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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赫鲁晓夫关于裁军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备忘录》（1959年12月8日），ЦХСД，ф.2，оп.1，д.416，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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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1959年12月14日），ЦХСД，ф.2，оп.1，д.416，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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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 《人民日报》1959年12月23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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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 《人民日报》1959年12月26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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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苏联对目前国际局势和外交政策等问题的看法》（1959年12月22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206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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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 Правда，10 января 1960 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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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苏联对国际形势及美国对外政策的估计》（1960年1月13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206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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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60年1月14日），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2077-04。赫鲁晓夫报告全文见《人民日报》1960年1月16日，第5、6、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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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关于毛泽东的这个讲话，笔者看到了三个大同小异的记录：《林克日记》（手稿），第122～126页；福建省档案馆藏：101/12/117；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1049～10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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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中央中央关于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办法的通知》（1960年1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11-1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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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详见李丹慧《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第132～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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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 结语 关于中苏同盟破裂深层原因的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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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关于中苏同盟的历史故事刚刚讲了一半，故事的后半部分由丹慧继续完成。不过，到1960年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在华苏联专家、中苏分歧公开化时，中苏同盟解体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从这一刻起，中苏分裂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就开始成为政治家、外交家以及历史学家关注的问题。按照我们的分工，对于这个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讨论最集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由笔者来撰写，而丹慧在她的结语中则专门分析和探讨中苏同盟破裂与冷战转型的关系问题。当然，以下论述的观点是我们共同讨论的结果，其中作为分析所依据的史实，必然包括中苏关系从分歧走向彻底破裂的过程。所以，读者或许可以先看完故事的后半部分，再来品味这个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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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对中苏关系演变的评估，首先看一个有趣并引人注意的历史现象。作为中苏共同的敌人，美国的情报机构当时对中苏关系前景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尽管1958年夏季以后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便不断表露出来，以至于到1960年夏天已经公开化，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始终认为中苏分裂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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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中情局的报告推断，随着中国地位的加强，中苏之间“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报告还认为“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同盟”，并“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1]此后不久，尽管看到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计划“在中苏关系之间引起了一些新的摩擦”，但1959年2月美国的情报分析估计，“这些不和不可能威胁到针对西方世界的中苏之间的团结”。[2]到1959年7月底，毛泽东已经向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权威发起了一次次挑战，且决心向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宣战”了，而中情局的报告却依然断定：“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当然，苏联在联盟中将继续保持领导地位。”虽然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但“它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同盟本身”。[3]甚至到1960年8月，苏联宣布全面撤退在华专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美国情报评估的结论竟然还认为，至少在五年之内，“中苏关系中的内聚力会比离心力更为强大”。面对中苏分歧日益加重的明显事实，报告承认“无法对这些根本性的利益矛盾将如何影响中苏关系做出评估”，不过仍然坚持认为中苏“任何一方都不想把矛盾推向可能给两国关系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的程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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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底，美国人看到中苏之间的“冲突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已经将一些基本问题都卷入进来，以致造成了双方严重的不和”，但认为“联盟的核心力量仍然存在”，中苏“都敏锐地注意到双方之间的裂痕如果继续扩大，将会影响到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某些共同利益”。因此，“它们不会允许出现公开的、正式的裂痕”。[5]到了1961年9月，中情局的特别情报评估报告还指出，尽管中苏关系面临“日益困难的问题”，但“由于它们对共产主义的共同责任，尤其是对反共世界的共同仇恨，使它们能够在反对西方的行动上协调一致，特别是在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候”。[6]直到1963年夏天中苏两党关系正式破裂前夕，中央情报局才不得不承认：“目前中苏关系的特征可以说是一种事实上的破裂”，“在过去一年中，这种话语上的争论已经变得日益激烈和明显。甚至在中苏边境上也有迹象表明，双方的关系十分紧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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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分析官员的推断显然是一错再错，但他们做出这样结论的理由却是很充分的，推理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美国人看来，中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意识形态：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奋斗目标：都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都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主要敌人，而它们之间的分歧只是在方法、步骤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等问题上。所以，尽管中苏分歧还会长期存在，甚至有所发展，但是它们的根本信念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一旦这些根本的信念和利益受到威胁时，双方都会调整各自的政策以适应巩固同盟的需要，共同“消除那些会给双方关系造成永久性破坏的趋势”。因为这种同盟的存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而且“提高了中苏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此外，就双方的实力而言，虽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日益增长，但由于“在军事和经济上将继续依赖苏联”，“特别是在维持现有军备水平以及未来军事现代化的发展等方面，苏方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中国人“也许会感到，事实上，除了维持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别无选择”。[8]看起来，美国的情报分析是非常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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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合乎常理的推断却与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美国当时的情报来源有限，东西方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共产党国家决策程序和依据缺乏必要的了解等。[9]不过，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分析方法错位。中情局忽略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决策依据中蕴涵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而其决策程序在当时也绝非谙练西方外交决策原则的情报分析人员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因此，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通行的一般国家关系理念和行为逻辑来分析并推断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显然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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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情报分析官员不同，历史学家的责任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分析过去。早在1960年代，美国学者就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产生了兴趣。当时中苏分裂的表现主要在两个方面，即1960～1964年的理论宣传和政治论战，1969年的边境冲突及后来的军事对峙。与此相应，研究者的看法也大体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分歧，具体表现在非斯大林化、世界革命道路、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对马列主义一些基本理论的理解等方面，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10]另一种观点认为，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包括历史纠葛和边界争端，才是引起中苏同盟破裂的真正原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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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大量的解密档案使得研究者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过程有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探索，各国学者对中苏关系基本事实的考察，越来越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过去的许多神话已经被彻底打破。有人着重从经济关系入手分析中苏关系的演变，[12]也有人重点考察对外政策对双方关系的影响，[13]还有人对中苏边界和边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4]较多的学者把中国国内政策变化作为研究的对象，[15]更有学者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个性方面考察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分歧。[16]比较全面研究中苏关系变化过程的也不乏其人。[17]这些讨论无疑进一步把中苏关系史研究推向深化。其中，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不过，就导致中苏分裂的决定性因素而言，总体看来，到目前为止的种种看法似乎仍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分歧—国家利益冲突”这样的二元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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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对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详尽梳理后认为，“意识形态分歧论”和“国家利益分歧论”尚不足以解释造成中苏同盟破裂的真正的、深层的原因。研究的结果表明，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摩擦和碰撞出现在1960年代初，深化于1960年代末。所以，就历史过程而言，国家利益冲突是中苏同盟破裂的结果，而不是其成因。至于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那只是一种表象。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新领导人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在政治路线方面，实质上都已经回到斯大林时代，或者说与中共取得了一致。然而，中苏关系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加速走向分裂。这说明，意识形态分歧也不是导致同盟解体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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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参与对中苏分裂过程及原因的讨论，并为此提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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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同盟破裂过程及原因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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