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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09 农业方面也有不好的消息传来。福建省委提出办农村食堂有实际困难，陕西基层干部则要求解散公共食堂。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调查研究表明，食堂化并未解放农村妇女劳动力，浪费粮食现象严重，对社员养猪、烧柴都有影响，且难以解决众多人口的要求。[184]由于对办公共食堂缺乏信心，大部分农村干部和农民不愿把粮食交出来，加上公社初办，管理混乱，造成普遍瞒产的现象。据调查，广东省的农村基层干部几乎没有不参与瞒产的，在反瞒产运动中，仅1月份就曝出瞒产粮28亿斤。[185]到4月底5月初，农村的情况更糟。湖南连降大雨，30万亩禾苗被淹；广东、广西、福建春荒严重，不断发生病倒、食物中毒、逃荒、抢劫、闹事现象；由于缺粮，青海、福建等地大批公共食堂解散。粮食部的很多干部认为，目前的农村情况显示，当年的粮、棉和油料的生产指标是无法完成的。[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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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11 农村的困难局面立刻影响到城市。1958年稻谷丰收，但大米收购情况却不好，12个主要产米省区，除浙江、湖南外，均未完成收购计划，以致1月份国家粮库便出现库存减少的情况，出口和大中城市的供应也趋于紧张。[187]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也报告说，自1958年冬季以来，市场上便出现了副食品和一些工业品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188]甚至对各地外国专家、外宾、使领馆人员所需的某些西餐食品、呢绒衣料，皮革制品等高级日用品，也呈现某种供应不足的现象。[189]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但直到3月中旬，北京市仍然感到大米和油料有脱销的危险，蔬菜和生猪也需要大量从外地调入。[190]首都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4月22日粮食部报告，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中共中央不得不同意采取严格控制粮食销量的办法，并确定5～9月压缩10%。将城市居民的定量从30.1斤压缩到29.5斤，建筑工人定量在60斤以上者，压缩10斤。[191]6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紧急指示：为坚决压缩公用开支，紧缩集团购买力，三个月内暂时停拨办公杂费；严格控制职工人数，全国县以上企业职工人数必须减少700万～1000万；严格控制农村货币投放，各地农业贷款指标一律不再增加，立即停止商品赊销和预付货款的办法。[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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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13 对于这些问题，国务院的领导干部都非常清楚。早在1959年1月2日薄一波在接见越南经济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提到，中国在建设过程中也有不少的错误和缺点。[193]1959年6月8日，在与驻华社会主义国家大使会谈时，外交部长陈毅承认，在追求高速度的建设过程中，破坏了各个经济部门的计划性和按比例发展的原则。[194]6月17日，周恩来会见扎夏迪科时承认：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定得高了，因为制订计划时没考虑客观条件和国家的现实能力；到1958年底，国家经济发展已出现严重困难，一些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已出现比例失调。周恩来说：继续采用大炼钢铁式的群众运动方式来发展工业是不行的。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小型传统矿井和冶炼炉是不可能成为现代冶金工业发展的基础的”。周恩来请求向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转达：他是不对的，他过于相信了自己的下属，请原谅他以前的夸口。他还保证说，今后将会更加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周恩来还说：“开始大跃进运动之后，我们曾经请求苏联扩大设备供应，并请求尽快提供这些设备。但是，当设备运来之后，才发现我们无法安装它们，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配套设备，因此，这些运来的设备只好堆放在那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们思想比较混乱，不能将力量集中在一些最重要的建设项目上。我们当然应该为此而道歉。”[195]6月26日，周恩来接见苏联专家时，尽管强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绩是伟大的”，同时也承认“大跃进”在速度、平衡和质量三个方面存在着缺点和错误。[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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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15 但是，对于1958年形势的评价，毛泽东看法却不同，他在1959年4月15日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乱子是出了一些。但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是真的”。“去年比前年不同，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不同，确有大跃进。一切浮夸现象是要破除，不要搞那些浮夸，要搞老实的。但是，除掉那些浮夸现象以外，里头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就是确有大增产”。[197]直到6月12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才承认钢、铁、粮食和棉花四大指标定高了，结果造成被动。过去一年头脑发热，只注意人与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与自然的关系。毛泽东还指出，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紧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198]这时他要考虑的问题是应该如何转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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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17 庐山会议实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本来的目的就是开个“神仙会”，把生产指标调整下来，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继续跃进。从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可以看出，他要求立即刹住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但仍然坚持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必须继续高举。用李锐归纳的一句话就是：“气可鼓而不可泄”。[199]毛泽东一直想做一个明君，所以懂得知错必改的道理，但是这个错误只要他自己认识到并加以纠正就够了，不需要别人来揭破，更不能让人逼着下“罪己诏”。这就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敢于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杰作评头品足的人。然而，对三面红旗表示不满的并不只是彭德怀一个人。毛泽东刚刚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怒气未消，7月19日便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一份是中宣部6月20日编印的《否定和怀疑1958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一文，文章介绍了天津市部分党员的看法，主要认为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人民公社“走得太快”，“带来了副作用”等。另一份材料是中国驻苏大使馆7月2日给外交部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最近在苏联部分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对成绩避而不谈，专讲毛病，其结论是中国党犯了错误。报告建议由中共中央和外交部对外做出说明和解释。毛泽东没有答复，只是批示将这两个材料印发会议各代表。7月27日，毛泽东又批准印发了一个材料，材料上说，中共江西省委党校5月份以来展开讨论，有近半数的学员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早产儿”，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左’倾思想的复活”，公共食堂“害多利少”等。[200]又过了一天，即7月28日，当秘书胡乔木送来赫鲁晓夫在波兰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后，毛泽东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怒火了。特别是所送材料中转引的《纽约时报》对赫鲁晓夫讲演的评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赫鲁晓夫的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评论文章还认为，这篇对波兰农民讲话并不是打算作为一篇重要演说的，但很可能“赫鲁晓夫先生是在表明他的立场”，而把它刊登在报纸上，“显然是得到这位苏联领袖的批准的”。[201]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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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19 7月29日，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还特别指明将赫鲁晓夫的讲话和《纽约时报》的评论放在前边。毛泽东愤怒地写道：“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将上述文件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202]看来，毛泽东此时不仅把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挂起钩来，而且已经决心向赫鲁晓夫发起进攻，从而将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布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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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21 到8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已经把庐山上争论的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203]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更指出：“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一开始就恶毒地攻击我们党的总路线，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最近时期，他们利用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暂时性的、局部性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加紧了他们的攻击。我们党内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别是一些具有政治纲领、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这样的重大时机，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了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的矛头，是针对着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针对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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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23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仅仅反击党内右倾分子是不够的，要把中国的经验传播到世界，就必须批驳莫斯科的谬论。8月19日，毛泽东致信几位秀才，要求他们下到各省去认真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又特别嘱咐：要让县以上干部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记者知道我们的意向，“即为此问题要向世界宣战”。9月4日，毛泽东接连致信胡乔木和吴冷西，考虑10月份在《人民日报》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伊拉克、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等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消息，“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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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25 此时，莫斯科对公社问题的批评也开始升级。9月6日外交部、中联部送来苏联经济学硕士格洛托夫所写的《论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发展前途》一文。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人根本不研究马、恩、列思想，并且连斯大林公社必定是集体农庄的高级形式这一观点也否定。总之，作者认为公社无论何时都是有害无益的。”这种情况显然更刺激了毛泽东的战斗情绪。9月12日刘少奇送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这里的“外国同志”当然主要是指苏共领导人。毛泽东批示：“看过，很好。”又说：“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206]10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第19期转载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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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27 然而，后来毛泽东并没有发表向赫鲁晓夫宣战的文章，《人民日报》也没有刊登赫鲁晓夫关于公社的那个讲话，中苏之间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的论战并未开启似乎就烟消云散了。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个中共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为社会主义阵营做出榜样的问题上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呢？这大概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在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中苏关系问题讲话时指出：我们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时，要严肃、慎重地对待，一定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207]首先，中共不宜在受到苏共指责的问题上展开论战，因为那将是一次为自己辩解的防御战而不是进攻战。其次，无论人民公社还是“大跃进”，都是苏联曾经尝试过的做法。[208]在这方面挑起争论，中国没有优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毕竟还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没有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同盟国的认可。不仅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弊端更加暴露出来，面对196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大饥荒，面对成千上万逃荒要饭、饿死街头的农民，毛泽东哪里还有心情和勇气与赫鲁晓夫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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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29 至于苏联方面的考虑，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事后在一份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内部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中共领导人实际是想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宣扬他们的错误观点，以便把他们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转载类似的材料会造成混乱，把我们的人民搞胡涂。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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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31 不过，没有公开争论并不表明没有分歧。曾常年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的外交官А.А.勃列日涅夫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中苏分裂的缘起，他说：“每当我回忆起50年代末所发生的事情，都试图想弄清楚最具决定性的一步是从哪里开始的？”经过思考，他认为，在逻辑上可以把1958年毛泽东宣布的“三面红旗”（即“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政策看作这个问题的起点。[210]笔者完全赞同这位外交官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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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33 毛泽东的目标是要为世界社会主义各国树立一面赶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旗子，是要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表率和榜样。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才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211]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但既然在国内政策方面不便展开争论，于是斗争的矛头就转向了对外政策。而在这方面，中苏之间的分歧丝毫不亚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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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35 [1]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ev，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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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37 [2]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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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39 [3] 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pp.21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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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41 [4]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pp.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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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43 [5] 详见谢春涛《“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2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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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45 [6] 参见宋银桂《论“大跃进”运动的国际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第56～60页；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第7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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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47 [7] 对此，彭德怀告诉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有些问题正在讨论中，有些是苏方的想法，也有些是猜测。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6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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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49 [8] 《苏欧司整理：关于苏联国内外和中苏关系主要情况的资料》（1956年12月24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7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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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51 [9] 详见《郭沫若致聂荣臻并报周恩来电》（1957年11月13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791-03；张柏春、张久春、姚芳《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中的技术转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8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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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53 [10] 《二机部对外联络司代外交部所拟致刘晓电》（1957年11月25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881-01；《刘晓与费德林谈话记录》（1957年12月14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0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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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55 [11] 该文件以英文刊登在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专业杂志上，见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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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99857 [12] 早在1955年5月华沙条约组织成立的时候，苏联就有意与中国实现军事联合。在与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提出了中国与华沙条约的关系问题，并两次提到华沙条约不仅是针对西方的，也是针对东方的，希望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把中国和华沙条约结合起来。（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0～13页）但中方迟迟没有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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