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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在于，苏共中央经过研究认为，中共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犯了急进盲动的错误。而苏共中央政治局里由安德罗波夫负责的专门研究小组提出了如下两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是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成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把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走上一条加深苏中两党分裂的道路。”研究小组最后一致认为：“为了保持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去注意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这个意见得到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赞同，于是在苏联报刊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表有关人民公社的报道和评论文章。[145]这一点，赫鲁晓夫并没有向中国隐瞒。1958年夏天在北京的时候，虽然毛泽东做了解释，他还是直言不讳地说：“你们的这个大跃进，我们还是不理解。我们认为有超越阶段、忽视规律的情况。人民公社，我们也不理解。”[146]1958年11月27日中央外事小组向毛泽东报告，兄弟国家外宾对人民公社运动有很多担心和疑虑，其中受到质疑最多的，就是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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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看到的资料，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对外谈论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11月30日。根据波兰的档案记录，是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赫鲁晓夫谈到不干涉别国内政问题时举出了中国人民公社的例子。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赫鲁晓夫还说，按照军事模式组织公社，在苏联也搞过，“这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说到中国的土法炼钢时，赫鲁晓夫承认这在中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适合苏联。[148]不过，这个内部谈话当时并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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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西方传闻，苏联领导人私下发表了对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958年12月17日刊载的一篇文章，美国参议员汉弗莱12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同赫鲁晓夫进行了8个小时的谈话。在谈话中，赫鲁晓夫一直不愿意谈公社问题。只是当汉弗莱请他谈谈苏联是否打算追随中国的榜样时，赫鲁晓夫回答说：不，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他还说，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赫鲁晓夫接着说，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反动的（reactionary）。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而现在苏联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149]另据美国报道，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在1959年1月访美期间，虽然强调苏联和中国在公社问题上没有分歧，但也同赫鲁晓夫一样，说俄国人在1918年和1919年建立了这样的公社，不久就发现如果经济不发达，公社是行不通的。他还说，除非有一种生产力非常发达的经济，否则要执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共产主义原则是不可能的。[150]后来苏联报刊驳斥说，这是汉弗莱在造谣。[151]尽管如此，但谁也无法否认，其后不久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谈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是在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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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月苏共召开二十一大，赫鲁晓夫做报告时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并断言在人均产量上，“大约在1970年就可以超过美国”。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批评说：“社会不能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会突然出现是不正确的”，“平均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在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152]明眼人一看便知，这话是针对中国讲的。[153]中国使馆注意到，为了避免给外人造成中苏分歧的印象，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本国的具体情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有很多不同，但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在地理、人口、生产力发展和文化历史方面有很多独特之处，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两党之间存在任何分歧。[154]这当然是讲给外国人听的。中国使馆在一份材料中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一大以后，苏联报道中国经济建设的内容减少了，对中共和领导人的评价较前含蓄，“英明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字样有所减少。对人民公社持慎重态度，对中共六中全会的决议至今未见报。二十一大的发言中均未提到人民公社，此后报纸上没有一篇专题文章，偶尔提到，也是一笔带过，不做任何评论。据留学生反映，副外长佐林在国际关系学院讲话时说，中国过去在这个问题上走得太快了，直到12月六中全会才有所认识。[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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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苏联领导人不想因此破坏中苏关系，为什么要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对这个敏感的问题表明态度呢？[156]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在二十一的报告中间接地谈到中国的公社问题，是为了给苏联的干部“打预防针”，免得对中国“盲目效仿”，而给苏联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赫鲁晓夫还提到，因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访问中国后，保加利亚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公社和“大跃进”的文章，并且出现了把集体农庄扩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的迹象。这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有必要出面制止这种荒谬事情的发生。[157]赫鲁晓夫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热火朝天的人民公社运动确实对社会主义阵营造成很大影响。在向中国国庆日祝贺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指出：“人民公社将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胚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党报总编辑波特赛认为：“人民公社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形式”。东德统一社会党主席格罗提渥谈到人民公社时称，德国人民把中国人民的成就看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就，而《蒙古劳动者》月刊则赞扬说，人民公社“不仅中国人民应该坚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都应该这样”。保加利亚甚至依照“人民公社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公社。[158]从1958年10月中旬开始，保加利亚进行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工作，此项工作完成后，根据地方领导和群众的建议，经保共中央批准，在保萨莫克夫县开始了建立人民公社的试验。据说，这是把中国建立人民公社的经验在保加利亚具体条件下的试验，一旦成功便可以在全国推广。[159]最紧跟中国的当属朝鲜，金日成不仅仿效“大跃进”开展了“千里马”运动，学习“全民皆兵”建立了“工农赤卫队”，而且仿照人民公社的做法，在农村全力推行合作社合并，大办公共食堂。金日成号召全国“继续苦战1～2年”，并说：“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将来”，“再斗争4～5年，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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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原因也很重要。据当时在苏共中央负责中国事务的库利克回忆，那时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没有找到这条道路。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以后非常生气。[161]这一点，旁观者也许看得更清楚。1959年3月，美国情报官员分析说：人民公社“是对苏联模式的一次重大的背离”，因此将“威胁到苏联的领导地位”。正是感到“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中共正在超越苏联”，“莫斯科也毋庸置疑地对公社实验中所暗含的对其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挑战做出了反应”。[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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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半年之后，苏联报刊上第一次公开报道了苏联领导人对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报》刊载了赫鲁晓夫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的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赫鲁晓夫的原话是：“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现在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是改善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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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赫鲁晓夫对波兰农民的这个讲演，华沙报纸在发表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164]但是《真理报》予以全文发表，显然是莫斯科有意为之。[165]而恰恰是这个讲话，激怒了正在庐山上的毛泽东，他决定向赫鲁晓夫公开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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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五 毛泽东在庐山向赫鲁晓夫“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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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经过“大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走到苏联的前头，而现在中共又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对于这些创举，他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国，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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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初，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166]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确实是毛泽东认为值得骄傲的事情，也是他认为值得向莫斯科炫耀的事情。[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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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一些令他兴奋不已的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载文说：“大跃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中国巨大的革命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于全人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瑞士劳动党书记范桑著文说，中国“这种空前干劲的结果”，向人们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的时间表”。还有文章写到，中国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生产建设，“是一个真正的发明、一个有革命性质的技术发现，它将完全改变不发达国家的前景”。对于这些材料，毛泽东批示：“印发。极好看。请小平即刻处理。”[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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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的骄傲情绪感染了许多人。据国务院外事办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的材料，在中共干部当中，有如下说法：“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应改为以苏中为首”，“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以苏联为首只是表现在经济建设实力上”。有人认为“苏联的七年计划不够跃进，应该给苏联提意见催他们前进”，甚至还有人说“我们中央的负责同志放到哪个国家都能当主席”。[169]针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指示时加写道：“以上材料中，有一些也未核对清楚，可能有说得过分之处。不管怎么样，暴露了这些错误，可以引以为戒，使坏事变成好事。总而言之，1958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分不清这个主次，就会犯错误。”[170]看起来，对于中央提出批评骄傲自满，毛泽东并不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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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驻苏使馆报告，最近“苏联国内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强调建设高速度”。从北京回国以后，赫鲁晓夫的讲话及苏联的报刊宣传“都强调要赢得时间，加速建设”。迟迟未能公布的苏联七年远景规划数字此时也确定下来，赫鲁晓夫说，这个数字将会惊动世界。估计七年计划的速度是1965年产量要比1958年翻一番。原定15年赶上美国，可能缩短为7年到10年。使馆认为，“这无疑是中国大跃进的刺激对苏联发生推动的结果”，并“带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革命竞赛的性质”。[171]11月13日，赫鲁晓夫发表了《1959～1965年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报告提纲。提纲说，在这7年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额将增加80%，几乎等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历年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额的总和。提纲还宣布：“苏联已经进入从社会主义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时期。今后15年的国家发展前景计划将为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必要的条件”。[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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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9年初，中苏两国不仅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存在着竞争问题，在改变生产关系以及对此所做的意识形态解释上，也出现了争夺话语权的问题。对于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报告中的暗中指责，毛泽东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只是考虑到中苏之间的分歧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所以决定：“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但现在不要说。”[173]至于社会主义各国对中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毛泽东心里是有数的，他认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全面支持的有朝鲜、越南、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支持“大跃进”，对人民公社不表态或怀疑的有蒙古、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对两者都不同意的是苏联。[174]只要“大跃进”做出成绩，人民公社坚持下去，毛泽东相信多数人还是服从真理的。结果，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和各级干部普遍的抱怨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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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不良后果在1958年底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12月18日鞍山市委报告，原计划产钢450万吨，到15日止只完成402万吨，今年无法完成计划，已成定局。[175]12月初财政部向中央报告，目前在土法炼铁上问题不少，从财政上说，亏损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据各地材料，土法炼铁的成本有的是每吨150元，有的高达460元，估计全国平均至少在250～300元，而生铁的调拨价格全国平均是150元，即每吨土铁全国平均至少要亏损100～150元。今年全国土铁产量估计至少有1000万吨，总计要亏损15亿元左右。[176]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市的一个通知，说中共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书记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在北京郊区人民公社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原有生产计划被打乱，导致各种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和花生的生产受到损失；公共食堂吃饭没有定量，造成粮食浪费；劳动力流入城市，影响了农业生产；生猪集中饲养，死亡率增高；等等。[177]城市居民也出现了不满情绪：北京市近一个月来，副食供应十分紧张。门头沟区每人每日只供应大白菜二两，职工食堂只有白菜汤，吃不到菜。[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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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59年，问题暴露得更多、更严重。新华社《内部参考》2月报道：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原材料和原煤供应不足、生产合格率低等不同原因，鞍山、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几个中国骨干钢铁厂的主要产品均未完成1月生产计划。[179]辽宁省四大煤矿1月份生产形势不好，内蒙古大办钢铁的亏损问题大部无法解决，鞍钢因电力不足造成三个扎钢厂全部停工。[180]北京市则向中央报告说，因炼钢能力和焦炭供应问题，生产的“被动局面已经开始形成”。北京钢厂和特殊钢厂由于生铁供应不上，已经被迫停产。[181]三个月后情况更加严重，全国铁、钢和钢材4月份的产量分别为当月计划的82%、74%和75%。[182]此外，还有报道说，由于汽油供应不足和缺少配件，截至3月初，全国交通部门被迫停驶的汽车已达12000辆，严重影响到运输任务的完成。[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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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方面也有不好的消息传来。福建省委提出办农村食堂有实际困难，陕西基层干部则要求解散公共食堂。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调查研究表明，食堂化并未解放农村妇女劳动力，浪费粮食现象严重，对社员养猪、烧柴都有影响，且难以解决众多人口的要求。[184]由于对办公共食堂缺乏信心，大部分农村干部和农民不愿把粮食交出来，加上公社初办，管理混乱，造成普遍瞒产的现象。据调查，广东省的农村基层干部几乎没有不参与瞒产的，在反瞒产运动中，仅1月份就曝出瞒产粮28亿斤。[185]到4月底5月初，农村的情况更糟。湖南连降大雨，30万亩禾苗被淹；广东、广西、福建春荒严重，不断发生病倒、食物中毒、逃荒、抢劫、闹事现象；由于缺粮，青海、福建等地大批公共食堂解散。粮食部的很多干部认为，目前的农村情况显示，当年的粮、棉和油料的生产指标是无法完成的。[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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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困难局面立刻影响到城市。1958年稻谷丰收，但大米收购情况却不好，12个主要产米省区，除浙江、湖南外，均未完成收购计划，以致1月份国家粮库便出现库存减少的情况，出口和大中城市的供应也趋于紧张。[187]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也报告说，自1958年冬季以来，市场上便出现了副食品和一些工业品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188]甚至对各地外国专家、外宾、使领馆人员所需的某些西餐食品、呢绒衣料，皮革制品等高级日用品，也呈现某种供应不足的现象。[189]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但直到3月中旬，北京市仍然感到大米和油料有脱销的危险，蔬菜和生猪也需要大量从外地调入。[190]首都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4月22日粮食部报告，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中共中央不得不同意采取严格控制粮食销量的办法，并确定5～9月压缩10%。将城市居民的定量从30.1斤压缩到29.5斤，建筑工人定量在60斤以上者，压缩10斤。[191]6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紧急指示：为坚决压缩公用开支，紧缩集团购买力，三个月内暂时停拨办公杂费；严格控制职工人数，全国县以上企业职工人数必须减少700万～1000万；严格控制农村货币投放，各地农业贷款指标一律不再增加，立即停止商品赊销和预付货款的办法。[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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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问题，国务院的领导干部都非常清楚。早在1959年1月2日薄一波在接见越南经济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提到，中国在建设过程中也有不少的错误和缺点。[193]1959年6月8日，在与驻华社会主义国家大使会谈时，外交部长陈毅承认，在追求高速度的建设过程中，破坏了各个经济部门的计划性和按比例发展的原则。[194]6月17日，周恩来会见扎夏迪科时承认：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定得高了，因为制订计划时没考虑客观条件和国家的现实能力；到1958年底，国家经济发展已出现严重困难，一些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已出现比例失调。周恩来说：继续采用大炼钢铁式的群众运动方式来发展工业是不行的。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小型传统矿井和冶炼炉是不可能成为现代冶金工业发展的基础的”。周恩来请求向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转达：他是不对的，他过于相信了自己的下属，请原谅他以前的夸口。他还保证说，今后将会更加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周恩来还说：“开始大跃进运动之后，我们曾经请求苏联扩大设备供应，并请求尽快提供这些设备。但是，当设备运来之后，才发现我们无法安装它们，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配套设备，因此，这些运来的设备只好堆放在那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们思想比较混乱，不能将力量集中在一些最重要的建设项目上。我们当然应该为此而道歉。”[195]6月26日，周恩来接见苏联专家时，尽管强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绩是伟大的”，同时也承认“大跃进”在速度、平衡和质量三个方面存在着缺点和错误。[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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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1958年形势的评价，毛泽东看法却不同，他在1959年4月15日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乱子是出了一些。但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是真的”。“去年比前年不同，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不同，确有大跃进。一切浮夸现象是要破除，不要搞那些浮夸，要搞老实的。但是，除掉那些浮夸现象以外，里头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就是确有大增产”。[197]直到6月12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才承认钢、铁、粮食和棉花四大指标定高了，结果造成被动。过去一年头脑发热，只注意人与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与自然的关系。毛泽东还指出，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紧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198]这时他要考虑的问题是应该如何转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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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实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本来的目的就是开个“神仙会”，把生产指标调整下来，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继续跃进。从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可以看出，他要求立即刹住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但仍然坚持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必须继续高举。用李锐归纳的一句话就是：“气可鼓而不可泄”。[199]毛泽东一直想做一个明君，所以懂得知错必改的道理，但是这个错误只要他自己认识到并加以纠正就够了，不需要别人来揭破，更不能让人逼着下“罪己诏”。这就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敢于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杰作评头品足的人。然而，对三面红旗表示不满的并不只是彭德怀一个人。毛泽东刚刚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怒气未消，7月19日便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一份是中宣部6月20日编印的《否定和怀疑1958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一文，文章介绍了天津市部分党员的看法，主要认为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人民公社“走得太快”，“带来了副作用”等。另一份材料是中国驻苏大使馆7月2日给外交部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最近在苏联部分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对成绩避而不谈，专讲毛病，其结论是中国党犯了错误。报告建议由中共中央和外交部对外做出说明和解释。毛泽东没有答复，只是批示将这两个材料印发会议各代表。7月27日，毛泽东又批准印发了一个材料，材料上说，中共江西省委党校5月份以来展开讨论，有近半数的学员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早产儿”，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左’倾思想的复活”，公共食堂“害多利少”等。[200]又过了一天，即7月28日，当秘书胡乔木送来赫鲁晓夫在波兰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后，毛泽东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怒火了。特别是所送材料中转引的《纽约时报》对赫鲁晓夫讲演的评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赫鲁晓夫的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评论文章还认为，这篇对波兰农民讲话并不是打算作为一篇重要演说的，但很可能“赫鲁晓夫先生是在表明他的立场”，而把它刊登在报纸上，“显然是得到这位苏联领袖的批准的”。[201]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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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还特别指明将赫鲁晓夫的讲话和《纽约时报》的评论放在前边。毛泽东愤怒地写道：“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将上述文件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202]看来，毛泽东此时不仅把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挂起钩来，而且已经决心向赫鲁晓夫发起进攻，从而将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布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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