了苏共中央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的注意。1958年9月6日，部长尤里·安德罗波夫专门就中国正在开展的人民公社运动给苏共中央写了报告。安德罗波夫首先报告说：“在中国报刊上”，把建立人民公社运动“看作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而“人民公社则被视为中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佳形式”。报告特别指出，虽然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规模已经很大，但中国报刊强调，不应急于“把所有地方的集体所有制都变成全民所有制”，运动本身“也不意味着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已经完成”。讲到苏联应对人民公社问题做何反应时，报告强调：“中共非常重视人民公社这个组织。从今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以及中国报刊上登载的大量材料中，便可以看出这一点。为了给这个群众运动奠定理论基础，北京出版了《论共产主义公社》文集，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论公社的著作。而在最近一个时期，我国报刊上和电台广播里几乎没有阐述过这个重要问题，这可能引起中国同志们的怀疑。”为此，安德罗波夫提出：“考虑到中共对人民公社非常重视，我们应该从中苏友好的精神出发，首先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们的报刊上介绍这个问题”。但是，鉴于中国报刊的一些提法“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阶段，所有国家都应经历建立公社的过程”，报告认为，“同时还应该组织深入地、全面地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报告还建议采取三项具体措施：（1）“指示中央的报纸，首先是《真理报》、《消息报》，系统阐述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首先公布中国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和材料”。（2）“委托经济所和中国学所搜集中国报刊上发表的人民公社的消息和材料，待四五个月后向中央提交这个问题的材料”。（3）鉴于苏联使馆8月22日的建议“可能会遭到中国同志的曲解，认为我们怀疑中共建立人民公社方针的正确性”，因此“最好委托苏联外交部正确指导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委托大使馆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应对中国朋友掌握这样一种分寸，不让他们产生我们特别关心这一问题的错觉”。[140]

1702899768

1702899769 然而，对于人民公社的报道并没有增加。1958年10月，塔斯社专门报道农业的消息有两条，但没有报道人民公社的情况。[141]《内部参考》多次借西方报刊的报道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官方的报刊对人民公社未做过任何评论，甚至也很少报道。直到1958年底，没有任何权威的苏联领袖谈起过中国的公社。尽管建国9周年国庆纪念活动提供了机会——那时各地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正处在最高潮，但苏联报刊发表的文章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其中专门谈公社问题的只有没有什么地位的《文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莫斯科电台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9周年而广播的215篇评论中，也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142]在11月6日北京举行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尤金大使发表简短演说，对正在中国大地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只字未提。[143]1959年1月中国驻苏使馆还报告说，苏联中国研究所的杂志《苏维埃中国学》第二期，因刊载几篇关于中国人民公社的文章，已遵照有关部门指示停止发行，还听说该刊不久将被取消，并入《苏维埃东方学》杂志。[144]

1702899770

1702899771 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在于，苏共中央经过研究认为，中共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犯了急进盲动的错误。而苏共中央政治局里由安德罗波夫负责的专门研究小组提出了如下两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是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成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把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走上一条加深苏中两党分裂的道路。”研究小组最后一致认为：“为了保持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去注意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这个意见得到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赞同，于是在苏联报刊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表有关人民公社的报道和评论文章。[145]这一点，赫鲁晓夫并没有向中国隐瞒。1958年夏天在北京的时候，虽然毛泽东做了解释，他还是直言不讳地说：“你们的这个大跃进，我们还是不理解。我们认为有超越阶段、忽视规律的情况。人民公社，我们也不理解。”[146]1958年11月27日中央外事小组向毛泽东报告，兄弟国家外宾对人民公社运动有很多担心和疑虑，其中受到质疑最多的，就是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147]

1702899772

1702899773 就目前看到的资料，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对外谈论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11月30日。根据波兰的档案记录，是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赫鲁晓夫谈到不干涉别国内政问题时举出了中国人民公社的例子。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赫鲁晓夫还说，按照军事模式组织公社，在苏联也搞过，“这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说到中国的土法炼钢时，赫鲁晓夫承认这在中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适合苏联。[148]不过，这个内部谈话当时并不为人知。

1702899774

1702899775 不久以后，西方传闻，苏联领导人私下发表了对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958年12月17日刊载的一篇文章，美国参议员汉弗莱12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同赫鲁晓夫进行了8个小时的谈话。在谈话中，赫鲁晓夫一直不愿意谈公社问题。只是当汉弗莱请他谈谈苏联是否打算追随中国的榜样时，赫鲁晓夫回答说：不，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他还说，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赫鲁晓夫接着说，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反动的（reactionary）。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而现在苏联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149]另据美国报道，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在1959年1月访美期间，虽然强调苏联和中国在公社问题上没有分歧，但也同赫鲁晓夫一样，说俄国人在1918年和1919年建立了这样的公社，不久就发现如果经济不发达，公社是行不通的。他还说，除非有一种生产力非常发达的经济，否则要执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共产主义原则是不可能的。[150]后来苏联报刊驳斥说，这是汉弗莱在造谣。[151]尽管如此，但谁也无法否认，其后不久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谈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是在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

1702899776

1702899777 1959年1月苏共召开二十一大，赫鲁晓夫做报告时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并断言在人均产量上，“大约在1970年就可以超过美国”。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批评说：“社会不能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会突然出现是不正确的”，“平均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在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152]明眼人一看便知，这话是针对中国讲的。[153]中国使馆注意到，为了避免给外人造成中苏分歧的印象，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本国的具体情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有很多不同，但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在地理、人口、生产力发展和文化历史方面有很多独特之处，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两党之间存在任何分歧。[154]这当然是讲给外国人听的。中国使馆在一份材料中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一大以后，苏联报道中国经济建设的内容减少了，对中共和领导人的评价较前含蓄，“英明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字样有所减少。对人民公社持慎重态度，对中共六中全会的决议至今未见报。二十一大的发言中均未提到人民公社，此后报纸上没有一篇专题文章，偶尔提到，也是一笔带过，不做任何评论。据留学生反映，副外长佐林在国际关系学院讲话时说，中国过去在这个问题上走得太快了，直到12月六中全会才有所认识。[155]

1702899778

1702899779 既然苏联领导人不想因此破坏中苏关系，为什么要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对这个敏感的问题表明态度呢？[156]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在二十一的报告中间接地谈到中国的公社问题，是为了给苏联的干部“打预防针”，免得对中国“盲目效仿”，而给苏联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赫鲁晓夫还提到，因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访问中国后，保加利亚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公社和“大跃进”的文章，并且出现了把集体农庄扩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的迹象。这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有必要出面制止这种荒谬事情的发生。[157]赫鲁晓夫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热火朝天的人民公社运动确实对社会主义阵营造成很大影响。在向中国国庆日祝贺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指出：“人民公社将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胚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党报总编辑波特赛认为：“人民公社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形式”。东德统一社会党主席格罗提渥谈到人民公社时称，德国人民把中国人民的成就看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就，而《蒙古劳动者》月刊则赞扬说，人民公社“不仅中国人民应该坚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都应该这样”。保加利亚甚至依照“人民公社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公社。[158]从1958年10月中旬开始，保加利亚进行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工作，此项工作完成后，根据地方领导和群众的建议，经保共中央批准，在保萨莫克夫县开始了建立人民公社的试验。据说，这是把中国建立人民公社的经验在保加利亚具体条件下的试验，一旦成功便可以在全国推广。[159]最紧跟中国的当属朝鲜，金日成不仅仿效“大跃进”开展了“千里马”运动，学习“全民皆兵”建立了“工农赤卫队”，而且仿照人民公社的做法，在农村全力推行合作社合并，大办公共食堂。金日成号召全国“继续苦战1～2年”，并说：“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将来”，“再斗争4～5年，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160]

1702899780

1702899781 另外一个原因也很重要。据当时在苏共中央负责中国事务的库利克回忆，那时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没有找到这条道路。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以后非常生气。[161]这一点，旁观者也许看得更清楚。1959年3月，美国情报官员分析说：人民公社“是对苏联模式的一次重大的背离”，因此将“威胁到苏联的领导地位”。正是感到“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中共正在超越苏联”，“莫斯科也毋庸置疑地对公社实验中所暗含的对其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挑战做出了反应”。[162]

1702899782

1702899783 无论如何，半年之后，苏联报刊上第一次公开报道了苏联领导人对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报》刊载了赫鲁晓夫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的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赫鲁晓夫的原话是：“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现在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是改善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163]

1702899784

1702899785 关于赫鲁晓夫对波兰农民的这个讲演，华沙报纸在发表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164]但是《真理报》予以全文发表，显然是莫斯科有意为之。[165]而恰恰是这个讲话，激怒了正在庐山上的毛泽东，他决定向赫鲁晓夫公开出击。

1702899786

1702899787

1702899788

1702899789

[ 上一页 ]  [ :1.7028997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