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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友好到分裂的基本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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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1954～1957年，中苏两党和两国在相互帮助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合作，取长补短，关系日益密切，并达到高峰。在此期间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威望不断提高，而苏共的政治影响力却不断下降，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机制和内在结构开始悄悄发生变化：过去是苏联一党一国单独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在则是中苏两党两国平起平坐，共同执掌帅印，而毛泽东构想的形式是苏共在台前，中共在幕后。天无二日，一个阵营出现两个平行的领导核心，就构成了同盟破裂的可能性因素。如果二者没有矛盾，同盟可以继续，如果二者发生分歧，分裂的可能性就会加强，并随时导致同盟破裂。1957年底的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关系发展的顶点，也是转折点，随后分歧出现，问题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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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958～1959年，在根本利益和意识形态一致的前提下，中苏之间在经济建设、处理周边关系及确立对美政策等重大方针政策上发生分歧。一个同盟的解体，从逻辑上讲，首先是同盟双方或各方之间发生了分歧，没有分歧，自然不会分裂。那么，中苏之间的分歧在哪里，又为什么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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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苏分歧的由来，过去主要是政治性的解释，认为自苏共二十大以来，苏联领导人提出并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遭到中共的反对，从而引起中苏分歧，并最终导致中苏分裂。但新的研究表明，中苏之间的原则性分歧并非产生于苏共二十大或1956年。这里所说的原则性分歧是指双方无法弥合的矛盾，而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期间片面强调“和平过渡”和批判斯大林的做法的不同意见，不久便被苏共接受了。到1957年，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裂痕，反而更加紧密——向中共提供核武器技术的决定就是1957年10月做出的。要说分歧，其实在斯大林时期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见冲突更为严重，但是并没有阻止中苏结盟，因为双方都为了实现各自的追求而容忍了对方。所以，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分歧的起点不在1956年，更不在1950年或此前，尽管那时已经隐含着双方不合的因素。事实上，中苏的原则性分歧在1957年底的莫斯科会议开始露出苗头，到1958年下半年及以后便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具体说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炮击金门、中印冲突、赫鲁晓夫访美等一系列事件。这些分歧就其表现而言，既不是意识形态（双方都承认它们的政治目标和理论体系是相同的），也不是国家利益（双方都认为它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是方针政策的取向：中国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苏联则反对这样盲目的激进政策；中国要给帝国主义制造紧张局势，苏联则坚持必须维持缓和局面。而造成这些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双方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发展道路的认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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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因而对世界政治的认识不同。苏联的社会主义统治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认可，尤其是经历了一场人类浩劫之后，斯大林与西方大国共同缔造了战后世界政治体制和秩序。苏联已经融入了国际社会，因此必须遵守那些它本身参与制定的游戏规则。苏联可以同美国对话，也具备同西方国家集团实现关系缓和的基础和条件。特别是在核武器出现的战后年代，莫斯科能够并已经同西方大国形成共识，即如果没有妥协而硬性对抗，只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任何一方所采取的极端措施，都会最终毁灭人类自己。因此，对抗与缓和并存，两个阵营“和平共处”，以“和平竞赛”决定胜负，这是苏共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而那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且由于同苏联结盟和朝鲜战争，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新中国不仅没有加入联合国，甚至遭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敌视和封锁。毛泽东既不熟悉也不承认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他甚至想要自己制定一些规则。中共领导的新国家一无所有，一穷二白，没有后顾之忧。相反，它必须在对抗中求生存，也只能通过不断抗争，取得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政治地位。“和平共处”至多被看成一个暂时的策略。而在毛泽东的哲学中，矛盾和斗争从来都是第一位的。按照中共当时的认识，只有通过不断的革命和斗争，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就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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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中苏两党处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因而对后进民族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的理解不同。苏联最早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先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即斯大林模式。但是，经验和教训使苏共开始思考和反省。内战时期农村“十月革命”和公社化造成的恶果，曾迫使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的工业化导致苏联经济畸形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长期落后，又迫使赫鲁晓夫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纲领。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可能还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也许是值得借鉴的。这种构想奠定了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针的基础。中共则刚刚完成对中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接受并熟悉的只是斯大林的现成模式，而在政治理念中，追求公有制和计划性是共产党人必然的价值取向。尽管毛泽东也看到了斯大林模式的某些弊端，但毕竟体会不深，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况且，毛泽东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在经济上赶超美国和苏联，于是就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建立在大规模发动群众，一味地追求公有化和集体化的基础上，并希望以此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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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中共掌握国家政权比苏共晚了32年，而这32年的时间差，以及两国文化和民族的差异，构成了中苏之间在认知和政策上产生分歧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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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1960～1964年，双方在一系列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出现了分歧就需要辨明是非，这就是1960年双方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各自表述以及在世界工联会议和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争吵；1963～1964双方通过报纸和电台开展的公开性政治大论战。前期属于内部讨论和争执，目的在于说服对方承认错误并留在阵营内，而后期即1962年末中共在内部将与苏共的分歧确定为敌我矛盾后，双方开始了指名道姓的政治大论战，目的在于击败对方并将其革除“教门”，中苏两党关系先行破裂。与此同时，毛泽东调整中国的对外防御战略，苏联成为除美国之外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另一个假想敌，莫斯科则在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僵持时把中国视为觊觎苏联领土的扩张主义者。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命运至此已经无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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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上讲，分歧并不等于分裂，也不一定会导致分裂。分歧和矛盾是任何同盟关系中普遍存在和难以避免的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比如英美、英法、美法、美日、美韩之间的关系，并非和谐完美，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西方的同盟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破裂。用前引中央情报局的方法和逻辑完全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它们之间维系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而在冷战时代，这种国家利益的最终体现就是保证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中西方国家的整体安全。为了这个根本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可以也愿意在某时某地放弃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也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它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来保证同盟的继续存在。利益是可以分割和让渡的，以利益维系国家关系就容易达成妥协、化解矛盾。因此，仅仅存在分歧和矛盾并不意味着同盟必然破裂，而只是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双方实现妥协，弥合分歧，缓解矛盾，那么分裂是不会发生的。然而，中苏之间的分歧并非利益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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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自己所采取的政策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中苏双方必须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中寻找理论依据。因此，这一阶段的表现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争论。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争论与它们同资本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不同，后者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如同莱夫勒教授所说是一场争夺人类灵魂的斗争；[18]而前者则是在同一意识形态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其实质并非信仰之争，而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话语权之争，如同第一国际马克思与蒲鲁东、巴枯宁的争论，第二国际列宁与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争论。在中苏两党之间，无论是前期的内部讨论还是后期的公开论战，在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话语权的背后，实质上是在争夺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导权。[19]因为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话语权，才能占据国际共运领导者的正统地位，取得领导社会主义阵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法性。在这方面，摩根索所说意识形态的工具性特征显得十分突出。[20]中共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在苏共看来，中国则是“教条主义”和“‘左’倾激进主义”。从本质上讲，1960～1964年中苏之间进行的是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自身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中正统地位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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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1956～1957年出现的潜在因素便开始发生作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同样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其激烈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他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冲突，但那时毛泽东却选择了服从斯大林的领导，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共还不具备挑战苏共在国际共运中领导地位的能力。到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政治地位逐渐发生变化。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莫斯科的威信大大降低，动摇了苏联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波匈事件、支持赫鲁晓夫渡过政治难关，毛泽东感到他应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未来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于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不同认知开始显露，他们所制定的发展路线和方针也出现了分歧。苏联要求缓和，中国则制造紧张；苏联希望和平环境，中国则鼓动革命情绪；苏联主张平衡发展，中国则要突破“条条框框”。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苏共领导人本来就缺乏政治经验，现在思想路线又出现偏差，如何还能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尽管由于苏联国力雄厚且颇具国际影响力，毛泽东从冷战格局的现实出发，只能在口号上强调“以苏为首”，但他寻求的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格局本质上是中苏两党平起平坐而中共要“垂帘听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逐步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主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其实中苏双方并非没有认识到它们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本意讲，这对兄弟谁也不愿意分家，但问题是由谁来当家。两兄弟都要当家，就只有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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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而言，中共无疑占据着优势。道理很简单，马克思和列宁生活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他们的理论反映的是对那个时代的思考。中共认为战后世界仍然处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所以他们从自身体验出发对马列主义的理解自然更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本意，用马列主义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了。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认为时代已经变了，追求和平与发展就无法完全按照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行事。但马列主义的大旗既不能放弃，对马列主义又不便谈“修正”，所以在辩论中往往陷入理屈词穷的尴尬境地。这就难怪毛泽东常常讥笑赫鲁晓夫不懂马列，也难怪赫鲁晓夫在冲动之下采取意识形态争论之外的手段（如撤退专家、撕毁合同），试图压迫中共就范。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勃列日涅夫等苏共党内的保守派上台执政后，实际上已经有意放弃赫鲁晓夫的路线，其政治和政策取向正在逐渐与中共合拢，但是在1964年11月中共提出只有苏共公开宣布改变二十大路线才能谈到中苏和解时，勃列日涅夫却采取了强硬的拒绝态度。这就进一步证明，中苏之间的争端不是利益和声誉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的问题，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权问题，甚至是双方领导人在社会主义阵营及本党中的合法性问题。无可奈何花落去，中苏关系走到这一步，同盟的命运就只剩下破裂这一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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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1965～1969年，中苏关系从两党分手走向两国交恶，中苏同盟彻底破裂。1965年3月中共拒绝参加莫斯科会议，标志着中苏同盟公开瓦解，国际共运正式分裂。毛泽东未能取得对苏联创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甚至难以在其中立足，便决定“另起炉灶”，重新组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队伍。此后，随着边界问题的愈益被政治化，领土纠纷作为一种新的军事冲突因素，介入到了两国关系的前途之中，中苏国家关系日益恶化，双方均视对方为敌对国家。最后，1969年的珍宝岛武装冲突使中苏关系转向公开的对抗。从此之后，便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中国调整外交战略，联美抗苏，冷战国际格局也开始出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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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历史过程和对这一过程的分析表明，这里的关键词是主导权。也就是说，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是双方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同盟的主导权的争夺。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为什么非要争这个主导权呢？为什么他们要置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抛弃发展势头良好的合作前景，最终走到了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为什么社会主义盟国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时，就不能相互妥协而保证同盟的继续？一句话，为什么中苏之间的关系就不能由利益来维系，以利益为准则呢？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争夺主导权表现出中苏关系的特殊性，那么这种特殊性寓于之中的普遍性又是什么？这就需要把讨论引向更深入的层次，即图示中的另一个关键词：“结构失衡”所包含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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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苏同盟的命运有两个参照物，一个是与此同时存在的西方盟国的内部关系，另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前者呈现一种稳定性（从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的架势看甚至是超稳定性），后者则呈现一种脆弱性和动荡性。中苏同盟的状况与前者完全不同，却是后者中的一个典型范例。中苏关系的演变及其结局，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并非个别现象。人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交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至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显然，这种国家关系中缺乏各国一致认同的政治准则，缺乏制约相互行为的妥协机制。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这种情况绝非仅仅存在于中苏关系之中。在欧洲，苏南分裂后，苏军陈兵南斯拉夫边境，甚至策划对铁托实施暗杀；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决定开除一些亲苏分子，便招致苏联大军向华沙挺进；匈牙利政府想要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则被送上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刚刚显示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苏联军队顷刻之间就毁灭了布拉格之春。在亚洲，中朝、中越之间亦如此，今天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同志加兄弟”，明天就恶语相向，乃至大打出手。总之，从苏南冲突到中苏分裂，从苏联出兵布达佩斯到中越边境战争，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从未稳定过，不断的动荡、分裂、改组，几乎伴随着同盟的存在而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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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国家关系和同盟关系在其成长过程中显得如此脆弱？这恐怕不能完全用领袖的个性来解释。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决策特点之一是遵行领袖外交的原则，而其结果无疑会使某些个人性格突现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铁托的桀骜不驯，斯大林的恃强凌弱，赫鲁晓夫的喜怒无常，以及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固然都对领导人之间及其国家之间关系的走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问题在毛泽东，那么他面对斯大林为什么会选择向苏联“一边倒”？如果问题在赫鲁晓夫，那么他的下台为什么没有能够挽救中苏同盟？文化差异也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确是影响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重要因素，但是在现实和利益面前，这些因素从来没有成为不同国家缔结政治同盟或军事同盟的障碍。那么，文化差异又怎能构成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脆弱性和动荡性既然是一种普遍现象，那就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内在结构有关，人们就需要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进而分析制约这一关系的政治准则和特性，从中找出那种结构性弊病的表现和症结。因此，对中苏同盟破裂深层原因的分析，就不能局限于现代国际关系的理念和框架，甚至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从中摆脱出来。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与一般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不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有其特殊性，即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属于“非理性”的因素。显然，只有寻找和研究这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的内在结构，才能对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症结和深层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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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即20世纪40～6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处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处在一个从党际关系向国家关系转换的过渡时期，而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在国家、民族、主权、平等、利益等基本理念方面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于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之间关系的时候，就显得很不成熟，就往往陷入矛盾和困惑。因此可以说，中苏同盟破裂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脆弱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失衡，也就是说，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中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结构性缺陷，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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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主权观念不明确，表现为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或国家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了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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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既不包含地域概念，也没有主体民族的内涵，其适用范围面向全世界和各民族，这就充分表明了当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工人阶级无祖国”是他们长期信奉的理念，一首《国际歌》就可以使互不相识的人们即刻亲密无间。作为革命者的共产党人，在其执政前普遍缺乏国家主权意识。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利益差别。及至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及执政党所承担的民族责任相去甚远。从共产党的立场，他们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民族国家的立场，他们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由此出发，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后对“民族自决权”这个问题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理论阐述，也可以理解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对1945年中苏条约和外蒙古独立持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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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念上的混淆和矛盾，随着共产党执政时间的延长而加剧，且特别突出地作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主张中。平时大家都认可以国际主义标示的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国家利益之间的差异性，而当分歧和冲突显露的时候，却各自有所主张。大国，强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通常强调国际主义原则，而小国，弱国，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则往往强调国家利益。同时，这些主张也是相对而言的。当铁托指责苏联侵犯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同时，却要求阿尔巴尼亚绝对服从南斯拉夫的需要，当中共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的同时，却要求日本、朝鲜和越南党接受自己的路线。不仅如此，这些主张又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异。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被誉为保护社会主义阵地的革命行动，而1968年苏军占领布拉格则被谴责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一致的认同，于是面临危机时就无法找到妥协的平台和条件，那么两国关系就难以取得和解，就无法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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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平等意识不清晰，表现为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领导排斥了同盟各国应享有的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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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各国共产党把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国家关系成为党际关系的延续及其外在形式。在现代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原则是相互承认对方的平等地位，无论国家大小，应该在此基础上协商解决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共产党的内部和党际关系中，实行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个原则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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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国际共运一直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统管包括俄（苏）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由于历史的原因，即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和革命成功的领先地位，使得莫斯科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而苏联共产党则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特别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苏共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就是拥护和实行国际主义的表现。因此，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党际关系从结构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尽管有些党也曾对此表示不满，但由于理论上的误区和实力上的差异，这种政治范式不仅可以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党际关系中，而且得以延续到后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共产党陆续掌握了国家权力，同时，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很自然地把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范式和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苏共二十大解散了共产党情报局以后，赫鲁晓夫仍然想建立类似的国际组织，说明其主导原则没有变化。毛泽东提出“开会解决问题”，固然是出于对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当然领导地位的不满，但他所坚持的原则还是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党为首，而这正是所有共产党共同奉行的准则。此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领导机制还有等级之分，上边有整个阵营的核心，中苏之间就是为此而进行争夺的，下边有不同地区的核心，如南斯拉夫之于巴尔干和越南之于东南亚，那里领导地位的确立也是要靠实力去竞争的。既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混淆在一起，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便仍旧适用，那么在这里，实际上也就无从谈起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毛泽东在1956年10月刚刚借波兰危机敦促苏共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宣言》，声明从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撤出苏联军队，却又因其把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要求苏联出兵占领布达佩斯，解散纳吉的合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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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指责强国、大国侵犯本国主权的事情时有发生。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里表现的正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所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部各国之间在发展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差异。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只讲主义，不言利益，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等到分歧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便显露出来，相互关系也就随之面临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的这种政治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同盟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某个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或者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它们之间的整体利益，则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以及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它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