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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译者序 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与理论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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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米尔纳的《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以下简称《利益、制度与信息》)是一本在理论建构上具有创造性,在理论检验上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关系著作。就理论建构而言,《利益、制度与信息》一书提出了一种把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相结合的内在一致(coherent)的理论。米尔纳的国际合作理论在将国内政治纳入分析的同时,保证了理论的简洁性和内在连贯性。而就理论检验来看,作者通过有意识的案例选择和精心的案例设计,充分地发挥了比较案例研究的优势,尽可能地减少困扰案例研究的“选择偏见”问题,从而通过小样本案例分析较为可信地检验了书中提出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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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一直重视国内政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但却始终困扰于如何系统地解释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相互作用。尽管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讨论国内政治对国际关系作用的研究有所发展,但是在结构现实主义的挑战下,这些研究被挤到国际关系研究的边缘。在20世纪90年代,对国内政治作用的研究在“双层博弈”的模式下得以复苏。米尔纳的《利益、制度与信息》一书就是将国内政治重新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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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定量研究,案例分析既具有节省时间和节约资源的优势,又具有深度描述事件过程、帮助理解因果过程的长处。但是利用小样本案例分析来检验理论假设需要作者具有案例选择和研究设计的高度方法论自觉。本书正是有意识地运用案例分析方法来检验理论假设的典范。书中的理论部分以及作者为中文版所写的序言都清楚地交代了将国内政治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发展进程,并概括了作者的主要理论观点。下面,我们主要根据《利益、制度与信息》一书来讨论关于理论建构和理论检验的一般性问题,希望不仅能够促进对本书学术贡献和创新之处的理解,而且能够有助于我们自己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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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在理论简洁性与现实性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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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上,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提出的两条原则影响深远:理论的简洁性和系统性。首先,华尔兹认为理论是对规律的解释,是对变量间因果联系的说明,因此,“理论尽管与需要加以解释的世界密切相连,但却独立于真实的世界。‘现实’既不会与理论一致,也不会与代表理论的模式一致”。他强调:“描述越完整,解释力就越小,而一个简洁精致的理论最富解释力。”1在华尔兹看来,理论必须要保证具备简洁性特征:“理论只能通过简化来建立,……简化使发挥作用的基本要素得到彰显,并揭示出必然的因果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或是指出到哪里去寻找这些联系。”2其次,华尔兹区分了还原主义理论和系统理论:前者是从个人或国家层次来寻找原因,后者则在国际层次上探究起因。他认为通过个人或者国家的特征来解释国际政治是一种错误方法,“试图遵循由内而外的模式来对国际政治做出解释的努力,因国际政治所具有的延续性和重复性而归于失败。……单元性质以及互动模式的变化与单元行为的结果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3。因此,按照华尔兹的逻辑,加入国家层次的要素会导致变量的无限增加,而试图通过增加新的要素以使理论更接近现实的努力更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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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建构的角度,华尔兹的意见是合理的。过多的要素或研究变量会导致研究设计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te),也就是“从因果假设中推不出任何东西”4。如果推理多于观察值,如果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完全的相关关系,那么这样的研究设计就是不确定的研究设计(indeterminate research design)。在推理过程中,每一个观察值最多只能进行一个推理。5过多的变量会易于导致研究设计的不确定性。因此,简洁的理论不仅能体现抽象的力量,而且也可以避免不确定的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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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理论建构的逻辑下,新现实主义确立的三个基本假设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研究:国际无政府状态假设、单一国家(unitary)假设以及理性行为体假设。之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对这三个基本假设的挑战而展开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在这三个假设的基础上,强调国际制度因素同国际结构一样,都对国家行动产生影响。6建构主义则对无政府状态和理性国家的假设提出挑战,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互动造成的,与其说国家是理性的,不如说国家是社会性的。7以英格兰为根据地的国际社会理论也反对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强调国际体系的秩序特征,认为国家共同组成了一个没有政府但是具有秩序的“国际社会”。8也有研究挑战理性行为体假设,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加入非理性要素或者心理要素。9此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努力方向就是对单一国家假设的挑战,尝试将国内政治重新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中。在理论建构上,这种理解国内和国际政治互动的新尝试努力解决新现实主义所批评的国内层次解释的缺点:过多的解释变量与简洁性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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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注国内要素的国际关系研究曾经吸引了一批优秀学者,出版了大量重要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诸多深刻见解。10但是到了80年代,在结构现实主义的挑战下,这些关注国内政治的研究逐渐变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边缘。之前的研究成果或是被整合到其他的理论中(如联系政治),或者由于国际关系的现实进展而停滞(如一体化研究),或者放弃最初的严格假设,转而接受结构现实主义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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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彼得·古雷维奇(Peter Gourevitch)的《第二意象的反转》一文奠定了90年代以来第二意象上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方向。在文章中,古雷维奇讨论了国际体系如何制约国内政治,国内结构如何影响国家行为以及国内社会的重要性等问题。11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打通国内和国际界限的研究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民主和平论与双层博弈方法12的发展都促进了国内政治重新回到国际关系中,其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后果,强调全球经济对国内行为体的机会成本的影响;国内制度对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着眼于国内制度与全球经济的相互影响;强调国际与国内结合的谈判特征,认为国际与国内结合的关键是搞清楚这两个层次上的要素如何互动;国际制度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关注于国际制度对行为体的约束作用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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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建构上,这一波将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相结合的努力反映了结构现实主义的深刻影响。这些努力不仅要将国内政治纳入考虑,而且还要像现实主义一样简约和理论化。《利益、制度与信息》一书就是米尔纳以一种一致、连贯的方式结合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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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纳接受了华尔兹关于理论简洁性的标准,而对体系层次变量的优先性提出了批评,认为是否会导致解释变量的无限增多,并不在于在哪个层次上选择变量,而在于所选择的变量是否具有重要的、系统的影响。“如果存在对国家互动的系统的国内影响,那么不去检验这些因素也会导致变量的无限增长。”14米尔纳在放宽国家单一行为体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结合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米尔纳的理论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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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她认为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要比制度重要,制度是国内行为体偏好结构的反映,制度只有同偏好结构结合在一起时,才是重要的。在结合国内和国际政治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制度和利益何者更重要的差别。强调国内制度作用的研究讨论国内制度对国际经济影响的限制作用、国内制度的变革以及国内制度的偏好加总功能。有的研究注重国内制度通过模糊国际相对价格信号或者限制国内联盟的形成来限制全球经济对国内经济的影响15;有的研究分析在什么条件下全球经济会改变国内制度,强调国内联盟基础、政府承诺的信誉以及决策时限等是考察国内制度变革的必要方面16;也有研究偏重于考察国内制度如何将国内行为体不同的政策偏好转化为国家偏好17。而米尔纳则是在行为体利益和偏好结构的基础上,对政治制度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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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哪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上,米尔纳认为政治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更具根本性,同时巧妙地将社会行为体作为其理论中的信息提供者,从而在模型中统一了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传统的国内社会模式通过社会行为体的偏好和利益来理解国家对外经济政策,这种模式是建立在民主制度的代议制和社会集团对国家政治的参与基础上的。比如安德鲁·莫拉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就认为应当从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来理解世界政治,他提出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核心假设:社会行为体的优先性,代议制和国家偏好,相互依赖与国际体系。18从国内社会角度研究国家对外政策,强调政策制定的社会基础,以国内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来解释政策选择的结果。而国内政治模式则主张对外政策的制定是由政治家和政党做出的,他们也是具有自身利益和政策偏好的,而正是他们的偏好和利益决定了国家的政策选择。19米尔纳以政治行为体的利益和政策偏好为基础,强调国内偏好结构主要是指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的偏好结构。但同时,她又指出了国内政治的信息不完全状况,而利益集团可以作为信息提供者参与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中来,通过影响国内政治的信息结构,对国家政策选择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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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借助双层博弈模型,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理解为两个博弈过程:国内的批准博弈过程和国际的谈判博弈过程。两个过程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书中对国内“鹰派”和“鸽派”影响国际谈判和国际合作内容的方式都做了清楚而可信的分析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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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米尔纳的理论认为应当放宽单一国家的假设,国家并非如现实主义所假设的是高度等级的体系,国家内部政治过程对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政治家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持政治权力,而这些基本利益决定了政治行为体在不同政策领域的政策偏好。国内政治行为体的偏好结构决定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社会行为体是国内博弈中的信息提供者,通过是否背书合作政策来影响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制度是同偏好联系在一起的,并且通过偏好来发挥作用。根据这一理论,米尔纳提出了如下需要检验的具体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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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行政机构必须同立法机构分享政策制定权,而且它们的偏好不同,那么国际合作就比单一国家的纯国际博弈的可能性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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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分治越明显,国际合作的可能性越低,批准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立法机构对协定内容施加的影响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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