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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622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四 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中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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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624 1959年夏秋,中国与印度之间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这一事件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近些年来,随着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出版,中印冲突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次事件不仅成为中印关系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中苏关系公开恶化的起点。[244]在分析中苏关系恶化的过程时人们注意到,1958年发生的炮击金门事件反映出中苏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及所采取的政策出现了不同趋向,而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苏联的消极反应表明了中苏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和选择。其结果,赫鲁晓夫因迁怒于毛泽东在台海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决定暂停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援助,毛泽东则因为莫斯科对中共倡导的共产主义试验表现出冷淡和否定态度而大发雷霆,提出要向赫鲁晓夫宣战。不过,这两件事最终并没有直接导致中苏之间分歧的公开化。令人意外的是,庐山会议后一个月发生的中印冲突,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涉及中苏关系,至少对于双方的根本利益并无伤害,却使得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无法按捺心中的怒火,最后竟导致中苏领导人面对面地激烈争吵,并随之将他们之间的政策分歧以讨论理论问题的方式诉诸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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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626 引发中国与印度之间冲突的起因是西藏问题。印度虽然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但出于对安全和利益的考虑,尼赫鲁总理一直期望西藏能以自治地位成为中印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早在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挺进时,印度政府就一再发出备忘录和照会,希望中国停止军事行动,并要求保留由“惯例和协定”带给印度的在西藏的特权利益。中国政府则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解放军必须进藏,以“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245]不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经过谈判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246]1956年4月西藏地方自治筹委会成立后,宣布6年不进行社会改革,交给达赖管理,中央只管外交、国防和交通。入藏的解放军官兵和行政干部5万余人大部撤回,只剩1万多人。对于西藏的民主改革何时进行,中央政府完全交由西藏自治政府决定。[247]这种做法对于印度来说,无疑是一颗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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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628 朝鲜停战以后,中印关系迅速发展。通过1954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换文,规定了贸易市场的数量、地点和管理方式,以及贸易和进香的路线和手续。印度撤退了在西藏的武装卫队,并将印度在西藏的邮政、电报网点和驿站等移交中国。两国总理发表了联合声明,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支持印度的中立政策,印度则同意放弃过去英国的西藏政策。[248]在1954~1955年台海危机期间,印度作为“被优先考虑的谈判中间人”,坚定地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促进中美关系缓和,受到北京和莫斯科的信任。[249]周恩来在与印度大使拉·库·尼赫鲁谈话时,一再表示感谢印度的支持,并称印度“已成为东西方接触的中心”。[250]1956年,中印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一次会见中,印度大使转告周恩来,尼赫鲁总理认为,中印关系的加强,已经成为亚洲团结的重要因素,而且有利于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印度人民和印度政府都非常敬重毛主席。为了加强中印关系,印度政府希望,毛泽东主席能够考虑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印度。周恩来表示,毛泽东说过,如果他访问亚洲国家,一定要到印度去。[251]毛泽东本人则在与苏联大使尤金谈话时批评了斯大林对印度的政策,并承认由于受到斯大林的影响,在中国对印度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不少混乱。[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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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630 莫斯科对此期中印关系的发展给予了积极评价。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任图加里诺夫在一份报告中注意到,为了保持中印友好,中国非常谨慎地处理与印度的关系。例如,尼泊尔与中国建交后提议互派大使,而中国考虑到印度反对,没有答应这一要求。结果是,中国驻印度大使兼任驻尼泊尔大使,而尼泊尔驻印度大使相应兼任驻中国大使。此外,在确定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时,正如刘少奇所说,考虑到印度在这一地区的特殊位置,中国现在不宜于以亚洲国家领导者的角色露面,否则会引起印度的担心,并吓跑摇摆不定的人。[253]苏联驻华使馆在1956年的工作报告中也指出,中印之间所形成的友好关系巩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减轻了许多外交任务的压力。印度政府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同时继续在中美关系中努力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中国政府在与柬埔寨、老挝和日本这些亚洲国家关系上,也都采取让印度做中间人的做法。这不仅有助于中国解决各种外交任务,而且有利于与印度建立更密切的关系。[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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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00632 直到1958年初,中印关系还没有显出危机的迹象。毛泽东在接见即将离任的印度大使时说,我们对印度的政策基本上是满意的,如果能主动些更好。在谈到召开大国首脑会议时,毛泽东说,裁军会议最好印度也参加,否则苏联就要一对三了(指苏联对美英法三国);又说,中印都参加最好,如果中国不参加,有印度参加也好。在国际上印度是“合法”的,中国是“非法”的。[255]言语间俨然把印度当作了自家兄弟。但是,没过多久,这种友好和谐的气氛就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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