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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8年开始，中印在国际领域的合作遇到了麻烦。年初，苏联提出在亚洲建立无核区的提议。经考虑后，周恩来主张可以把这一提议与尼赫鲁建立和扩大“和平区”的建议联系起来，中国先出面与印度商议，并由印度首倡，中国再给予支持。[256]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印度没有接受中国的建议。到6～7月，在关于老挝事务委员会和向南越进口武器的问题上，印度的立场也出现了某种逆转。中国认为，迫于美国和吴庭艳分子的压力，以及力求协助在越南实现“力量均衡”的局面，印度人实际上正在帮助南越政权使美国提供武器合法化。在印度人的帮助下，越南事务国际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含混的决定，允许南越政权以“更换”法国远征军装备的方法来进口武器。周恩来就此问题专门致函尼赫鲁，但是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257]更使中国感到不满的是，在北京组织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批判的时候，尼赫鲁不仅袒护铁托，还极力打击印度共产党。中国认为，在反对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尼赫鲁和铁托之间已达成了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近期的一系列举动表明，他们就是以此为基础相互合作的。[258]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印关系因西藏风波而骤然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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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央政府只是宣布在西藏推迟改革，而在西藏以外的藏民居住区，民主改革依然按计划进行。1958年春天，四川省康巴地区部分藏民反对改革，并发动叛乱。叛乱分子和难民大批涌向西藏，又进一步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叛乱。1959年初，西藏地区出现了混乱局面，叛乱分子截断公路，积极同国外建立联系，其中包括同留在缅甸的蒋介石部队取得联系，并号召成立西藏“独立国”。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物不仅没有积极应对危机，反而与叛乱者暗中往来。3月10日拉萨发生武装暴动，叛乱者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驻在拉萨的机关。17日达赖喇嘛出走。19日夜间，叛乱者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了全面进攻。20日上午10时，解放军西藏区部队奉命讨伐，经过两天多的战斗，彻底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23日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周恩来28日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并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职权。人民解放军部队于4月8日由拉萨挥师南下，至21日晨，一举荡平西藏山南叛匪，完全控制了山南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北部所有边境要点。到11月，叛乱的主要力量被歼灭，西藏全境基本稳定。[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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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西藏发生的武装叛乱并不感到意外，对危机的处理也显得胸有成竹。早在拉萨叛乱爆发前，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关于入藏屯垦的指示中加写道：“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260]3月11日，叛乱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开会讨论应对措施，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刘少奇等人确定的方针是：如果反动派叛国，中央将采取坚决的行动予以平定。对达赖本人仍多方做争取工作，但是不要怕反动派把达赖劫走。敌人这样做，不论是否达赖本人的决定，对我们毫无坏处。对此，毛泽东表示完全赞同。12～15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致电中央提出，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示弱、胆怯、无能。建议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围而不攻，政治上采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只说平叛，不提改革，在平叛下改革，区别对待：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不改。还说，尽可能不让达赖走，将来要放也容易，万一跑了也不要紧。3月1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建议。刘少奇和邓小平说，当前首先是准备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藏军，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全面实行民主改革。周恩来指出，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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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中共中央对于西藏的叛乱并不惊慌，甚至认为是一件好事，可以借此推进民主改革。麻烦在于牵涉到印度，而印度当时是中国的朋友和国际合作的伙伴。周恩来认为此次叛乱与印度当局有关，并非一时猜测。早在1956年底，周恩来访问印度时，就曾提请印度政府注意西藏逃亡分子与噶伦堡当地反动分子相勾结，对西藏从事颠覆和破坏活动的情况。1958年1月12日，周恩来在同印度大使谈话时，再次提到这一问题。7月10日外交部给印度的照会指出：根据中国政府掌握的可靠材料，活动在噶伦堡的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特务分子、当地特务分子以及西藏的反动分子，最近正在加紧对中国西藏地方的阴谋破坏活动。他们利用噶伦堡作基地，积极策动并组织潜伏在西藏内部的少数反动分子，阴谋发动武装叛乱，以达到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叛国目的。为此，中国希望印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取缔这些颠覆和破坏活动。8月2日印度政府复照，否认噶伦堡是颠覆和破坏活动的基地，并声明印度政府将“按国家法律对那些从事于任何此种非法活动的人采取行动”。[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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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噶伦堡地区的非法活动也未停止。1959年2月14日苏联外交部交给中国驻苏使馆的一则情报说，印度噶伦堡地区是西藏流亡分子活动特别严重的地区，噶伦堡十之八九的房屋都是西藏人购置的。那里有英国的间谍网，达赖喇嘛的弟弟吉亚洛·丹都和前西藏财政部长齐邦·沙喀巴领导的反华集团就居住在这里。他们控制了泰尔巴·竹林佛教寺，还掌握着有当地唯一的藏文报纸《泰平天镜报》，大肆进行反华宣传，并通过走私的办法，把报纸和武器偷运到西藏。沙喀巴的活动1957年达到高峰。由于中国政府的抗议，印度政府曾警告沙喀巴不要再从事反华活动，现在主要是秘密宣传活动。有人认为，丹都和沙喀巴掌握着达赖喇嘛的大部分财物，并与印度高级官员有密切联系。[263]就连美国国务院也承认：“新德里确实以各种非官方的方式鼓励对西藏人的同情，印度收留了12000多名西藏难民。”[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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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拉萨暴动发生前，印度舆论就对西藏问题表现出特殊的关切。如《政治家报》说：“达赖喇嘛对政府的管辖权处于危险中”，“中国的直接统治可能取而代之”；还说印度“在感情上”反对中国对西藏这块“神圣国土”进行干涉。《邮报》指责中国“吞并西藏”，说“印度不得不同一个残酷无情和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打交道”。叛乱发生，特别是平叛开始以后，报刊和电台更是发出一片反对和攻击中国的声音。《思想》周刊指出，中国人要把西藏作为殖民地，而印度则要帮助西藏争取“真正的自治”，这是关系印度国境安全的问题。《政治家报》声称：印度“北部的边境由于自然条件数千年来一直是安全的，现在这种安全已经被打破了”。不过，印度政府的态度还比较温和。虽然3月10日、14日和15日，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出面接见了来访的叛乱分子代表，但尼赫鲁于23日发表声明，说印度无意干涉中国内政，相信纠纷会和平解决。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也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纠纷。针对一些议员要求就西藏问题举行特别辩论的呼声，人民院议长阿延加尔说：我们同中国有最友好的关系，本院从来不讨论他国的内政问题。[265]对此，中国采取了忍而不发的方针。3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示，现在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账。对印度当局和尼赫鲁暂不公开点名，噶伦堡是叛乱指挥中心也暂且不提。[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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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令发布和达赖进入印度以后，印度政府的做法开始引起中国的强烈反感。3月30日，尼赫鲁发表讲话，表示“同情西藏人民”，否认噶伦堡是叛乱指挥中心。31日尼赫鲁接见以鲁康娃为首的西藏叛乱分子代表团。[267]4月3日印度通知中国使馆，达赖已于3月31日抵达中印边界，并事前要求印度准予政治避难。印度政府对此表示同意，尼赫鲁还在人民院宣布，达赖在印度期间将得到受尊敬的待遇。[268]4月5日尼赫鲁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达赖是自己来到印度的，在印度不会进行政治活动；又说印度“深切关心西藏的自治和允许西藏以其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自治”。9日尼赫鲁谈西藏问题三原则：保护印度的边界和安全；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保持西藏自治。10日尼赫鲁拒绝了要求万隆国家举行会议动员世界舆论支持西藏的建议。在13日的一次集会讲演中，尼赫鲁指责中国没有遵守给予西藏自治的协议和对印度提出的保证，那里发生了武装干涉。18日达赖一行到达印度政府为其提供的住地提斯普尔，印度外交部向记者散发了用英文写作的《达赖喇嘛声明》。声明说：“西藏人一向有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中国政府把它的宗主权强加在西藏身上”，1951年《十七条协议》也是“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达成的。声明还称：“达赖喇嘛愿意断然声明，他离开拉萨和西藏到印度来，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的。”24日尼赫鲁到穆索里单独会见达赖，并与其长谈。[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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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毛泽东决定开始反击。4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强调要马上准备对西藏叛乱事件以及印度当局的态度发表评论，要求《人民日报》写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毛泽东指出，现在英国、美国、印度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我们要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4月18日印度官员散发达赖声明，毛泽东在第二天指示：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22日，毛泽东又指出：从3月17日起，尼赫鲁仅在议会中就发表了五六次讲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为的是看他要走多远，有意后发制人，现在可以回答他了，《人民日报》要抓紧写出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270]4月25日，毛泽东给胡乔木等人写信，为反击定了调子：“‘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但又特别叮嘱，不要直接攻击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271]当晚，毛泽东又对起草社论的胡乔木和吴冷西讲：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能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对达赖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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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夹在印度右派势力与中国之间，既要安抚国内舆论，保持政治稳定，又不能得罪中国，引起双边关系紧张，颇有些举步维艰。中国发起的宣传攻势，对印度政府形成了巨大压力。在5月8日一次宴会上，印度驻苏代办主动向中国使馆人员表示：印度珍视同中国的关系，给达赖政治避难合乎国际法，也是迫于形势。印度有大量佛教徒，他们把达赖视为活佛。印度希望达赖自愿回到中国，欢迎中国派代表与达赖面谈。[273]尽管迫于舆论压力，逐渐放松了对达赖公开活动的限制，但印度政府尽力显示与西藏问题保持距离。22日印度国防部长回答记者问时强调中印友好，说印度不会改变不结盟政策，也不愿卷入冷战。印度渐渐感到，达赖和难民已经成为包袱，多次表示希望周恩来与尼赫鲁会谈，解决达赖返回西藏的问题。[274]6月20日达赖在记者招待会上要求成立大西藏，恢复1950年前西藏的地位，“中国人退出西藏”。23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拒绝对达赖的讲话发表意见，但对记者说，达赖所说成立流亡政府的情况不会在印度出现，因为印度政府不承认西藏是主权国家。[275]30日印度政府发表声明，不承认单独的西藏政府。中国驻印使馆报告，7月以来，印官方人士多次主动与中国外交官接触，“虽仅寒暄，但故示友好，这是西藏问题发生以来少见的现象”。[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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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不仅引起了印度的恐慌，也让苏联感到突然。直到1958年底苏联外交部南亚司仍然认为，“印度对华政策是印度全盘外交政策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印度和中国在解决一系列国际问题的方法和态度上存在着分歧，但这并没有对两国的合作造成严重阻碍”。[277]西藏问题初起，苏联一方面公开支持平定西藏叛乱，一方面表示非常关心，希望知道中方的态度，还劝告不要让达赖跑掉，以免引起后患。[278]得知“中国朋友们打算暂不公布他们掌握的印度干预西藏事件的事实”，目前主要任务是中立和争取印度后，莫斯科稍为放心。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3月31日的报告，在对事实的描述和结论方面，与中国的说法基本一致。[279]自中国开展针对印度的宣传攻势后，苏联的态度有所变化。虽然在西藏问题上继续支持和配合中国，但是凡涉及印度的问题，则一概保持沉默。如谈到叛乱的原因时，从不摘引有关“外国反对派”的字样，有关达赖的消息也很少报道。对此，苏联外交部解释说，把叛乱镇压下去就算了，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宣传，以免影响中印关系。[280]苏共中央确定的原则是：“支持中国的正义事业，但不要恶化与尼赫鲁的关系。”[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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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与印度的关系，防止尼赫鲁倒向帝国主义方面，苏联在此期间极力向印度示好：提供15亿卢布贷款；帮助建设一系列重要企业；外交、经济和文化交往频繁。以致中国驻苏使馆认为，苏联的这些做法与中国对印度的步调“甚不调和”。[282]另一方面，苏联也开始劝导中国人。5月4日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对来访的中国副外长张闻天说，最近尼赫鲁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似乎已经比较清醒了，并暗示说，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不应无端地使中印关系趋向尖锐化。言语中透露了莫斯科的考虑：担心中印关系紧张不利于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283]5月6日，苏驻印文化参赞叶菲莫夫向中方转述了印度官方私下表示的立场，说印方的担心有四点：西藏自治地位的丧失使其不能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带；印度就边界问题一再向中国提出意见，而中国迄今没有明确表示；印藏贸易将断绝并直接影响印度经济；尼赫鲁要求访问西藏，中国开始没有表示，后来加以拒绝。印方希望苏联能为消除中印误会和改善中印关系做些事情。[284]5月8日尤金向陈毅外长递交了有关印度想要缓和中印关系的情报材料，并说尼赫鲁的处境很困难，由于受到国内外的压力，他是动摇的，但也在设法找出路。中印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分歧加深，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首先是被美帝国主义加以利用。陈毅表示感谢，并重申了中国的立场：主要是争取达赖，争取尼赫鲁，孤立叛国集团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但是不批评不行，反华行动会越闹越凶。[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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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月下旬，苏联驻印大使告诉中方，印度政府为避免发生尖锐冲突，想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苏联使馆还转告了一位接近尼赫鲁的议员的话：“整个西藏问题正在消失中”。[286]然而，就在莫斯科感到冲突即将过去时，一场新的危机正在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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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问题给印度政府带来的只是麻烦，而真正令其不安和恐慌的是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着1700余公里未定的边界线。印度独立以后，坚持认为1814年英国殖民者单方提出的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东部边界线。新中国政府成立后曾表示，尽管清王朝、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均未承认过麦线，但中国方面不会越过此线，并愿在此基础上商谈和确定中印东部边界线。由于这一地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故双方虽主张不合，却也未发生实际接触和争端。印度方面在与西藏接壤的边境地区共有70个军事据点，驻军7206人。但从中方来看，除少数地区（如山南）有藏军驻守外，边界地带实际上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1959年4月，追剿叛匪的中国军队进驻山南边防要地，在完成剿匪任务的同时封锁边境，控制了麦线以北的边界地区，但从未越线南下。[287]于是，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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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局势动荡引起了印度的担心，中国军队进驻麦克马洪线地区，更令印度政府感到不安。1958年12月14日尼赫鲁致函周恩来，提出中印之间不存在边界争议问题。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回信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建议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目前应维持现状。3月23日尼赫鲁再函，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麦克马洪线，因为这条线是在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由中国中央政府、西藏和印度三方划定的。[288]中方在内部讨论时提出，中印边界问题近来争议较多，是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1959年边界工作任务是为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做好准备。除对争议地区进行必要的交涉，加强边防，防止新的侵占外，必须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全面部署和大力加强边界的调查和勘察工作，并分别拟出解决方案。中印边界是重点，鉴于一时尚难勘察完毕，无法很快提出一个系统详尽的解决方案，应先就目前几个争执地点进行调查研究，拟出谈判方案，以应需要。[289]然而，未等中方答复，印度便开始单方面行动。4月印度军队在东段边界向北推进，并越过麦线建立边境哨卡。5月5日，周恩来于昆明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建议令“西藏和南疆军区抓紧目前时机和气候条件，在我国边境线上比如在数公里以内控制有利地形，先机增设哨所，但在增设哨所以后，责成部队仍继续停止巡逻。如印军入侵，我当劝其撤走，避免武装冲突”。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6月22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要求其迅速撤军。8月9日印军再次越线建卡，占据了朗久地区一个叫马及墩的小村子。此时中国政府确定的方针是：控制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既不越界，也不正式承认，避免军事冲突，如印度越界则采取外交途径进行交涉，但拒绝地方性谈判。25日，中国军队行至马及墩，与印军遭遇，随即发生枪战。双方战斗约1小时，印军被击毙2人后退回朗久，27日撤出朗久，退往麦线以南。[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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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相互承认边界线的情况下，双方军队在同一地区巡逻，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边界争端。笔者同意马克斯韦尔的论断：“朗久事件是一次偶然的冲突”，当双方对峙的武装部队逼近一条尚未标定的边界时，发生这类冲突是预料之中的。[291]然而，因一次偶发的边界冲突而酿成一场国际上的轩然大波，并导致中印之间长期对立，甚至爆发战争，则是出人意料的。朗久事件发生后，印度再次掀起反华高潮，在政治、外交、舆论等多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中方在边界问题上让步。尼赫鲁改变了过去的温和态度，数次在人民院和联邦院指责中国“侵入”印度东北边境地区是一种“明显的侵略事件”，中国没有实现其对缅甸和印度关于麦克马洪线的保证，并强调只有接受麦线才可能进行边界谈判。8月31日，人民党议员辛格呼吁印度政府应派飞机轰炸中国修建的穿越拉达克东部地区（中印边界西段争议地区）的公路。9月4日，拉达克大喇嘛巴库拉要求政府立即“采取反侵略措施”。印度各大报纸更是推波助澜，不仅谴责中国对印度的“侵略”，而且挑拨中国与不丹和锡金的关系，声称印度有责任保证其保护国的安全。很多报纸攻击中国发动“冷战”，“加剧国际紧张局势”。[292]西方报纸也纷纷指责中国军队侵犯印度领土，并威胁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的安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积极策划将西藏问题列入联大议程。[293]按照中国总参情报部的说法，这次反华高潮“来势很凶猛”，“尼赫鲁亲自挂帅”，“右派气焰更是嚣张”。印度国内“霾云满布，乌烟瘴气”，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中印关系处于“十年来的最低潮”。[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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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际上喧嚣的反华浪潮，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印关系。会议的结论是：第一，中印边界从来没有划定，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中国政府不能承认；第二，这次中印边境冲突事件是印度军队越过麦线侵占中国领土引起的，而不是中国侵占了印度领土；第三，中国建议维持现状，双方按兵不动，准备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295]第二天，章汉夫副外长向各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节介绍了中印边界情况和中国的立场。[296]11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做报告，着重阐明了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态度和方针。报告说，印度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利用边界纠纷，掀起新的反华运动，而印度政府也企图借此机会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片面主张。这种强加于人的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但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友好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297]12日，由周恩来改定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发表。对于印度和西方的反华叫嚣，毛泽东早有准备，并不感到棘手，而让中共非常不满和意外的是，莫斯科竟然宣布中立，甚至还对中国进行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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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久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反应似显迟钝。8月27日，周恩来才召集外交部和军方进行商议，并于当晚报告毛泽东。[298]29日，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向苏联大使通报了冲突情况及中方的看法。[299]9月6日，外交部正式向苏联使馆通报情况，并告知：中国政府将要发布文件和材料，说明这次冲突的真相和中印边界状况。[300]直到9月10日前，中国报纸没有报道任何有关中印边界冲突的消息。很可能，中国一方面在了解事情真相，一方面因事态严重，需要与莫斯科沟通。无论如何，苏联在得知中国的看法并即将发布文件的情况后，立即做出了反应。9月8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对中国的做法提出异议，并认为中印边界冲突事件将恶化印度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导致印度改变对外政策，并被某些人利用，在苏美首脑互访前夕使国际局势复杂化。[301]9日上午，苏联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又向陈毅面交了一份塔斯社声明的文稿，并说该声明将在10日发表。声明的矛头是针对“西方国家的某些政治集团和报纸”的，指责最近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喧嚣是为了离间中印关系，破坏和平共处的思想，特别是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扰乱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互访。在强调苏联与中国的“兄弟友谊”及同印度的“友好合作”后，声明对中印边境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并希望中印两国政府考虑到双方利益而“解决所产生的误会”。陈毅当即表示，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意见已经在几天前告诉苏方，希望苏方暂缓发表这个声明，并指出中印边界冲突不一定会对赫鲁晓夫访美带来消极影响。当天下午6时20分（莫斯科时间下午1时20分），中国电台广播了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随后，章汉夫会见安东诺夫，递交了周信的副本，并转告陈毅的意见：希望苏联能注意到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事件的立场、观点和政策，停止发表塔斯社声明。然而，莫斯科时间当晚7时苏联还是按照原稿播发了塔斯社声明。[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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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为什么不顾中方的一再劝阻，要迫不及待地就中印边界冲突发表声明？事后安东诺夫对中国外交部解释说，联系不畅，使馆给莫斯科打通电话时，声明已经发表。曾涌泉反驳说：塔斯社有点太着急了，既然把声明底稿交给我们看，就意味着要听取我们的意见，因此应该多等待一下。苏方又辩解说，声明的内容并无不妥，且责怪中方提供情况和材料都比较迟，还埋怨说，事件发生后，全世界都在大喊大叫，而中国一直保持沉默。苏联不了解情况，又担心尼赫鲁承受不住压力，故需要表明态度。[303]苏方的说法自然是外交辞令，但还是道出了部分实情，即莫斯科担心中国的公开表态可能进一步使局势复杂化。外交部远东司代理司长贾丕才对中国使馆承认，周总理给尼赫鲁的信很好，但坚持认为，中苏的主要敌人是美国，目前的关键问题是不要让局势紧张。[304]赫鲁晓夫后来也回忆说，苏联急于表态是因为不同意中国在边界问题上采取对抗的做法，更反对把尼赫鲁作为敌人的评价。[305]贾丕才的回忆讲述了塔斯社声明的起草过程：赫鲁晓夫当时正准备访美，并想为这次访问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没想到此时发生中印边界冲突，他极为恼火。9月8日，葛罗米柯叫贾丕才立即起草一份塔斯社声明。后者在初稿中指出：中印之间发生冲突，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苏联对此表示遗憾。葛罗米柯看后认为太平淡，责令他写得更尖锐一些，还说修改后要立即报送赫鲁晓夫批准。第二天莫斯科广播的就是赫鲁晓夫认可的修改稿。[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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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塔斯社声明9月10日见报的同时，中国按照既定部署，于10～12日开始刊出有关中印边界冲突的消息、印度及西方掀起反华浪潮的情况及中印两国政府的文件，并于11日在《人民日报》第2版全文刊登了塔斯社声明。[307]苏联则继续搞平衡政策：12日和13日各大报同时摘要刊登中印双方关于边界问题的重要文件，中国的文件在前，字数稍多，一般都不加标题，或标以“消除紧张”、“用友好方式消除误解”等字样。与此同时，12日赫鲁晓夫接见印度驻苏大使，13日发表关于苏联贷款15亿卢布给印度的协定公报。中国驻苏使馆的看法是：边界事件发生后，苏联的态度更加“暧昧不明”；声明虽以“兄弟”和“朋友”的称呼表明苏联与中、印关系的区别，但对其间的是非问题没有表态，“缺乏鲜明的原则立场”；苏联既要支持中国，“又深怕得罪印度”，“采取调和主义态度”；苏美首脑会见在即，苏联为创造和缓气氛，希望大事化小，避免再生枝节。[308]中共中央对莫斯科的表现极为不满，在9月13日给苏共中央的回信中，批评苏联政府“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采取迁就和妥协的立场”，指责塔斯社声明“向全世界暴露了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陈毅在转交这封信时说：“声明对中国非常不利”，而在印度、美国和英国，许多人非常高兴并欢迎这份声明。[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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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苏联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两个月前，苏联领导人就得到情报说，美国政府打算积极地站在印度一边，艾森豪威尔已经建议尼赫鲁“保持坚定”，并问他需要多大援助。[310]印度国内局势的确很不稳定，尼赫鲁受到四面攻击，“早已招架不住，步步退让”。[311]此外，如印共总书记高士所说：“印中关系恶化对印度共产党的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敌人把共产党员称为“第五纵队”，人们在选举中不再投印共的票。[312]因此苏方认为，即便能推翻尼赫鲁，上台的也绝不可能是印共领导人，而是更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这对社会主义阵营不利。[313]应该说，莫斯科采取中立态度，至少在此时还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而本质上，正如赫鲁晓夫自己所说，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归根结底还是倾向中国的。当时中国驻苏使馆看到塔斯社的声明，也有类似感觉。[314]何况，如前所述，在中印冲突期间，苏联一直向中方提供情报。即使在接到中共中央的指责信后，也还在一段时间内继续这种做法。[315]外交部东南亚司司长利哈切夫后来写的备忘录道出了莫斯科的真实倾向：“边境冲突由印度人引起，但中国朋友在处理问题时缺乏灵活性”。[316]客观地讲，在国际冲突事件爆发时，呼吁停火，寻求和平，是很平常的做法。作为一种策略，同盟国之一方采取表面上的中立立场也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无论是开战、停战，还是在整个和谈进程中，苏联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始终扮演了中立者和调停人的角色。那时，中苏两国在外交上配合默契，毛泽东从来不曾指责斯大林暴露了双方的分歧。[317]因此，核心的问题并非苏联发表“中立”声明的方式，而在于中苏之间确实存在着分歧，特别是这种分歧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印冲突的问题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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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分歧是处理与尼赫鲁关系的方针。其实，对于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的看法，中苏领导人之间没有原则的区别。毛泽东也曾多次讲，尼赫鲁“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分歧在于如何对待“中间派”。中国领导人认为，“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说的”，对尼赫鲁的政策是“又争取，又批评，又团结，又斗争”。[318]而在中国人眼里，莫斯科过高估计了印度在国际斗争中的作用，生怕得罪尼赫鲁，“唯恐‘触犯’印度”。[319]中国领导人还认为，西藏问题本质上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激烈而严重的阶级斗争。[320]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批判尼赫鲁的错误立场，苏联采取容忍的态度，就是丧失了原则。在中印冲突中，苏联没有站出来支持社会主义的中国，却明显袒护资本主义的印度，就是站错了立场。从中国使馆和外交部的分析看，中国人未必不理解莫斯科的两难处境，只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抓住了苏联的短处，而这些指责又是可以理直气壮拿到桌面上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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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中的分歧是对待美苏首脑会晤的态度。苏联一直坚持的看法是：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的加强，西方统治集团的某些阶层对国际争端采取了较现实的态度，这是一种新的趋势。美苏首脑互访是“当前最重要的国际事件”。“苏美关系如果稳定地进入和平共处的轨道，将对整个国际局势发生巨大的积极影响，世界和平也将更加得到巩固”。[321]莫斯科及时向北京通报了赫鲁晓夫访美的有关情况，赫鲁晓夫还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并送交了美苏首脑往来信件，而中国对此也公开表示赞同。[322]苏联人看得很清楚，中国的表态都是表面上的。例如，8月5日《人民日报》就美苏领导人即将互访的消息发表社论，表示欢迎，但也谈道：“美国政府究竟具有多大诚意……还有待于今后的实际行动”。[323]莫斯科也不会不注意到，9月17日《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赫鲁晓夫头天到达华盛顿的消息和祝贺文章《苏联和平外交的新胜利》，而在第6版则刊出了两篇与此气氛极不协调的报道：“联大第十四届会议开幕，各种迹象表明美国仍准备在会上搞‘冷战’”；“美国竟一口拒绝苏联建议，硬说不必要召集日内瓦会议参加国开会”。在苏联人看来，这不啻在贬低美苏首脑会谈的意义。中共中央在内部讨论时的确认为，赫鲁晓夫在访美前停止对中国的核援助（6月20日），并就中印冲突发表中立性的声明，都是为了“适应美国当局的需要”，这“表明他这次到美国去，对中国不怀好意”。[324]时隔多年，周恩来还认为，苏联在中印冲突时表示中立，就是要拿着这个见面礼去华盛顿。[325]但是，这种考虑和判断很难向莫斯科表明，而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做法，在公开场合又只能表示支持。因此，毛泽东真正感到无法容忍的是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却又难以明言。[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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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访美之后急匆匆地赶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大典。当赫鲁晓夫得意扬扬、兴高采烈地走下飞机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等待他的将是中国领导人借题发挥的“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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