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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已经把庐山上争论的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203]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更指出：“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一开始就恶毒地攻击我们党的总路线，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最近时期，他们利用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暂时性的、局部性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加紧了他们的攻击。我们党内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别是一些具有政治纲领、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这样的重大时机，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了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的矛头，是针对着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针对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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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仅仅反击党内右倾分子是不够的，要把中国的经验传播到世界，就必须批驳莫斯科的谬论。8月19日，毛泽东致信几位秀才，要求他们下到各省去认真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又特别嘱咐：要让县以上干部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记者知道我们的意向，“即为此问题要向世界宣战”。9月4日，毛泽东接连致信胡乔木和吴冷西，考虑10月份在《人民日报》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伊拉克、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等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消息，“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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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莫斯科对公社问题的批评也开始升级。9月6日外交部、中联部送来苏联经济学硕士格洛托夫所写的《论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发展前途》一文。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人根本不研究马、恩、列思想，并且连斯大林公社必定是集体农庄的高级形式这一观点也否定。总之，作者认为公社无论何时都是有害无益的。”这种情况显然更刺激了毛泽东的战斗情绪。9月12日刘少奇送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这里的“外国同志”当然主要是指苏共领导人。毛泽东批示：“看过，很好。”又说：“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206]10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第19期转载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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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来毛泽东并没有发表向赫鲁晓夫宣战的文章，《人民日报》也没有刊登赫鲁晓夫关于公社的那个讲话，中苏之间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的论战并未开启似乎就烟消云散了。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个中共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为社会主义阵营做出榜样的问题上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呢？这大概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在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中苏关系问题讲话时指出：我们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时，要严肃、慎重地对待，一定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207]首先，中共不宜在受到苏共指责的问题上展开论战，因为那将是一次为自己辩解的防御战而不是进攻战。其次，无论人民公社还是“大跃进”，都是苏联曾经尝试过的做法。[208]在这方面挑起争论，中国没有优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毕竟还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没有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同盟国的认可。不仅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弊端更加暴露出来，面对196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大饥荒，面对成千上万逃荒要饭、饿死街头的农民，毛泽东哪里还有心情和勇气与赫鲁晓夫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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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苏联方面的考虑，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事后在一份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内部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中共领导人实际是想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宣扬他们的错误观点，以便把他们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转载类似的材料会造成混乱，把我们的人民搞胡涂。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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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没有公开争论并不表明没有分歧。曾常年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的外交官А.А.勃列日涅夫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中苏分裂的缘起，他说：“每当我回忆起50年代末所发生的事情，都试图想弄清楚最具决定性的一步是从哪里开始的？”经过思考，他认为，在逻辑上可以把1958年毛泽东宣布的“三面红旗”（即“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政策看作这个问题的起点。[210]笔者完全赞同这位外交官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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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目标是要为世界社会主义各国树立一面赶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旗子，是要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表率和榜样。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才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211]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但既然在国内政策方面不便展开争论，于是斗争的矛头就转向了对外政策。而在这方面，中苏之间的分歧丝毫不亚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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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ev，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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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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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pp.21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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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pp.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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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详见谢春涛《“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2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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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宋银桂《论“大跃进”运动的国际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第56～60页；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第7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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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此，彭德怀告诉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有些问题正在讨论中，有些是苏方的想法，也有些是猜测。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6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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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苏欧司整理：关于苏联国内外和中苏关系主要情况的资料》（1956年12月24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7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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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详见《郭沫若致聂荣臻并报周恩来电》（1957年11月13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791-03；张柏春、张久春、姚芳《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中的技术转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8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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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二机部对外联络司代外交部所拟致刘晓电》（1957年11月25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881-01；《刘晓与费德林谈话记录》（1957年12月14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0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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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该文件以英文刊登在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专业杂志上，见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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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早在1955年5月华沙条约组织成立的时候，苏联就有意与中国实现军事联合。在与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提出了中国与华沙条约的关系问题，并两次提到华沙条约不仅是针对西方的，也是针对东方的，希望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把中国和华沙条约结合起来。（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0～13页）但中方迟迟没有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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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959年4月华沙条约成员国举行外长会议，苏联和波兰表示希望中国以正式成员国资格出席此会。周恩来和毛泽东决定，中国仍派张闻天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见《张闻天年谱》下卷，第1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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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毅与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3月20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8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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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8年1月16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813-01；《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21～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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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外交部致驻苏使馆电》（1958年2月1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813-01；《克鲁季科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58年2月1日），ЦХСД，ф.5，оп.49，д.139，р.8893，л.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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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24～125页。后因印度不愿意，此事作罢，但苏联对中国的合作表示满意。见《陈毅与尤金、安东诺夫会谈纪要》（1958年3月20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8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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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人民日报》1958年4月7日，第1、5版；《赫鲁晓夫致周恩来函》（1958年4月4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8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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