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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四 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中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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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夏秋，中国与印度之间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这一事件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近些年来，随着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出版，中印冲突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次事件不仅成为中印关系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中苏关系公开恶化的起点。[244]在分析中苏关系恶化的过程时人们注意到，1958年发生的炮击金门事件反映出中苏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及所采取的政策出现了不同趋向，而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苏联的消极反应表明了中苏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和选择。其结果，赫鲁晓夫因迁怒于毛泽东在台海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决定暂停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援助，毛泽东则因为莫斯科对中共倡导的共产主义试验表现出冷淡和否定态度而大发雷霆，提出要向赫鲁晓夫宣战。不过，这两件事最终并没有直接导致中苏之间分歧的公开化。令人意外的是，庐山会议后一个月发生的中印冲突，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涉及中苏关系，至少对于双方的根本利益并无伤害，却使得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无法按捺心中的怒火，最后竟导致中苏领导人面对面地激烈争吵，并随之将他们之间的政策分歧以讨论理论问题的方式诉诸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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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中国与印度之间冲突的起因是西藏问题。印度虽然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但出于对安全和利益的考虑，尼赫鲁总理一直期望西藏能以自治地位成为中印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早在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挺进时，印度政府就一再发出备忘录和照会，希望中国停止军事行动，并要求保留由“惯例和协定”带给印度的在西藏的特权利益。中国政府则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解放军必须进藏，以“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245]不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经过谈判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246]1956年4月西藏地方自治筹委会成立后，宣布6年不进行社会改革，交给达赖管理，中央只管外交、国防和交通。入藏的解放军官兵和行政干部5万余人大部撤回，只剩1万多人。对于西藏的民主改革何时进行，中央政府完全交由西藏自治政府决定。[247]这种做法对于印度来说，无疑是一颗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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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停战以后，中印关系迅速发展。通过1954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换文，规定了贸易市场的数量、地点和管理方式，以及贸易和进香的路线和手续。印度撤退了在西藏的武装卫队，并将印度在西藏的邮政、电报网点和驿站等移交中国。两国总理发表了联合声明，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支持印度的中立政策，印度则同意放弃过去英国的西藏政策。[248]在1954～1955年台海危机期间，印度作为“被优先考虑的谈判中间人”，坚定地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促进中美关系缓和，受到北京和莫斯科的信任。[249]周恩来在与印度大使拉·库·尼赫鲁谈话时，一再表示感谢印度的支持，并称印度“已成为东西方接触的中心”。[250]1956年，中印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一次会见中，印度大使转告周恩来，尼赫鲁总理认为，中印关系的加强，已经成为亚洲团结的重要因素，而且有利于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印度人民和印度政府都非常敬重毛主席。为了加强中印关系，印度政府希望，毛泽东主席能够考虑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印度。周恩来表示，毛泽东说过，如果他访问亚洲国家，一定要到印度去。[251]毛泽东本人则在与苏联大使尤金谈话时批评了斯大林对印度的政策，并承认由于受到斯大林的影响，在中国对印度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不少混乱。[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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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对此期中印关系的发展给予了积极评价。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任图加里诺夫在一份报告中注意到，为了保持中印友好，中国非常谨慎地处理与印度的关系。例如，尼泊尔与中国建交后提议互派大使，而中国考虑到印度反对，没有答应这一要求。结果是，中国驻印度大使兼任驻尼泊尔大使，而尼泊尔驻印度大使相应兼任驻中国大使。此外，在确定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时，正如刘少奇所说，考虑到印度在这一地区的特殊位置，中国现在不宜于以亚洲国家领导者的角色露面，否则会引起印度的担心，并吓跑摇摆不定的人。[253]苏联驻华使馆在1956年的工作报告中也指出，中印之间所形成的友好关系巩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减轻了许多外交任务的压力。印度政府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同时继续在中美关系中努力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中国政府在与柬埔寨、老挝和日本这些亚洲国家关系上，也都采取让印度做中间人的做法。这不仅有助于中国解决各种外交任务，而且有利于与印度建立更密切的关系。[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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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58年初，中印关系还没有显出危机的迹象。毛泽东在接见即将离任的印度大使时说，我们对印度的政策基本上是满意的，如果能主动些更好。在谈到召开大国首脑会议时，毛泽东说，裁军会议最好印度也参加，否则苏联就要一对三了（指苏联对美英法三国）；又说，中印都参加最好，如果中国不参加，有印度参加也好。在国际上印度是“合法”的，中国是“非法”的。[255]言语间俨然把印度当作了自家兄弟。但是，没过多久，这种友好和谐的气氛就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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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8年开始，中印在国际领域的合作遇到了麻烦。年初，苏联提出在亚洲建立无核区的提议。经考虑后，周恩来主张可以把这一提议与尼赫鲁建立和扩大“和平区”的建议联系起来，中国先出面与印度商议，并由印度首倡，中国再给予支持。[256]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印度没有接受中国的建议。到6～7月，在关于老挝事务委员会和向南越进口武器的问题上，印度的立场也出现了某种逆转。中国认为，迫于美国和吴庭艳分子的压力，以及力求协助在越南实现“力量均衡”的局面，印度人实际上正在帮助南越政权使美国提供武器合法化。在印度人的帮助下，越南事务国际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含混的决定，允许南越政权以“更换”法国远征军装备的方法来进口武器。周恩来就此问题专门致函尼赫鲁，但是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257]更使中国感到不满的是，在北京组织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批判的时候，尼赫鲁不仅袒护铁托，还极力打击印度共产党。中国认为，在反对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尼赫鲁和铁托之间已达成了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近期的一系列举动表明，他们就是以此为基础相互合作的。[258]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印关系因西藏风波而骤然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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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央政府只是宣布在西藏推迟改革，而在西藏以外的藏民居住区，民主改革依然按计划进行。1958年春天，四川省康巴地区部分藏民反对改革，并发动叛乱。叛乱分子和难民大批涌向西藏，又进一步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叛乱。1959年初，西藏地区出现了混乱局面，叛乱分子截断公路，积极同国外建立联系，其中包括同留在缅甸的蒋介石部队取得联系，并号召成立西藏“独立国”。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物不仅没有积极应对危机，反而与叛乱者暗中往来。3月10日拉萨发生武装暴动，叛乱者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驻在拉萨的机关。17日达赖喇嘛出走。19日夜间，叛乱者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了全面进攻。20日上午10时，解放军西藏区部队奉命讨伐，经过两天多的战斗，彻底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23日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周恩来28日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并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职权。人民解放军部队于4月8日由拉萨挥师南下，至21日晨，一举荡平西藏山南叛匪，完全控制了山南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北部所有边境要点。到11月，叛乱的主要力量被歼灭，西藏全境基本稳定。[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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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西藏发生的武装叛乱并不感到意外，对危机的处理也显得胸有成竹。早在拉萨叛乱爆发前，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关于入藏屯垦的指示中加写道：“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260]3月11日，叛乱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开会讨论应对措施，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刘少奇等人确定的方针是：如果反动派叛国，中央将采取坚决的行动予以平定。对达赖本人仍多方做争取工作，但是不要怕反动派把达赖劫走。敌人这样做，不论是否达赖本人的决定，对我们毫无坏处。对此，毛泽东表示完全赞同。12～15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致电中央提出，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示弱、胆怯、无能。建议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围而不攻，政治上采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只说平叛，不提改革，在平叛下改革，区别对待：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不改。还说，尽可能不让达赖走，将来要放也容易，万一跑了也不要紧。3月1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建议。刘少奇和邓小平说，当前首先是准备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藏军，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全面实行民主改革。周恩来指出，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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