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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三 赫鲁晓夫决定停止对中国核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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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发展之时，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莫斯科延缓以致最后停止了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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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上半年，中苏在核政策方面继续采取互相配合的方针，不仅如此，中国甚至提出了新的建议，主张成立中苏国防工业联席会议，实现全面的军事合作。[219]但此后双方的政策性分歧日益扩大，特别是毛泽东在炮击金门行动中的所作所为，与莫斯科的距离渐行渐远，这令赫鲁晓夫十分恼怒。这时他想到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中国正在研制核武器，而苏联正在致力于禁止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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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4月4日，赫鲁晓夫致信艾森豪威尔，宣布苏联政府已决定从今年3月31日起单方面停止核武器试验，建议美国和英国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步骤，以便尽快达成停止核试验协议。周恩来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220]5月9日，赫鲁晓夫又向禁止核试验迈出了一大步。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同意了西方的建议，即在日内瓦召开一个专家会议来研究为核禁试成立核查监控体系的可行性。在30日的另一封信中，赫鲁晓夫表示同意美国的建议，请英国和法国科学家参加专家会议，并表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也要参加。赫鲁晓夫还暗示应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信中说，从印度或“其他一些特定国家”邀请专家来参加会议也许是明智的。[221]尽管后来没有邀请中国出席，但在会议开始前夕，中国表示了支持的态度。新华社在6月26日的报道中表示，专家会议的讨论有助于核禁试条约的谈判。[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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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核专家会议于8月21日结束，会议乐观地宣告：科学家已经发现“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能力和限度而又可行和有效的监督体系，来侦察违反可能缔结的全世界停止核武器试验协定的行为，在技术上是可能办到的”。22日，美国和英国分别就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发表声明，准备迅速着手谈判，签署一项《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和在专家报告的基础上实际建立一个国际监督制度问题的协议》。美英都保证，“在开始谈判后一年的期间内停止进一步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223]值得注意的是，核专家会议在讨论建立“遍布全世界”的对核试验的监控网时，没有忘记把中国包括在内，而且这个建议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提出的。结果，会议报告提出的监控网中有八个站点位于中国大陆。[224]无论这一情况中国当时是否了解，《人民日报》在对会议进行报道时，并非无意地加入了这样的内容：美国有人士认为，“暂停试验一年也不会妨碍美国的原子扩军计划”；英国政府在宣布停止核试验的同时透露，当晚“在圣诞岛曾经发生了核装置的爆炸”。[225]这至少表明，中国对专家会议的结果并不满意，对其是否有效也持怀疑态度。不过，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个结果是他长期努力获得的一点令人欣慰的功绩。缓和的曙光似乎已经露出了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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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美英发表声明的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炮击金门的战役，这简直就是向赫鲁晓夫头上泼了一盆冷水。对于不久前毛泽东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当面提出的严厉指责，赫鲁晓夫还可以容忍，表现出相当宽容的姿态。[226]但是，对于中国领导人这次突然采取的如此重大的军事举动，莫斯科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不管毛泽东炮击金门的初衷如何，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这次台海危机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停止向中国进一步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原子弹的样品。[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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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这些做法，性格冲动的赫鲁晓夫确实感到无法容忍了。尽管在危机期间苏联两次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但是赫鲁晓夫这样做，除了有尽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责任之意，其逻辑的结果也预示了苏联将以此替换继续对中国的核技术援助。炮击金门前，1958年4月24日，赫鲁晓夫曾亲笔写信给周恩来说，关于按照1957年10月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方提供原子弹技术资料和样品的问题，苏联政府已委托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具体办理，最近期间内即可提供。[228]但台海危机后，赫鲁晓夫感到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痕，有些后悔与中国签订了核技术援助协定。在与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进行商议后，赫鲁晓夫决定P-12导弹等资料可以提供给中国，但“原子弹可得再考虑考虑”。苏联是否继续提供援助，要看中苏关系的变化，如果情况没有好转，“那他们掌握原子能技术还是越晚越好”。[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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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赫鲁晓夫的意图，苏方开始以种种借口拖延根据协定应向中国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即样品）和图纸资料。苏联先是要求必须有专门的储存仓库，等到中国将仓库盖好后，苏联又提出保密条件不够。在中国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苏联保密专家也表示满意后，苏方于1958年10月函复：“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国。但期限已到，莫斯科还是没有发出启运的命令。[230]俄罗斯报纸刊登的一则口述史料证实，准备提供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及技术资料早在半年前就装在两三节加了铅封的车厢里，并由警卫人员日夜守卫着。但是一直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事情一直拖到1959年年中，在中方以及在华苏联专家的一再催问下，中型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亚历山大·丘林直接给苏共中央挂了电话。[231]最后，赫鲁晓夫专门召集一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决定暂时停止中国提供核技术援助。[232]由此可以看出，如同决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援助一样，苏联做出暂停向中国提供核援助的决定，也是赫鲁晓夫个人起了决定性作用。[233]6月20日，就在中国代表团准备起程赴苏为此进行谈判时，苏共中央通过了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并于26日由苏联参赞苏达利科夫交给周恩来。这一文件是中国首先解密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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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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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有关普遍永久禁止试验核弹头的日内瓦谈判情况告诉你们，并且就今后苏联如何在技术上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核武器的计划同你们交换几点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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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在争取和平、裁军、禁止试验和使用核武器的斗争中，主动权多年来一直都是掌握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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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取得了这样的结果：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英被迫同我们进行停止试验核弹头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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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会议之前，于1958年曾在日内瓦召开过专家会议，就如何监督协定的执行拟订了共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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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日内瓦进行的禁止试验核弹头的谈判中，已经就协定的大部分条款取得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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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监察地下核爆炸的问题上曾经有过重大的分歧，因为仪器还不能准确地探知这种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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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在莫斯科时，提出过一项折中建议，即根据有关方面的要求规定在每个国家每年进行监察的固定“次数”。这个建议得到了我们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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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起初拒绝接受这项建议，但是过了些时候又不得不声明美国愿意研究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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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内瓦外长会议期间，苏、美、英三国外长几次会晤，讨论了禁止核试验的谈判进程。在这几次会晤中，赫脱和劳埃德外长都希望三国的专家能在最近再一次交换意见，研究发现高空爆炸的方法，制定关于如何确定派人监察的标准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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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在日内瓦召开这种专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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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方国家现在已经越发难以逃避就禁止核弹头的试验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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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使我们争取禁止核试验的努力获得成功，而且事情也正在向着有可能签订普遍永久禁止核试验的协定的方向发展。这将是社会主义阵营与和平事业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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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我们对于目前苏联援助中国制造核武器的措施方面的想法告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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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机部部长要求现在就把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炸弹的技术资料转交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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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要求的提出正赶上日内瓦会议在拟定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正赶上政府首脑会议即将召开。在首脑会议上无疑会研究禁止试验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在会前还未获解决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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