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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监察地下核爆炸的问题上曾经有过重大的分歧，因为仪器还不能准确地探知这种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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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在莫斯科时，提出过一项折中建议，即根据有关方面的要求规定在每个国家每年进行监察的固定“次数”。这个建议得到了我们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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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起初拒绝接受这项建议，但是过了些时候又不得不声明美国愿意研究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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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内瓦外长会议期间，苏、美、英三国外长几次会晤，讨论了禁止核试验的谈判进程。在这几次会晤中，赫脱和劳埃德外长都希望三国的专家能在最近再一次交换意见，研究发现高空爆炸的方法，制定关于如何确定派人监察的标准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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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在日内瓦召开这种专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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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方国家现在已经越发难以逃避就禁止核弹头的试验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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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使我们争取禁止核试验的努力获得成功，而且事情也正在向着有可能签订普遍永久禁止核试验的协定的方向发展。这将是社会主义阵营与和平事业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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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我们对于目前苏联援助中国制造核武器的措施方面的想法告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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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机部部长要求现在就把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炸弹的技术资料转交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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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要求的提出正赶上日内瓦会议在拟定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正赶上政府首脑会议即将召开。在首脑会议上无疑会研究禁止试验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在会前还未获解决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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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考虑到，如果西方国家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那么它们就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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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把以下几点想法告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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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条件下，我们认为应该将苏联专家的力量集中在帮助中国建立原子工业（包括生产裂变物质）上，这将成为生产核武器的基础。同时，根据在中国进行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的意见看来，中国要生产出裂变物质至少还需要两年，因为须要完成大量的工作来开采铀矿和建设原子企业。只有到那个时候，才需要成批生产核武器的技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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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在这段时间中，将会彻底澄清西方国家对于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态度。在这以后，将有可能作出我们今后如何共同行动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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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终于能够签订普遍永久禁止试验核弹头的协定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武器的试验，就会使西方国家有理由废除禁止试验的协定，宣布苏联破坏了这个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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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鉴于我们之间的兄弟关系，一旦发生战争的话，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将用来回击任何侵略者的侵犯，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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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会议和禁止核试验协定当然只是一个借口，苏联这时暂停提供原子弹样品及核爆技术资料，无非是要延迟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进度，推迟核爆炸的时间，试图以此向中国提出警告，并观察中苏关系的发展。不过，为了避免引起中国的激烈反应，莫斯科并没有全面断绝对中国的核援助。就在赫鲁晓夫为中国拒绝提供响尾蛇导弹实物而气恼时，1959年2月4日中苏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按此协定，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海军5型舰艇（常规动力导弹潜艇、中型鱼雷潜艇、大型和小型导弹艇及水翼鱼雷艇）、两种导弹（舰对地弹道导弹和舰对舰飞航式导弹）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器材等51项设备的设计技术图纸资料和部分装备器材，并转让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中国海军领导人为此兴奋不已。[235]而在苏联决定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同时，苏共中央书记处则讨论并批准了关于向中国派遣国防专业技术方面的专家和高校教师的报告。赫鲁晓夫亲自签署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和国防部于1959年9月派遣6名国防专业技术专家和高校教师到中国国防工业的科研院所去工作，派遣期限为1～2年，其任务是培养下列专业的中国技术人员：军事—电子—光学仪器；多级火箭的设计；水声学设备；操控火箭的仪器的计算和构造；红外线技术和热力自动导向头；坦克炮的稳定系统及高射炮瞄准随动系统的设计；用于大能量火箭的液体燃料技术。[236]除原子弹样品外，其他有关协定还在执行。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9年1月9日的决议，苏联国家航空技术委员会应该在1959年12月15日之前向中国提供П-15火箭使用的两套检测设备和一套地面装备。启运前发现，在附件中列入的特种汽车及一些复杂装备，由于该委员会没有现成储备，无法提供。为了保障及时供应，委员会请求国家计划委员会划拨必要的储备金，并请求国防部从现有的储备物资中供应这些产品。然而，国家计划委员会通知，本年度已不可能安排生产这些设备，而国防部则拒绝从现有的设备中调剂。为此，委员会主席杰缅季耶夫给部长会议打报告，请求将这些附件中的产品延期至1960年供应，并建议以部长会议命令的形式，责成有关部门按时生产和向中国供应这些产品。[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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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赫鲁晓夫违反协定的做法还是令中国领导人感到十分气愤，而且更加激发了中国科学家独立研制核武器的决心。后来，中国将首枚原子弹研制工作定名为“596”工程，充分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和科技人员对苏联的“义愤之情”。[238]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向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周恩来还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要求二机部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解决最急需的问题，并决定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为此，二机部提出了“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239]11月11日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呈交了《关于以自力更生为主解决新技术所需材料问题》的报告，其中也说到，现在有若干新型材料长期依靠进口，影响了新技术研究的进展速度。因此，“发展我国的新技术材料，必须采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240]苏联全面停止核技术援助是在1960年8月撤退专家之际。据宋任穷回忆，原计划1962年爆炸原子弹，苏联全面撤退专家后，三机部估计尽最大努力也要推迟到1964年爆炸，这一方案得到毛泽东的认可。[241]苏联违反协定，确实延误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但也必须承认，完全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要在七年（1957～1964）时间内试制成功原子弹是不可能的。[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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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苏共中央来信时，毛泽东正在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1959年生产指标，准备上庐山开会。中共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这样做就表明他要向西方国家让步，以达成停止核试验的协议，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同正在酝酿中的美苏首脑会议有关。中共中央还意识到，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在援助中国方面的态度一直积极的，这次突然违反协定，说明苏联可能要在中苏关系上采取新的方针。毛泽东主张对苏共中央的来信暂时不做答复，观察一下再说。[243]然而，毛泽东等到的是更加令他无法容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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