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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507～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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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毛文稿》第8册，第462～463、504、506～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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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毛文稿》第8册，第511、527～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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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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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公社的问题自不必说，就是“大跃进”一词也并非中国人的创造，早在1930年代苏联大搞工业化时期，普遍使用的口号就是“大跃进”（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1950年代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的苏联史专家郑异凡告诉笔者：在工业化时期，苏联人最熟悉的口号之一就是“大跃进”。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急性病，苏联在1920年代也犯过。列宁曾设想通过电气化道路，在10～20年的时间里，使俄国走向共产主义，并说，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参见《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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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科兹洛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档》第13卷，第3346～3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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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БрежневКитай：тернистый путь к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у，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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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毛文稿》第8册，第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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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第十章 炮击金门、中印冲突与中苏对外政策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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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斯大林一样，毛泽东一直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殖革命斗争仍在继续，而且可以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有力同盟者。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超过并将继续超过资本主义阵营。在这个前提下，毛泽东认为和平共处的策略可以放弃，至少不能再作为对外政策的总方针了。既然国际革命的力量已经大于国际反革命的力量，那么就应该唤起世界人民的斗志，制造紧张局势，甚至采取战争边缘政策，通过武装斗争最终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赫鲁晓夫同意国际形势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判断，但他的结论与毛泽东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战争可以避免了，同帝国主义的对话和谈判更有资本了，和平共处的基础也更加巩固了，实现和平过渡并通过和平竞赛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正在显示出乐观的前景。于是，中国主张利用紧张局势加强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而苏联则致力于与西方搞好关系，实现苏美缓和。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指导思想方面的分歧，很快便通过1958～1959年的一系列事件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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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一 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引起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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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研究中苏关系史和冷战史的学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1958年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1]由于毛泽东在此期间大发雷霆，第一次对苏联现任领导人及其现行政策提出严厉指责，很多人认为这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而导致这场冲突的原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指责说，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的主权，赫鲁晓夫的意图在于控制中国。[2]长期以来，这种看法在中国社会上和史学界颇为流行，似乎已成历史定案。[3]不过，历史事实究竟如何，由于缺乏史料，有关这两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学术界一直没有说清楚。[4]现在重新研究的条件比较成熟了，主要的谈话记录（毛泽东与尤金两次，与赫鲁晓夫四次）均已找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相关会议记录也已披露。此外，还有中俄双方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问世。因此，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的起因、苏联的目的、中方的立场、事情的结果，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梳理清楚了。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对于毛泽东最初为何采取如此激烈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或许可以做出新的解读和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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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7年底，中国国防建设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海军如何在新技术、新装备方面有所发展，而苏联遇到的则是怎样在战略上发挥太平洋舰队新装备的核潜艇的作用问题。中苏各自的需要驱使他们共同谋求进一步推进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几年来中苏友好合作的发展也为此提供了基础。看来，中苏在海军方面的合作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于是，便有了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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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由苏联自行设计和制造并装备了P-11ΦΜ洲际火箭的ΑБ-611型潜艇结束了航行和战斗性能的一系列试验。12月苏联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实现了潜艇舰队脱离海岸进行远洋航行的愿望。[5]于是，外出潜艇与基地的通讯和联络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那时还没有通讯卫星，只能依靠无线电台。在此之前，苏联海军已经研究了建立长波电台问题，并经过反复讨论，向国防委员会提交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苏联本土建立长波发射电台，但因其耗资巨大且通讯质量没有可靠和稳定的保证而被否决。第二个方案是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印度各建一个长波发射台，分别承担与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的潜艇舰队联络的任务。赫鲁晓夫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印度方案，他不想因此使尼赫鲁产生反感而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苏印关系。对于海南岛方案，赫鲁晓夫认为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中国是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同盟国，与苏联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况且中国海军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6]恰在此时，中方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早在1954年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时，中国就开始着手长波电台的建设了。在苏联的帮助下，进口的三套“突浪型”长波电台设备于1957年分别安装在青岛、宁波、湛江地区。但这些都是中小功率的长波电台，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和远航训练任务的增多，迫切需要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鉴于中国难以承担这样的工程，海军便与苏联有关方面联系、洽商，希望能给予帮助。[7]于是，1958年1月6日，苏联国防部的普拉东诺夫海军上将致函中国的海军司令肖劲光，试探性地提出了由两国海军共同建立和使用长波电台的问题，同时提交了一份协议草案。[8]当时苏联提出了怎样的建议，由于缺乏史料，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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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彭德怀，建议从1958年至1962年在中国华南地区，由中苏共同建设1000瓩大功率长波发射电台和远程接收中心各一座，投资1.1亿卢布，苏联出7000万，中国出4000万，建成后中苏两国共同使用。24日，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做如下答复：同意在中国建设该项设施，但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5月10日召开的第152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主张，电台不要合办，应由中国出钱自己办，平时可向苏方提供情报，战时苏方也可来人，总之不要让外国人在中国搞军事基地，这样影响不好。会议确定将苏联的建议交海军和总参通信兵部研究，并提出意见。23日军委再次开会，确定不同苏联合办长波电台。6月4日，彭德怀向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陈述了中方的意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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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彭德怀将这次谈话记录呈送毛泽东，并报告说，苏方仍坚持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提议6月上旬即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查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为了不影响勘查设计工作的进行，彭德怀建议，同意苏方来人着手进行一些技术性工作，有关投资和使用等问题可放在下一步解决。7日毛泽东在谈话记录上批示：“可以照所拟办理。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果苏方施加压力，“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毛泽东还在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中加了一句：“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10]看来，毛泽东对苏联坚持要出资的固执态度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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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彭德怀正式给马利诺夫斯基复信，又一次说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建议由两国政府出面就此签订一项协定。28日，苏联海军通信部部长助理列特文斯基率领一个6人专家小组来到中国，并带来一份协议草案。苏方仍然坚持由中苏两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费用可以双方各承担一半。随后，中苏双方进行了多次洽商，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意见。7月21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讨论的精神，再次致函马利诺夫斯基，重申由中国自行建设的原则：“欢迎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有关工程的建筑费用、设备费用和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由中国全部承担，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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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前文所说1957年三个中小功率长波电台建成的情况，有助于理解苏方为何在超大功率长波电台的建设问题上坚持出资的方案。1955年初，苏方提出，为了统一指挥今后活动于中国黄海、东海、南海的中苏两国潜艇的活动，拟在中国建立三个长波无线电台。投资总计为880万卢布，其中设备210万卢布，土建360万卢布，电源和发电机等310万卢布。为便于今后双方共同使用这些电台，希望与中国签订相关协议。1955年10月双方签署正式协定，电台所需全部设备由苏联出资提供，中国负责土木工程和保证电源，建成后供中苏两国海军共同使用。后因中方无法生产为电台配备的短波发讯机和收讯机，这些辅助设备亦改由苏方无偿提供。这就是说，1957年已经建成的三座长波电台，就是按照双方出资、共同使用的原则办理的，苏方照此方案提出再建一台，应该是合乎情理的。至于苏方这次提出要多出资金，按照当事人阿尔希波夫的解释，不过是感到建立超大型长波电台费用过高，既然苏联也要使用，自然应该有所付出。所以，苏方确定的谈判立场是，愿意至少支付50%的费用，以换取10年的使用权。[12]考虑到赫鲁晓夫1954年主动提出归还旅顺港和出让合股公司股份的做法，笔者倾向于认为，苏方很可能根本没有想到所有权的问题。事隔仅仅一年，毛泽东却在长波电台问题上突然提出所有权的问题，倒是有些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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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波电台问题未了，又出现了“共同舰队”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至少到1999年，中国的官方解释仍是：“1958年6月28日，中国方面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向苏联提出为发展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同年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由于苏方的这一建议有损中国的主权，中国方面撤销了请苏方就发展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13]然而，笔者通过对最新披露的中俄双方史料的梳理，发觉事情的经过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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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政府将在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生产与研究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作战飞机、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试验火箭武器、原子武器的靶场等方面对中国政府进行技术援助。海军干部为此兴奋不已，希望得到进一步援助。[14]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作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成员，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与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会谈，提出了在海军新技术、新装备方面为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苏方表示，在原子、导弹技术方面，中国可以派人来苏联学习；关于导弹潜艇，苏联现在尚未研制成功，将来苏联有了，可以帮助中国。回到北京后，海军领导人经过认真研究和仔细论证，于1958年4月给彭德怀和军委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认为，尽快获得新技术对于海军建设来说已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苏联现已改进了某些舰艇的动力和结构，且试制成功几种用于潜艇和鱼雷艇的导弹，而中国海军目前仍然按照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提供的五种旧舰艇图纸进行生产。因此，海军急需获得建造新舰艇的设计图纸及其他资料，并建议以政府名义向苏联提出请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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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彭德怀主持军委第152次会议，研究海军要求苏联给予技术援助一事。彭德怀在会上说：对这类问题要明确一个方针，基本的要求是要自己研究、设计、试制，即使失败，浪费一点钱也值得。如果光要人家的，自己不设计，我们永远只能制造旧的。你们的思想应当解放。如果你们说的援助只是为了要个样品，准备自己仿造，那就可以通过政府向苏联提出。根据彭德怀的意见，14日海军给军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在现代条件下，我国海军应该以火箭、导弹为主要武器，争取自力更生、独立设计适合我国作战方针及气候条件的装备。为加快这一进程，建议我国政府向苏联提出给予新技术援助的要求，促使我国海军武器逐步向导弹化过渡。”[16]在这里，海军并未提出核潜艇的问题。不久，在彭德怀和军委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下，6月28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给予新技术援助，在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提供建造新型战斗舰艇的设计图纸和资料，并要求最好“在1958年内就开始供给我们建造能够装载火箭、导弹的潜水艇、快艇的设计资料和蓝图”。[17]这里也没有提到核潜艇的问题。周恩来给赫鲁晓夫发信后，海军负责分管外事和装备的副司令罗舜初与海军苏联总顾问多次会谈，内容均为如何向苏联方面请求提供导弹、火箭和舰艇技术等问题，根本没有提及核潜艇的问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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