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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援助的方式有不同意见，中苏在如何利用外交手段消除危机方面也存在着很大分歧。中国主张通过中美及国共之间的直接谈判解决问题，苏联却反复呼吁由联合国或多边国际会议处理危机。在9月7日给美国总统的信中，赫鲁晓夫没有直接对周恩来一天前提到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倡议表态，却暗示可以召开多国会议，通过“共同努力”消除远东危机。葛罗米柯9月18日在联大的发言，也完全没有提及业已开始的中美会谈。而赫鲁晓夫在给艾森豪威尔的第二封信中，只是在谈到“没有积极成果”时，才提到这次会谈。[196]9月17日《人民日报》以《各国舆论注视中美会谈》为题的报道，提到了华沙、开罗、雅加达、仰光。在这串名单中，引人注意的是没有莫斯科。中国政府一向认为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不希望在国际范围进行讨论。18日，外交部转发了中联部的一个通知，其中特别提到，关于台湾问题，“防止向联合国呼吁，如有人提出，中国绝不接受；不允许任何人干涉中国内政”。[197]外交部长陈毅20日发表声明，借批评美国公开表达了这种意愿：“中国政府对于正在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寄予希望的，杜勒斯却扬言要把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提交联合国。而人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是被无理剥夺了的，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美国对于中美谈判究竟有多少诚意。”[198]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为了在苏联的参与下尽快消除危机，还是决定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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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紧张局势的措施，即争取10月初在新德里召开包括中、苏、美在内的十国首脑会议，讨论台湾问题，并委托苏联使馆通知中国，苏联政府将给各国首脑发信，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苏联政府还打算就此事与联大主席联系，希望得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理解和支持。[199]安东诺夫当天向周恩来递交了苏联政府的新建议，周答应尽快给予答复，并长时间阐述了中国的立场，核心意思就是：中国并不急于解决台海问题，并坚持反对将这一问题交由联合国裁决。[200]28日，副外长张闻天便起草了给苏联的书面答复，说明中国不怕事情拖下去，认为“苏联除公开表示支持我国以外，似乎不必忙于提出什么具体建议，对于各方面希望苏联出面斡旋的要求，也应该表示不急”。至于十国首脑会议的建议，现在提出还为时过早，其内容也还值得研究。[201]未等中国政府做出答复，30日安东诺夫又送来赫鲁晓夫给美国总统的第三封信，主要内容就是建议召开十国首脑会议。周恩来当时就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初步看法，并请他转告赫鲁晓夫。[202]10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认为，金马暂缓解放，使其成为把敌人套紧的绞索，比收复金马更为有利。故决定减轻对金马的军事压力，使蒋军能够生存下去。[203]同日，周恩来正式向安东诺夫详细讲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即决定暂不收复金门，准备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从10月6日起，停止炮击七天，此外还建议同蒋介石直接进行谈判，和平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至于莫斯科的建议，周恩来明确说，苏联政府不应发出第三封信和提出召开十国会议，最好还是继续要求美国撤军。安东诺夫提醒说，赫鲁晓夫信函的基本思想是避免爆发大战，特别是原子战争。周恩来则指出，现在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了。[204]苏联不得不收回了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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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估计是有根据的，因为毛泽东这时已经决定放弃收复金马的初衷。10月6日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台海局势便渐渐趋于缓和了。但此时中苏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分歧，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响尾蛇导弹事件。在9月24日温州地区的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发射了五枚美国刚提供的响尾蛇导弹，其中一枚坠地而未爆炸。中国政府发动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将导弹的部分残骸作为美国的罪证在北京展出。[205]这一消息立即引起正在研制空对空导弹的苏联军方的极大兴趣，并提出把导弹残骸送往苏联进行研究。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开始不予理睬，后来又推说正在研究这枚导弹，不能提供。这个答复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于是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还通过苏联顾问表达了对中方做法的不满。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而无法复原的响尾蛇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即自动导向系统的红外线传感器。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这件事伤害了我们的感情。[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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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台海危机从爆发到消除的全过程可以看出，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方面已经出现分歧，并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在确定基本方针时，苏联主张缓和，而中国强调紧张；第二，在协调双方的具体措施时，苏联主张行动一致，而中国强调“自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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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共二十大到莫斯科会议，赫鲁晓夫一直坚持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总方针。在危机爆发前三个月，苏联主持的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制定了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新措施”，决定单方面裁军，并与北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207]而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就做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并认为战争并不可怕，即使核战争也不必惧怕。苏联驻华使馆认为中国炮击金门的行动将“导致恶化国际局势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并促使美国方面采取战争边缘政策”。[208]中国驻苏使馆则批评苏联在中东危机中的做法“谨慎有余，政治勇气不足”，“害怕引起战争，急于摆脱紧张争取缓和”。[209]在危机高潮时，赫鲁晓夫在指责美国时提出：在我们的时代，“实力地位”和“战争边缘”政策是不可能得逞的。[210]毛泽东却大讲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211]尽管此时双方都没有直接批评对方的外交方针，但心里都清楚，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的沟通方面已经出现了障碍。当然，赫鲁晓夫的缓和并不是一味退让，否则他就不会在台海危机刚刚结束时便闹出了柏林危机。[212]而毛泽东的“战争边缘”政策也不是不留余地，否则他就不会适时地放弃炮击行动了。[213]不过，这些行为并不说明他们背离了各自已经确定的基本方针。[214]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由于双方都坚持自己的主张，这种分歧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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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一贯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统一行动，特别在对外政策方面要协调一致。后来因台海危机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争执时，赫鲁晓夫严肃地说：在重大问题上“我们必须协调国际政策”，并有必要“通过外交部的渠道就我们有分歧的重大政治问题交换意见”。[215]其实，毛泽东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也认为社会主义各国应该统一行动，例如在处理波匈事件的善后工作及莫斯科会议期间。[216]但是对于台湾问题，中国历来认为属于内政。正如危机期间中国外交部给驻外使馆的一份指示电所说，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至于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步骤”，“要由我国根据情况来决定，不容许任何人干涉”。[217]尽管中国也留有余地，承认与美国的关系属于外交，但实际上在危机期间，很难划清对蒋关系和对美关系之间的界限。毛泽东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拒绝苏联派军队到中国参战，反对苏联召开十国首脑会议的建议，无疑都是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对此，苏联大使馆当时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218]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理念中，以谁为主，是否需要统一行动，对于中苏而言实质上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问题。在赫鲁晓夫看来，这种态度明摆着就是对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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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者，苏联有义务承担起保卫各国安全的责任，何况还有中苏同盟条约作为法律依据。所以，尽管对毛泽东的做法不满，但是当美国进行核讹诈时，苏联必须出面反击，当中国需要援助时，苏联也不得不照单提供。从这一点讲，赫鲁晓夫参与解决危机的意图，与其说是要控制中国，不如说是要控制局势，是希望事态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纳入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当然没有忘记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更没有忘记在危机中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抗美国、稳定局势，但恰恰是这次危机损害了这种作用的发挥，也给中苏同盟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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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台海危机给赫鲁晓夫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不知道毛泽东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这一点由于危机期间出现的核恐吓及核保护问题而显得尤为尖锐。几个月以后，赫鲁晓夫终于做出决定：停止对中国的核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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