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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1958年7月31日至8月4日赫鲁晓夫访华，与毛泽东举行了四次谈话。图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会谈公报的签字仪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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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下午5时至9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尤金没有参加，就在当天早晨，尤金因过度紧张和惊吓而脑出血，并导致偏瘫。会谈中，赫鲁晓夫首先絮絮叨叨地对苏联如何讨论应该建造潜艇而不是巡洋舰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解释。赫鲁晓夫坚决否认苏联曾使用过“共同舰队”的说法，认为是尤金转达有误，整个事情是“一次误会”，并一口咬定，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从来就没有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过两国共有的想法的影子”。苏联只是希望其海军舰队可以利用中国的海域对付美国人。赫鲁晓夫还委屈地说：“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侵犯主权的程度。你们这样看我们，令我们感到伤心。”听过赫鲁晓夫的解释后，毛泽东仅仅发了几句牢骚，便主动结束了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谈话。双方还约定，以后“永远不再提这样的问题”了。接着，赫鲁晓夫开始谈长波电台问题。赫鲁晓夫推托说，这个问题苏共中央没有讨论，是军方提出的。苏联的意图是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需要的时候用来指挥苏联在太平洋的舰队。如果中国同意苏联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参加电台的建设，那就更好了。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只是要求通过协议，允许苏联使用这个电台。同时，苏联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千岛群岛和北部海岸的电台也可以供中国使用。但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可以取消这个建议。毛泽东则强调，马利诺夫斯基提出苏联出钱，就是要有所有权。中国同意建立长波电台，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使用。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毛泽东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到此结束。[38]按照赫鲁晓夫的回忆，他当时还提出，苏联的舰队已经驶入太平洋，而海军基地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希望能够允许苏联潜艇在中国加油和修整。毛泽东表示拒绝，并毫不掩饰其不满情绪。[39]但会谈记录中没有这个内容，只提到苏联舰队战时使用中国海军基地的问题，而毛泽东对此是同意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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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双方讨论了苏联顾问和专家的问题。赫鲁晓夫主动提出：“顾问现在犹如人身上的脓包，要把它挤出去”，并“建议把顾问全部撤回”，如中国需要哪方面的专家，可以派人到苏联去学习。毛泽东说，苏联顾问“大部分都是好的，你们的人就是我们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有些毛病的只是极少数个别的人”。赫鲁晓夫仍坚持要调回的意见，毛泽东生气地说：“我只是说个别人，你就要把所有人都调回去”。赫鲁晓夫立即改口说：只是提个建议，“怎么办完全由你们决定”。于是，毛泽东决定：“不要回去，我们现在需要专家，将来还是需要的”。接着，毛泽东更明确地讲：“我们对经济、文教系统的专家没有意见”，有问题的只是个别人，是公安和军事系统的顾问，即使在这些领域，“在某些技术方面还是需要”专家的。赫鲁晓夫迎合了毛泽东的说法：“他们在这里做了蠢事，我们还是要负责的”，并再次提出把这些人全部撤退回国。毛泽东又不高兴了，对赫鲁晓夫说：“在你看来我是不应该提这个意见了？”赫鲁晓夫赶紧回答说：“当然应该提，心里有意见就应该提出来。我的意见也是请你考虑的。”毛泽东又对苏联军事顾问批评了一通，说他们不请自来。这时邓小平插话说：“可以考虑把顾问制改成专家制，像经济方面的专家一样。任务还是一样，工作也照旧，就是条件稍微有些不同。”赫鲁晓夫立即表示同意：“专家问题就交给你们处理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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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对事件过程的描述可以看出，是毛泽东过于敏感，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苏联的确有利用中国的海岸和军事基地的想法，但是，无论在长波电台还是海军援助的问题上，都没有设想更没有提出过租借权、所有权或“合作社”的问题。苏联一直希望能利用中国的海军基地，1945年斯大林迫使中国政府出租旅顺军港，目的就在于此。1955年1月赫鲁晓夫归还旅顺港后，苏联太平洋舰队出海活动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那时，赫鲁晓夫就想请中国提供帮助。1955年5月彭德怀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路过莫斯科时，赫鲁晓夫曾对他说，苏联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和空军力量，如果中国需要，随时都可与中国军队合作，今后要采取步骤加强这方面的合作。问题就是要研究合作的形式，以便能合法地、机动地发挥两国合作力量，保卫远东和平及安全。[42]所以，当苏联的核潜艇远航需要补给和无线电联系的时候，自然会想到利用中国海岸，问题就是这样提出的。正如戈尔什科夫向赫鲁晓夫解释的，苏联海军坚持要在海南岛建立长波电台，是因为美国的海军基地就设在夏威夷群岛、中途岛，尤其是在菲律宾和台湾。一旦出现危急情况，苏联太平洋舰队的舰艇可以在中国港口停泊和修理，这样就可以大大节省往返的时间，提高海军的战斗力。[43]库利克也回忆说，当时苏联没有一种导弹能够从苏联本土打到美国的西海岸，于是海军就想搞一个潜艇舰队，在必要时可以对美国实施导弹袭击。这样就需要在中国沿海停泊，需要有一个长波电台进行联络。俄国学者甚至认为，如果当时建立了共同舰队，苏联的核潜艇得以在太平洋游弋，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了。[44]赫鲁晓夫想的是，“这个建议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中苏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有同盟条约，而且长波电台和修理基地对中国海军也是需要的，再说根据礼尚往来的原则中国舰队也可以使用苏联的基地。“无论我们的舰队、中国的舰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军事设施，都是服务于一个目的：准备在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的时候进行反击”。所以，对于这个建议，“友好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肯定会欣然接受”，“不会有什么困难”。甚至在接到尤金的电报后，赫鲁晓夫还认为“只要当面谈谈，一切障碍即可迎刃而解”。[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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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没有想到的是，苏联海军坚持出资建立长波电台的做法引起了中方的如此反感和疑虑，尤金把苏联潜艇舰队停靠中国军港问题演绎为“共同舰队”，更加深了中国人的这种感觉，认为赫鲁晓夫是有意要通过租借的方式占用中国港口，或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事情过去很久以后，赫鲁晓夫才意识到，苏联的建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问题”，“触及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毛泽东和他的民族感情。赫鲁晓夫曾亲口对儿子说：“当时我们有些急躁，夸大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的意义”，并在回忆录中后悔地说：“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提出这个建议。”[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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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苏联领导人的想法并无恶意，提出合资建设电台和在中国港口停靠军舰也没有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只是苏联人提出建议的方式有些简单、唐突，特别是尤金在说明苏联的目的时，用词不当，未能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不过，应该说，毛泽东的反应显得过于敏感了。虽然在一个长期遭受外国侵略和凌辱的国家，从民族感情上讲，对于苏联这样的建议产生受到伤害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但毛泽东如此敏感，更重要的恐怕在于中苏之间同盟关系此时发生的微妙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中毛泽东本人的心态。对于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毛泽东早就心存不满，只是碍于当时中苏两国所处的不同地位而未曾表露。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苏联党居高临下指挥各方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这种时候，毛泽东怎能甘居被人指挥的地位，又怎能容忍赫鲁晓夫再重复斯大林时代的做法？！就在苏联提出长波电台问题的同时，中国要建立一个水声学研究站，并需向苏联购买一艘700吨的水声科学研究船。聂荣臻于7月12日给在莫斯科的外贸部长李强复电说，此事已经中央批准，“现决定我们自己在榆林建立水声研究站（不是中苏合作建），所需设备请苏方供应，费用由我们偿付，但凡国内能解决的应自己解决”。[47]如果苏联人稍微留意一下此时中国在类似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恐怕就不会如此冒失地提出类似的建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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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关于苏联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侵犯了中国主权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结果，也不是人们想象和传说的那样：中国撤回了对苏联援助的请求，并从而引发了中苏关系的破裂。实际上，赫鲁晓夫访华会谈中所有涉及的问题，都按照中国的意愿得到了解决。对这样的结局，双方都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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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波电台问题。8月3日，彭德怀和马利诺夫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建设、维护和共同使用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的协定》，即《八三协定》。其主要内容是：（1）长波电台由中国自己建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装备器材凡中国不能解决的请苏联援助，通过订货解决。苏联根据协定所提供的设计资料、装备器材和派遣的来华专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均由中国通过贸易账户偿付。（3）苏联使用该电台的问题由双方另行谈判。同年11月，中苏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提供设备器材和派遣专家的合同。1959年9月13日，苏联超长波电台台长伊林中校带着八人专家组来到中国，与中方技术人员共同组成了工程设计办公室，开始投入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工程设计。1960年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设计方案后，施工部队开始进入施工现场。[48]电台建成以后，苏联也一度使用过。[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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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7月22日会谈中彭德怀提出的中苏防空协定问题。彭德怀向马利诺夫斯基指出，原苏联起草的防空协定不平等，对两国友谊不利，故中方没有签字。马利诺夫斯基表示，此事可以重新审议。经双方商定，于11月20日在沈阳开会。为了给苏方一个台阶，陈毅在彭德怀的送审报告上还特别批示，要淡化处理，把苏方以前骗取签字的责任说成是下面人员的。11月25日至12月7日，苏联远东军区、外贝加尔军区与沈阳军区司令员签署了《关于雷达兵相互报知协同计划》和《防空兵力兵器在边境地带的协同动作计划》。随后，经两国国防部批准实施。[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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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中国提供海军新技术援助的问题。赫鲁晓夫回国不久，8月下旬罗舜初率海军代表团到莫斯科商谈新技术援助问题。正值此时，中国政府决定炮击金门。赫鲁晓夫对此一头雾水，不明所以，苏联海军的态度也明显冷淡，中国海军代表团自然是空手而归。直到葛罗米柯访华后得知中国并无意在远东大动干戈，赫鲁晓夫才放下心来。就在中国海军代表团回国的第二天，9月8日，赫鲁晓夫致电周恩来，同意向中国海军提供技术援助，并提议中国派政府代表团来莫斯科进行商谈。[51]经过谈判，1959年2月4日在莫斯科，海军司令员苏振华和曾任驻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即《二四协定》。除了认为尚不成熟的核潜艇技术，苏联几乎向中国敞开所有海军新技术的大门。根据协定，苏联将向中国出售629型导弹潜艇、633型鱼雷潜艇、205型导弹快艇、183型导弹快艇、184型水翼鱼雷快艇和Р-11ФМ型弹道导弹4枚、П-15型飞航式导弹2枚，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器材共51项设备的设计图纸资料，还有部分舰艇制造器材及导弹的样品，并转让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苏联的60名专家随即来到中国，协助开展设计和仿制工作。大部分技术资料和部分设备材料也陆续到货。这一协定的执行，对于中国海军从常规武器装备逐步向新的动力装置和导弹武器过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52]尽管没有提供核潜艇技术的援助，但在中国的要求下，苏联方面审阅了中国核潜艇设计制造领导小组准备的《原子动力潜艇初步设计设想》，并于1959年4月向中国提交了《对于导弹原子潜艇研究设计初步方案所提各项问题的答复》，对有关核潜艇总体设计、核动力和导弹武器等67个技术问题提出了比较明确而详细的意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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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顾问和专家问题。会谈后，中方立即采取了行动。赫鲁晓夫尚未离开北京，周恩来即在8月2日将两国政府关于苏联军事专家在中国工作问题的议定书草案送毛泽东审阅。议定书规定：苏联根据中国政府请求而派来的军事专家归中国政府支配，目前留在中国国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机关、军区、院校、部队中的苏联军事顾问，如果所在单位继续需要他们，应即改为专家，在双方商定的期限内继续工作。[54]至于在公安部的苏联顾问，根据中方的要求和7月31日会谈的精神，不久便全部被苏联撤回了。[55]接着，中国政府开始全面实施“尽量减少聘请苏联专家”的方针。8月23日国务院通知：“各部门聘请苏联专家必须严格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只有工作上确属需要的新技术、新专业和薄弱环节才可聘请专家。同时，要注意凡能聘请短期专家解决的，就不要聘请长期的专家，凡能够几个单位合聘的就要合聘。”[56]苏联方面也表明了同样的意向。1958年9月5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将在华苏联顾问全部撤回，并提议进一步减少在中国的苏联专家的人数。其理由是，一些专家“并不是总能够清楚地了解中国的政治形势和民族特点”，而苏共中央又“无法监督每一位在贵国工作的苏联专家的活动”，因此，这些专家长期留在中国，“在某些方面会束缚你们的工作人员的活动，并影响他们的进一步发展”。[57]中国接受了苏联的建议。10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一方面强调绝大部分苏联专家是优秀的技术人才，对他们应热情相待，并虚心向他们学习；另一方面重申了新的专家政策：“今后凡在我国各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一律取消顾问名称，统称专家”，总顾问改称专家负责人。只有在非聘请专家不可的部门和技术环节才能聘请专家，聘期以短期为主，一般不要延聘。[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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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中苏关于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的争吵及其所反映的矛盾实质，在后来双方的政治大论战中被夸大了，甚至歪曲了。[59]这样的结果，自然会影响到研究者对事情真相和实质的判断。其实，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而且在赫鲁晓夫访华时已经全部解决了。毛泽东把憋在心中的怨气发泄出去后，已经平静多了，还在谈话中对赫鲁晓夫本人大加赞扬。[60]赫鲁晓夫也对这次访问的结果十分满意，认为解决了所有有争议的问题。[61]赫鲁晓夫回国后立即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通报了访问的情况，简单的会议记录反映了赫鲁晓夫对问题的理解和态度：“会谈是从海军问题开始的”；“我们的某位顾问提示中国朋友，请向我们提出在建设核潜艇方面提供帮助”；“尤金弄错了”；“他们对这一切表示同意，但反对舰队拥有两位主人”；“关于雷达站的问题，他们说，我们自己可以建设这样的雷达站并供你们使用”；“关于顾问人员的问题，他们希望解除某些人员，对于顾问人员他们觉得很勉强”；“在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内查清这个问题”。最后的结论是：“这次访问是有益的，会谈是真诚的”。主席团会议“赞成这次访问”，认为“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良好的访问”。[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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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担心这一事件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赫鲁晓夫访华前后，苏联报刊在有关中苏关系的宣传方面，有了很大变化。中共中央宣传部注意到，苏联报刊在报道中加强了对毛泽东的报道，如详细报道了毛泽东视察农村的细节；有意烘托中苏友好的气氛，如《真理报》逐期介绍了中国发行的《中苏友好》杂志的内容；明显地突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如制作了新闻特辑“历史性的会见”等。[63]尤其是对中国一向敏感而可能因此影响中苏关系的“两个中国”的问题，苏联政府立即提上了议事日程。1958年7月1日，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龚澎约见苏联参赞克鲁季科夫，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政府在“两个中国”问题上强烈的反对立场，特别是针对最近美国在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玩弄“两个中国”阴谋的活动，中国政府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对策和方法，希望苏联方面予以配合。[64]显然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7月底苏联对外文化联系委员会才收到这份文件——此时正值赫鲁晓夫访华“聆听”毛泽东的批评。8月8日，苏联专门召开一次有各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出席的指导性会议，介绍中国政府在关于“两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并要求中国提供一份具体的指导性文件，发给苏联在各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利其实际操作。[65]随后不久，苏联使馆又通知中国外交部，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苏方副主席普什科夫教授因其所犯错误，已经受到严厉处分。事情的起因是，普什科夫执意要求中方派代表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及其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而这个组织内已有国民党的代表，为此，中国有关部门提请苏联使馆注意普什科夫的错误立场。[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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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风波到此结束，不过还有一个疑问：中苏本是盟友，有什么问题不能坐下来协商解决？作为一国领袖，毛泽东为什么会对苏联提出的建议表现得如此激动，怒不可遏？这固然可以用他的个人性格来解释，但如果把整个事情与赫鲁晓夫访华后不久发生的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万炮齐轰金门联系起来，那么，毛泽东如此大动肝火，很可能是别有一番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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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170289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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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二 炮击金门与赫鲁晓夫的尴尬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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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1958年的台海危机是人们普遍关注和感兴趣的题目，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对事件发展的基本过程也做出了比较完整和清晰的描述。西方学者和中国大陆学者利用的大体是相同的史料，他们的研究几乎也是同时起步的，其主要内容涉及毛泽东的决策、美国的反应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67]然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一个较大的缺陷，即研究者很少专门讨论在这次危机中苏联的立场和态度，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扩展了讨论的范围，他们的重点在于蒋介石的对策及美台关系内幕。[68]以及中苏之间的分歧。尽管不少学者提到这次危机是导致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但大多语焉不详。那么，对于毛泽东突然采取的这次军事行动，赫鲁晓夫究竟如何看待，莫斯科为此做出了哪些决定，中苏之间在处理危机过程中到底有什么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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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事件中，最令苏联领导人迷惑不解的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突然决定炮击金门，以致多年后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还感到纳闷：毛泽东究竟要干什么？[69]其实，这也是学者在研究中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关于炮击金门的目的，有人认为是支援中东地区的反美斗争，分散美国的军事力量和注意力，也有人认为是进行国内政治动员，给“大跃进”运动鼓劲；有人认为是试探美国保护台湾的政策底线，以确定对美政策的基本方针，也有人认为是要在远东打击美帝国主义，给它套上一根“绞索”；有人认为毛泽东被美国停止日内瓦谈判所激怒，决定教训一下美国，让它回到谈判桌来，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对苏联在对美斗争中的软弱表现不满，想通过实际行动显示其外交政策独立于莫斯科。[70]讨论的核心最后汇集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毛泽东采取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到底是不是为了占领金门？现在看来，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有依据的，而这些依据都是来自毛泽东本人说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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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毛泽东谈论炮击金门起因的这些话，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所说的。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最初做出炮击决定时说：金门炮战，意在击美，以实际行动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71]然而，27日毛泽东又突然决定放弃炮击行动。[72]再次决定打炮的当天（8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马。25日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打炮的主要目的是火力侦察，考验美国人的决心，还可以声援阿拉伯人民。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73]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公开声明后，9月5日毛泽东在有民主人士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发言说：我们并不是现在就要解放台湾，也不是现在就要在金门、马祖登陆，而是要给国民党一个惩罚性的打击，同时要美国紧张一下，这样来支援中东阿拉伯人民的斗争。[74]当天下午，周恩来请苏联参赞苏达利科夫转告赫鲁晓夫，炮击金门只是要教训金马守军，让它紧张，并不准备登陆。[75]第二天，周恩来和毛泽东分别会见来访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再次表示炮击金门不是要打台湾，也不是要登陆金门、马祖。[76]9月8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表讲话，说金马就是套在美国人脖子上的一根绞索，还说紧张局势对中国有利，可以进行国内政治动员。[77]危机消除后，毛泽东解释说：金门和马祖“还是留在蒋介石手里好。要解决，台、澎、金、马一起解决。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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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的目的到底何在呢？从决策时间上看，支援中东恐怕只是一个说辞，否则就不会在7月下旬中东危机最紧张的时刻放弃行动。[79]而一个月后再次决定实施炮击时，中东事件已经接近尾声了。[80]从决策逻辑上看，试探美国的政策底线并非目的，而是达到最终目标的手段和条件，关键问题是知道美国的政策底线后中国要采取什么行动。所谓“调动美国”，“让它紧张”，都是“试探”的结果，而不是事先的目的，因为当时还不了解美国的底线，如何就知道它会“紧张”，会被“调动”？“绞索”政策也是危机开始走向缓和时想出来的一种说法，是对大众做出的解释。[81]至于为“大跃进”鼓劲的说法，也很难站住脚。鼓舞干劲有各种办法，但唯一不可取的就是在全国上下集中精力和物力实现“大跃进”的同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除非能够事先确定这一行动必然成功，而这一点恰恰是毛泽东心中无数的。如果指望行动本身“鼓劲”，则采用这种激烈的方式大概是最得不偿失的：炮击金门两个月消耗的炮弹恐怕不是当年的大炼钢铁可以生产出来的。[82]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是需要搞清楚的，否则就很难理解苏联所采取的态度和措施针对的是什么，特别是中苏之间的分歧在哪里，为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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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史料和思考，笔者认为，毛泽东决定采取这次军事行动真正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仅仅通过炮轰的方式来封锁金门，造成一种气势和压力，迫使蒋介石主动放弃金门，从而实现收复全部沿海岛屿的既定军事战略和安全战略。[83]要实现这一目的，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蒋军缺少斗志，无心守岛，否则只能使战争升级，采取空中轰炸和强行登陆的办法，而这是毛泽东不愿意也不准备实施的；第二，美国置若罔闻，无意干涉，否则中国采取的行动非但无法达到目的，反而会引火烧身，造成严重后果。然而，对于这两点，毛泽东实在没有把握。因此，对于这次战役的真正目的，毛泽东除了在政治局常委这样极小的范围内有所透露外，是无法明言的。至于后来所说种种，都是事态变化后的解释而非初衷。其结果，甚至直接指挥战役的中国军事领导人都摸不清毛泽东的意图，[84]也就难怪苏联人会胡乱猜疑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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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全部沿海岛屿进而解放台湾是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早已确定的战略方针，但这一进程被朝鲜战争打断了。[86]战争结束后，由于美国新政府采取的“放蒋出笼”方针，蒋军加紧了对大陆的袭扰行动。[87]1954年初，中央军委确定了从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岛进攻的解放华东沿海岛的方针。[88]同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刊物《宣传通讯》发表述评，要求全党“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解放台湾的宣传”，并指出：“在朝鲜现实停战、印度支那恢复和平之后，我们就可能而且必要集中力量来进行解放台湾的斗争”，“希望和平解放台湾的想法是错误的”。[89]不久开始的解放浙江沿海岛屿战役导致了令毛泽东一忧一喜的两个结果，忧的是远东出现的紧张局势加速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和签订，喜的是中共的军事压力迫使美蒋做出主动撤离大陈等岛屿的决定。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危机还导致一个后果，即开辟了两国之间直接谈判的渠道。[90]这些都与中共下一步的行动决策和行动方式有着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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