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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此时中国研制核动力潜艇设想尚未成形。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在给彭德怀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国的原子能反应堆已经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将原子能动力运用于国防的问题。关于和平利用方面，科委（即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引者注）曾开过几次会进行研究，已有布置。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作安排。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研究。根据现有力量，考虑到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并组成以海军副司令罗舜初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划。报告还说：“关于设计和试制原子潜艇问题，二机部刘杰同志曾与该部苏联专家谈过，专家表示，他个人愿大力支持。”第二天，即致信赫鲁晓夫寻求海军技术援助的当天，周恩来在聂荣臻的报告上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退聂办。”7月19日，罗舜初等给聂荣臻写报告，对设计、制造核潜艇任务的具体分工，研制进度，与中国科学院、冶金部等单位的协作，以及申请专项经费等，提出了安排和请示。报告还提到：“为了缩短对原子动力单独摸索的时间，争取早日完成任务，需要通过一定途径告知苏方，请他们对我们进行必要的技术援助。”22日聂荣臻批示：“同意所提安排。经费问题由各单位承担，不另列预算。”8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关于研制核潜艇的方案。[19]从中国的文献资料看，尤金回到北京之前，中国只是请求苏联给予导弹潜艇的技术援助，并没有正式向苏联提出研制核潜艇的问题。而中共中央批准研制核潜艇的时候，赫鲁晓夫已经到北京与毛泽东交谈过了。[20]这就是说，所谓“共同舰队”问题与中国研制核动力潜艇无关，中国当时要求苏联提供海军技术援助的内容主要是能够装载和发射导弹的新型潜水艇以及长波电台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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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面对中国要求海军援助的问题，苏联的态度如何呢？收到周恩来的信函后，7月1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了“关于在建设海军方面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的问题”。但在目前发表的俄国档案中，关于这次会议的记录非常简单：“这将触及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希望在高级别交换意见”。会议决定委托米高扬起草给毛泽东的信函，“就陆军和海军问题交换意见”。[21]米高扬起草的信函目前尚未发现，但高级会晤无疑就是后面提到的方案：让苏联大使转达主席团的意见，并邀请周恩来和彭德怀来莫斯科商议此事。据阿尔希波夫回忆，主席团会议并“未提出共同舰队这一特殊任务”。在此之前，苏联只是对中国提出的在华南地区建立长波电台的想法感兴趣，因为通过这样的电台，苏联也可以与其太平洋舰队保持联系。主席团会议之后，赫鲁晓夫召见了尤金，指示他：同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触时，可以问问能否共同建设和使用长波电台，再询问一下苏联的潜艇是否可以进入中国的港口并停泊。[22]注意，赫鲁晓夫在这里说的是共同建立长波电台，而不是潜艇舰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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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后，7月21日，尤金要求紧急约见毛泽东，说有重要的事情汇报。当晚10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尤金。根据中方的记录，尤金首先说明，他刚刚参加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回到北京，并受委托向毛泽东汇报会议的情况。接着，尤金谈了中东局势、南斯拉夫、帮助中国加强海军和海岸防御及苏联国内经济情况等四个问题，其中主要讨论的是海军问题。尤金说，赫鲁晓夫希望中国同志能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其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中苏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希望与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具体商量。毛泽东当即指出，中国只是请苏联提供帮助，没有考虑过“合作社”的问题。尤金汇报结束后，毛泽东抓住“共同舰队”的问题不断追问：是否只搞合作社，苏联才干，否则就不提供帮助？尤金一再解释，这只是一个提议，要请中国同志去一起商量。但毛泽东强调，首先要确定方针，是中苏合办，还是苏联帮助中国办。如果苏联不愿提供帮助，中国可以不搞核潜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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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未看到有关这次会谈的俄国档案，不过，参加会谈的苏联参赞魏列夏金在回忆录中详细讲述了这段经历。根据魏列夏金的回忆，尤金是这样说的：中国政府提出请求苏联在建设现代海军舰队（современный военно-морский флот）的问题上对中国提供援助，苏联政府审议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想法。尤金说，对于苏联来说，现代潜艇舰队（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одводный флот）的建设也是一项新的事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关于今后开展这一建设的前景问题正在继续进行研究。这是一项非常昂贵的建设事业，需要非常强大的技术力量，需要花费大量的物力，其中包括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莫斯科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或许苏联和中国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建设一支现代海军舰队。尤金在谈话中还表示了如下意思：中国的海域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为这样的舰队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25]需要注意的是，在魏列夏金的记述中，第一，尤金本人并没有使用核潜艇的概念，而魏列夏金自己理解这是在谈论后来人们所说的核潜艇舰队（атомный подводный флот）的远洋活动问题。由此可见，苏联当时理解的对中国的海军援助并不包括核潜艇，而毛泽东在会谈中提出核潜艇问题，很可能是他本人把事情搞混了。第二，尤金也没有使用“共同舰队”这个说法，他反复说的是“共同建立海军舰队”。[26]由此可见，“共同舰队”这个概念，是毛泽东自己演绎出来的。当然，这种演绎并没有歪曲尤金谈话的意思：建立共同的海军舰队，但这是否符合赫鲁晓夫的本意，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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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11时，毛泽东又将尤金等人召到中南海去谈话，这次参加的中方人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体委员，毛泽东似乎是在强调，他的谈话表达了所有中国领导人的看法。[27]毛泽东显然是有所准备的，他还吩咐工作人员准备了微型录音机。[28]会谈进行了五个半小时，根据中方的谈话记录，毛泽东重申了不搞“共同舰队”的立场，并宣布撤回请苏联提供援助的要求。毛泽东的用词比前一天更加激烈，他指责苏联看不起中国人，帮助中国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除此之外，毛泽东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借题发挥，发泄他长期以来积压的对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不满情绪。毛泽东的谈话还涉及了苏联顾问和专家的问题。毛泽东首先批评已回国的军事总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是官僚，并对军事院校的苏联顾问表示不满，指责他们只讲苏联的战例，不讲中国的战例，甚至也不让中国教员自己讲。毛泽东说：“有些事情我们没说，怕影响中苏关系，尤其是在波、匈事件的时候。当时波兰要赶走你们的专家，刘少奇同志在莫斯科建议你们撤走一部分，你们接受了，波兰人就高兴了，说他们有自由了。那时我们不能提专家问题，怕你们怀疑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赶走专家。我们不赶，即使有十个波兰赶，我们也不赶。我们需要苏联的帮助……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接着，毛泽东又抱怨：“有些顾问，可以定个期限。如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们派到我们公安部门的顾问，坐在那里，如果中国人不告诉他情况，他能知道个什么？”不过，毛泽东最后肯定说：“专家中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好的，个别人有些缺点。我们过去也有缺点，没有主动多向苏联同志介绍情况。现在要克服这些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次就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总路线。介绍情况，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多次。”对此，尤金解释说：“现在请允许我谈谈专家问题。我们的专家是诚心诚意地来帮助中国同志的。有些部门，中国干部已经成长了，不需要专家了。至于专家的派遣问题，都是由国务院办公厅通知我们的，需要来的我们就派，不需要的我们就调回去。”周恩来说：“一般的专家都是有时间规定的，都是通知我们的。只是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十几个首席顾问的调派、工作时间，没有和我们商量。这个人走了，那个人来了，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公安部的总顾问回去了，可是现在的副总顾问总是问罗瑞卿同志，你们什么时候请总顾问来，好像硬要我们邀请似的，我们很被动。”尤金再次解释说：公安部总顾问调回国是根据中国的要求办的，至于苏联内务部现在是如何考虑的，没有通知大使馆。最后，毛泽东嘱咐尤金：“不要在专家中，在两党和两国关系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我没这个意思。我们的合作的全面的，很好的”。尤金在谈话中感到事态严重，便主动提出，希望最好是赫鲁晓夫本人来中国，直接与毛泽东举行会谈。[29]尤金在谈话中一再解释，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时，关于所有权、租借权、指挥权的问题，一概没有谈到，也没有说要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与中国同志研究具体措施，所以提出请周恩来、彭德怀到莫斯科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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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列夏金的回忆录补充了许多在中国发表的文献中被删节的内容，还有一些苏方对毛泽东讲话的解读，值得注意。根据俄文记述，关于“共同舰队”问题，毛泽东说：如果苏联的建议是在中国建立“共同舰队”（这是在俄文记述中第一次出现совместный флот的提法），我们不能同意，因为这有点像租借。我们只同意舰队由你们帮助建立，而由我们指挥。一旦爆发战争，中国将把一切港口和机场提供给苏联使用，但我们不同意和平时期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毛泽东还提到长波电台问题，他建议电台由中国自行建立，苏联提供帮助，所有权归中国，可以向苏联提供电台侦测的结果。至于毛泽东对苏联人的指责，俄文记述还谈道：斯大林一直不相信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国共决战时不让中共发动进攻，而要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米高扬在西柏坡以及后来都是用教训的口吻同中国人谈话；毛泽东访苏期间，贝利亚在中国使馆安装了窃听器；苏联前任大使罗申在中国外交部发展情报员；贝利亚与高岗勾结，多次派人与高岗联络；苏联驻新疆领事馆通过非法渠道收集情报，以及苏联报刊一直不报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等。此外，彭德怀也插话，讲述了在签订中苏远东防空协定时，苏方利用中方代表不懂俄文而骗取签字的错误做法。尽管毛泽东一再声称，这些现象只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中苏之间在一切最重要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分歧只是次要的，但给苏联人留下的印象是：“毛泽东滔滔不绝地讲了一整天”，“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涉及了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他们感到“心情沉重”，并认识到“对中国的政策不完全理解，过高估计了共同的意识形态这一因素的重要性，而对国家利益的差异估计不足”。尤金在谈话中反复强调：苏联领导人丝毫没有暗示要同中国建立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关系，安东诺夫则认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误会。鉴于谈话内容涉及的问题至关重要，尤金提议最好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举行私下会晤。正是感到问题严重，尽管毛泽东强调要将他的谈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赫鲁晓夫，但尤金在整理谈话记录时，还是删去了毛泽东所说的“如果潜艇问题不能得到真正解决则不举行会晤”这句话。尤金对此的解释是：“我干嘛要使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冲突起来呢？”尤金等人回到使馆后，连夜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毛泽东反对建立中苏共同舰队。尤金随即起草了致苏共中央的报告，并于天亮时发出。[31]尤金还转达了毛泽东这样一个意思：“由于发生了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他本人愿意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去莫斯科。但是，现在他因健康状况无法成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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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尤金自己的感受以及他所预料的一样，毛泽东的谈话确实使莫斯科感到震惊和不安。赫鲁晓夫在与尤金通电话时相当激动地喊道：莫名其妙！毛泽东是怎么啦？赫鲁晓夫认为确实需要他本人当面向毛泽东解释清楚，但因当时为解决中东冲突的出访行程已定，无法立即与毛泽东会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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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驻华使馆7月23日发来的电报，苏共中央主席团立即开会商议，会议由赫鲁晓夫亲自主持。从简短的会议记录看，苏联领导人在讨论中表示了这样几个意思：（1）苏共中央曾为尤金准备了一个备忘录，但尤金“在谈话时没有交给中国朋友”（后来赫鲁晓夫曾多次指责尤金向毛泽东转达莫斯科的建议时没有把问题讲清楚——笔者注）；（2）“我们本身在斯大林时期就反对租借”，例如米高扬就提过意见，但失败了（后来赫鲁晓夫一再强调斯大林死后苏联便归还旅顺港的做法——笔者注）；（3）我们赞成会晤，但情况不允许（指赫鲁晓夫正准备出席在联合国安理会范围内举行的政府首脑会议，以处理黎巴嫩和约旦的危机——笔者注）；（4）“你们怎样才能同意呢？”如果对苏联的建议不满意，希望听取中国方面的意见；（5）如果讲求实效的话，那就是（苏联）海军方面提出的请求；（6）关于顾问的问题，我们愿意撤除，并已经给你们写过信（指1956年12月18日交给中国的关于废除派遣顾问制度的信——笔者注），也可以减少数量。[34]由于会议记录过于简略，现在不清楚苏共中央准备了一个什么样的备忘录，尤金为何没有把它交给中方。考虑到赫鲁晓夫一时无法前往中国，会议责成苏斯洛夫等人在主席团意见的基础上，再为尤金准备一个备忘录，“以便其与中国朋友举行会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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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史料说明，苏联最初的建议并没有建立“共同舰队”的意思，就是希望将来其远离本土的潜艇舰队可以在中国的港口停泊休整，共同建设长波电台也是为此目的，并认为这是一个“讲求实效”的办法。尤金转述苏联的想法时，将其演绎为“共同建立海军舰队”。毛泽东把这种说法归纳为“共同舰队”，并没有歪曲尤金谈话的意思，但的确因此而误解了赫鲁晓夫的本意。在毛泽东的一再追问下，尤金越讲越乱，无法自圆其说。于是，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要学斯大林的老样子，在中国搞“合作社”，从而感到中国的主权受到威胁，中国人的感情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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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接到了莫斯科的指示，尤金请求再次约见中国领导人。7月24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会见了尤金。尤金向中国领导人通报说，赫鲁晓夫对中国同志认为苏方在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方面似乎提出了某种政治条件表示很奇怪。刘少奇问，苏共中央是否提出帮助中国建立舰队要以舰队归苏中两国共同所有为条件。尤金十分明确地回答说：苏联方面不仅没有提出任何政治条件，而且连一点暗示的迹象也没有。接着，周恩来对长波电台问题提出质问，尤金仍然表示，苏方在这方面也没有提出政治性条件。刘少奇说，照他的理解，苏联方面已经同意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了。尤金回答说，上次会晤他在通报情况时已谈过此事。于是，刘少奇对此表示赞同，并再次提出，中国方面请求帮助建立中国的海军舰队，但正像毛泽东所说，如果苏联不能给予这种帮助，那么，中国可以收回或者推迟提出这一请求。最后，尤金通报说，赫鲁晓夫近期不能来华访问了。[36]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放心。当他确信在巴格达公约国家的伦敦会议上没有提出入侵伊拉克的问题后，立即取消了美国之行，秘密赶到北京。[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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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1958年7月31日至8月4日赫鲁晓夫访华，与毛泽东举行了四次谈话。图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会谈公报的签字仪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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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下午5时至9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尤金没有参加，就在当天早晨，尤金因过度紧张和惊吓而脑出血，并导致偏瘫。会谈中，赫鲁晓夫首先絮絮叨叨地对苏联如何讨论应该建造潜艇而不是巡洋舰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解释。赫鲁晓夫坚决否认苏联曾使用过“共同舰队”的说法，认为是尤金转达有误，整个事情是“一次误会”，并一口咬定，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从来就没有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过两国共有的想法的影子”。苏联只是希望其海军舰队可以利用中国的海域对付美国人。赫鲁晓夫还委屈地说：“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侵犯主权的程度。你们这样看我们，令我们感到伤心。”听过赫鲁晓夫的解释后，毛泽东仅仅发了几句牢骚，便主动结束了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谈话。双方还约定，以后“永远不再提这样的问题”了。接着，赫鲁晓夫开始谈长波电台问题。赫鲁晓夫推托说，这个问题苏共中央没有讨论，是军方提出的。苏联的意图是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需要的时候用来指挥苏联在太平洋的舰队。如果中国同意苏联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参加电台的建设，那就更好了。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只是要求通过协议，允许苏联使用这个电台。同时，苏联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千岛群岛和北部海岸的电台也可以供中国使用。但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可以取消这个建议。毛泽东则强调，马利诺夫斯基提出苏联出钱，就是要有所有权。中国同意建立长波电台，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使用。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毛泽东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到此结束。[38]按照赫鲁晓夫的回忆，他当时还提出，苏联的舰队已经驶入太平洋，而海军基地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希望能够允许苏联潜艇在中国加油和修整。毛泽东表示拒绝，并毫不掩饰其不满情绪。[39]但会谈记录中没有这个内容，只提到苏联舰队战时使用中国海军基地的问题，而毛泽东对此是同意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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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双方讨论了苏联顾问和专家的问题。赫鲁晓夫主动提出：“顾问现在犹如人身上的脓包，要把它挤出去”，并“建议把顾问全部撤回”，如中国需要哪方面的专家，可以派人到苏联去学习。毛泽东说，苏联顾问“大部分都是好的，你们的人就是我们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有些毛病的只是极少数个别的人”。赫鲁晓夫仍坚持要调回的意见，毛泽东生气地说：“我只是说个别人，你就要把所有人都调回去”。赫鲁晓夫立即改口说：只是提个建议，“怎么办完全由你们决定”。于是，毛泽东决定：“不要回去，我们现在需要专家，将来还是需要的”。接着，毛泽东更明确地讲：“我们对经济、文教系统的专家没有意见”，有问题的只是个别人，是公安和军事系统的顾问，即使在这些领域，“在某些技术方面还是需要”专家的。赫鲁晓夫迎合了毛泽东的说法：“他们在这里做了蠢事，我们还是要负责的”，并再次提出把这些人全部撤退回国。毛泽东又不高兴了，对赫鲁晓夫说：“在你看来我是不应该提这个意见了？”赫鲁晓夫赶紧回答说：“当然应该提，心里有意见就应该提出来。我的意见也是请你考虑的。”毛泽东又对苏联军事顾问批评了一通，说他们不请自来。这时邓小平插话说：“可以考虑把顾问制改成专家制，像经济方面的专家一样。任务还是一样，工作也照旧，就是条件稍微有些不同。”赫鲁晓夫立即表示同意：“专家问题就交给你们处理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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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对事件过程的描述可以看出，是毛泽东过于敏感，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苏联的确有利用中国的海岸和军事基地的想法，但是，无论在长波电台还是海军援助的问题上，都没有设想更没有提出过租借权、所有权或“合作社”的问题。苏联一直希望能利用中国的海军基地，1945年斯大林迫使中国政府出租旅顺军港，目的就在于此。1955年1月赫鲁晓夫归还旅顺港后，苏联太平洋舰队出海活动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那时，赫鲁晓夫就想请中国提供帮助。1955年5月彭德怀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路过莫斯科时，赫鲁晓夫曾对他说，苏联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和空军力量，如果中国需要，随时都可与中国军队合作，今后要采取步骤加强这方面的合作。问题就是要研究合作的形式，以便能合法地、机动地发挥两国合作力量，保卫远东和平及安全。[42]所以，当苏联的核潜艇远航需要补给和无线电联系的时候，自然会想到利用中国海岸，问题就是这样提出的。正如戈尔什科夫向赫鲁晓夫解释的，苏联海军坚持要在海南岛建立长波电台，是因为美国的海军基地就设在夏威夷群岛、中途岛，尤其是在菲律宾和台湾。一旦出现危急情况，苏联太平洋舰队的舰艇可以在中国港口停泊和修理，这样就可以大大节省往返的时间，提高海军的战斗力。[43]库利克也回忆说，当时苏联没有一种导弹能够从苏联本土打到美国的西海岸，于是海军就想搞一个潜艇舰队，在必要时可以对美国实施导弹袭击。这样就需要在中国沿海停泊，需要有一个长波电台进行联络。俄国学者甚至认为，如果当时建立了共同舰队，苏联的核潜艇得以在太平洋游弋，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了。[44]赫鲁晓夫想的是，“这个建议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中苏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有同盟条约，而且长波电台和修理基地对中国海军也是需要的，再说根据礼尚往来的原则中国舰队也可以使用苏联的基地。“无论我们的舰队、中国的舰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军事设施，都是服务于一个目的：准备在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的时候进行反击”。所以，对于这个建议，“友好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肯定会欣然接受”，“不会有什么困难”。甚至在接到尤金的电报后，赫鲁晓夫还认为“只要当面谈谈，一切障碍即可迎刃而解”。[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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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没有想到的是，苏联海军坚持出资建立长波电台的做法引起了中方的如此反感和疑虑，尤金把苏联潜艇舰队停靠中国军港问题演绎为“共同舰队”，更加深了中国人的这种感觉，认为赫鲁晓夫是有意要通过租借的方式占用中国港口，或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事情过去很久以后，赫鲁晓夫才意识到，苏联的建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问题”，“触及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毛泽东和他的民族感情。赫鲁晓夫曾亲口对儿子说：“当时我们有些急躁，夸大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的意义”，并在回忆录中后悔地说：“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提出这个建议。”[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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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苏联领导人的想法并无恶意，提出合资建设电台和在中国港口停靠军舰也没有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只是苏联人提出建议的方式有些简单、唐突，特别是尤金在说明苏联的目的时，用词不当，未能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不过，应该说，毛泽东的反应显得过于敏感了。虽然在一个长期遭受外国侵略和凌辱的国家，从民族感情上讲，对于苏联这样的建议产生受到伤害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但毛泽东如此敏感，更重要的恐怕在于中苏之间同盟关系此时发生的微妙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中毛泽东本人的心态。对于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毛泽东早就心存不满，只是碍于当时中苏两国所处的不同地位而未曾表露。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苏联党居高临下指挥各方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这种时候，毛泽东怎能甘居被人指挥的地位，又怎能容忍赫鲁晓夫再重复斯大林时代的做法？！就在苏联提出长波电台问题的同时，中国要建立一个水声学研究站，并需向苏联购买一艘700吨的水声科学研究船。聂荣臻于7月12日给在莫斯科的外贸部长李强复电说，此事已经中央批准，“现决定我们自己在榆林建立水声研究站（不是中苏合作建），所需设备请苏方供应，费用由我们偿付，但凡国内能解决的应自己解决”。[47]如果苏联人稍微留意一下此时中国在类似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恐怕就不会如此冒失地提出类似的建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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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关于苏联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侵犯了中国主权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结果，也不是人们想象和传说的那样：中国撤回了对苏联援助的请求，并从而引发了中苏关系的破裂。实际上，赫鲁晓夫访华会谈中所有涉及的问题，都按照中国的意愿得到了解决。对这样的结局，双方都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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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波电台问题。8月3日，彭德怀和马利诺夫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建设、维护和共同使用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的协定》，即《八三协定》。其主要内容是：（1）长波电台由中国自己建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装备器材凡中国不能解决的请苏联援助，通过订货解决。苏联根据协定所提供的设计资料、装备器材和派遣的来华专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均由中国通过贸易账户偿付。（3）苏联使用该电台的问题由双方另行谈判。同年11月，中苏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提供设备器材和派遣专家的合同。1959年9月13日，苏联超长波电台台长伊林中校带着八人专家组来到中国，与中方技术人员共同组成了工程设计办公室，开始投入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工程设计。1960年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设计方案后，施工部队开始进入施工现场。[48]电台建成以后，苏联也一度使用过。[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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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7月22日会谈中彭德怀提出的中苏防空协定问题。彭德怀向马利诺夫斯基指出，原苏联起草的防空协定不平等，对两国友谊不利，故中方没有签字。马利诺夫斯基表示，此事可以重新审议。经双方商定，于11月20日在沈阳开会。为了给苏方一个台阶，陈毅在彭德怀的送审报告上还特别批示，要淡化处理，把苏方以前骗取签字的责任说成是下面人员的。11月25日至12月7日，苏联远东军区、外贝加尔军区与沈阳军区司令员签署了《关于雷达兵相互报知协同计划》和《防空兵力兵器在边境地带的协同动作计划》。随后，经两国国防部批准实施。[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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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中国提供海军新技术援助的问题。赫鲁晓夫回国不久，8月下旬罗舜初率海军代表团到莫斯科商谈新技术援助问题。正值此时，中国政府决定炮击金门。赫鲁晓夫对此一头雾水，不明所以，苏联海军的态度也明显冷淡，中国海军代表团自然是空手而归。直到葛罗米柯访华后得知中国并无意在远东大动干戈，赫鲁晓夫才放下心来。就在中国海军代表团回国的第二天，9月8日，赫鲁晓夫致电周恩来，同意向中国海军提供技术援助，并提议中国派政府代表团来莫斯科进行商谈。[51]经过谈判，1959年2月4日在莫斯科，海军司令员苏振华和曾任驻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即《二四协定》。除了认为尚不成熟的核潜艇技术，苏联几乎向中国敞开所有海军新技术的大门。根据协定，苏联将向中国出售629型导弹潜艇、633型鱼雷潜艇、205型导弹快艇、183型导弹快艇、184型水翼鱼雷快艇和Р-11ФМ型弹道导弹4枚、П-15型飞航式导弹2枚，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器材共51项设备的设计图纸资料，还有部分舰艇制造器材及导弹的样品，并转让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苏联的60名专家随即来到中国，协助开展设计和仿制工作。大部分技术资料和部分设备材料也陆续到货。这一协定的执行，对于中国海军从常规武器装备逐步向新的动力装置和导弹武器过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52]尽管没有提供核潜艇技术的援助，但在中国的要求下，苏联方面审阅了中国核潜艇设计制造领导小组准备的《原子动力潜艇初步设计设想》，并于1959年4月向中国提交了《对于导弹原子潜艇研究设计初步方案所提各项问题的答复》，对有关核潜艇总体设计、核动力和导弹武器等67个技术问题提出了比较明确而详细的意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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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顾问和专家问题。会谈后，中方立即采取了行动。赫鲁晓夫尚未离开北京，周恩来即在8月2日将两国政府关于苏联军事专家在中国工作问题的议定书草案送毛泽东审阅。议定书规定：苏联根据中国政府请求而派来的军事专家归中国政府支配，目前留在中国国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机关、军区、院校、部队中的苏联军事顾问，如果所在单位继续需要他们，应即改为专家，在双方商定的期限内继续工作。[54]至于在公安部的苏联顾问，根据中方的要求和7月31日会谈的精神，不久便全部被苏联撤回了。[55]接着，中国政府开始全面实施“尽量减少聘请苏联专家”的方针。8月23日国务院通知：“各部门聘请苏联专家必须严格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只有工作上确属需要的新技术、新专业和薄弱环节才可聘请专家。同时，要注意凡能聘请短期专家解决的，就不要聘请长期的专家，凡能够几个单位合聘的就要合聘。”[56]苏联方面也表明了同样的意向。1958年9月5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将在华苏联顾问全部撤回，并提议进一步减少在中国的苏联专家的人数。其理由是，一些专家“并不是总能够清楚地了解中国的政治形势和民族特点”，而苏共中央又“无法监督每一位在贵国工作的苏联专家的活动”，因此，这些专家长期留在中国，“在某些方面会束缚你们的工作人员的活动，并影响他们的进一步发展”。[57]中国接受了苏联的建议。10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一方面强调绝大部分苏联专家是优秀的技术人才，对他们应热情相待，并虚心向他们学习；另一方面重申了新的专家政策：“今后凡在我国各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一律取消顾问名称，统称专家”，总顾问改称专家负责人。只有在非聘请专家不可的部门和技术环节才能聘请专家，聘期以短期为主，一般不要延聘。[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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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中苏关于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的争吵及其所反映的矛盾实质，在后来双方的政治大论战中被夸大了，甚至歪曲了。[59]这样的结果，自然会影响到研究者对事情真相和实质的判断。其实，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而且在赫鲁晓夫访华时已经全部解决了。毛泽东把憋在心中的怨气发泄出去后，已经平静多了，还在谈话中对赫鲁晓夫本人大加赞扬。[60]赫鲁晓夫也对这次访问的结果十分满意，认为解决了所有有争议的问题。[61]赫鲁晓夫回国后立即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通报了访问的情况，简单的会议记录反映了赫鲁晓夫对问题的理解和态度：“会谈是从海军问题开始的”；“我们的某位顾问提示中国朋友，请向我们提出在建设核潜艇方面提供帮助”；“尤金弄错了”；“他们对这一切表示同意，但反对舰队拥有两位主人”；“关于雷达站的问题，他们说，我们自己可以建设这样的雷达站并供你们使用”；“关于顾问人员的问题，他们希望解除某些人员，对于顾问人员他们觉得很勉强”；“在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内查清这个问题”。最后的结论是：“这次访问是有益的，会谈是真诚的”。主席团会议“赞成这次访问”，认为“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良好的访问”。[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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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担心这一事件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赫鲁晓夫访华前后，苏联报刊在有关中苏关系的宣传方面，有了很大变化。中共中央宣传部注意到，苏联报刊在报道中加强了对毛泽东的报道，如详细报道了毛泽东视察农村的细节；有意烘托中苏友好的气氛，如《真理报》逐期介绍了中国发行的《中苏友好》杂志的内容；明显地突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如制作了新闻特辑“历史性的会见”等。[63]尤其是对中国一向敏感而可能因此影响中苏关系的“两个中国”的问题，苏联政府立即提上了议事日程。1958年7月1日，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龚澎约见苏联参赞克鲁季科夫，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政府在“两个中国”问题上强烈的反对立场，特别是针对最近美国在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玩弄“两个中国”阴谋的活动，中国政府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对策和方法，希望苏联方面予以配合。[64]显然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7月底苏联对外文化联系委员会才收到这份文件——此时正值赫鲁晓夫访华“聆听”毛泽东的批评。8月8日，苏联专门召开一次有各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出席的指导性会议，介绍中国政府在关于“两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并要求中国提供一份具体的指导性文件，发给苏联在各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利其实际操作。[65]随后不久，苏联使馆又通知中国外交部，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苏方副主席普什科夫教授因其所犯错误，已经受到严厉处分。事情的起因是，普什科夫执意要求中方派代表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及其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而这个组织内已有国民党的代表，为此，中国有关部门提请苏联使馆注意普什科夫的错误立场。[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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