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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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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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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写作历时7年，使我欠下了诸多感谢。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为我提供了两年的休假，使我得以全心投入本项研究工作。哥伦比亚大学也为我提供了休假时间、研究支持和一个学术激励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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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更多感谢要给我的朋友们，他们在整个过程中一直给我以帮助。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杰瑞·科恩（Jerry Cohen）、戴维·莱克（David Lake）、戴维·鲍德温（David Baldwin）以及罗恩·罗格斯基（Ron Rogowski）都曾阅读过本书的初稿，并都给出了非常有用的建议。我极为感激他们花费时间细致地和建设性地帮助我完善初稿。彼得·罗森多夫（Peter Rosendorff）的贡献也相当重要。第三章和附录是我们合作完成的，发表在《经济与政治》（Economics and Politics，July 1996）上。彼得和我用了很多时间讨论思路，最终完成了本书的第三章和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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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帕特南（Bob Putnam）、哈罗德·雅各布森（Harold Jacobson）、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双层博弈项目；本书第六章就是我为他们编辑的《双面外交》（Two-Edged Diplomacy）所写的部分。杰弗里·安德希尔（Geoffrey Underhill）和威廉·科尔曼（William Coleman）也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研究团队，并参加了1994年在马德里举行的欧洲政治研究协会的大会，后来这次会议的论文汇集为《欧洲公共政策期刊》（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2，No．3，1995）的一期特辑，本书第八章的初稿也收在其中。《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接受了我关于合作的评述文章，但是希望我能够再提供一篇关于国内政治影响合作的文章。我希望本书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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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也给了我极大帮助。戴维·爱泼斯坦（David Epstein）、沙雷恩·奥哈洛伦（Sharyn O’Halloran）和查克·卡梅伦（Chuck Cameron）耐心地回答我没完没了的有关博弈论和美国政治最新进展的问题。阿来桑德拉·卡塞拉（Alessandra Casella）和丹尼·罗迪克（Dani Rodrik）在国际经济学方面也提供了同样的帮助。道格·查莫斯（Doug Chalmers）、史蒂夫·索尼克（Steve Solnick）和彼得·约翰逊（Peter Johnson）都就他们所研究的国家政治回答了我提出的很多问题。还有，国际关系的小团体——杰克·斯耐德（Jack Snyder）、迪克·贝茨（Dick Betts）、戴夫·鲍德温（Dave Baldwin）、格雷格·高斯（Greg Gause）、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 Mansfield）、亨德里克·斯普鲁（Hendrik Spruytt）、阿维德·卢考斯卡斯（Arvid Lukauskas），尤其是鲍勃·杰维斯（Bob Jervis）——为我提供了持久的精神激励，并让我意识到使别人信服我的理论有多么困难。我也想感谢我教过的研究生，他们会挑战任何一个想法。最后，我要感谢匿名审稿人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马尔科姆·利奇菲尔德（Malcolm Litchfield）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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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极为感谢我的丈夫——戴维。他不仅花了大量时间评阅初稿，而且还提供了后勤保障。每个夏天当我坐下写作时，他总会确保没有别的事情打扰我。没有他的支持和建议，就不会有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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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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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国家间关系？例如，中东的和平进程是被国家间的均势变化所推动，还是国内政治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内政治是否像美日两国权力资源的变动一样，对两国关系起到重要作用？在过去10年中，最引人注目的美国和苏联关系的变动只能从外部因素进行解释，还是必须要考察内部的变化，尤其是苏联的内部变化，来理解冷战的结束？如果国内政治在这些和其他的案例中发挥作用，那么国内政治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什么样的国内因素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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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认为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紧密联系。一国的国际地位对其内部政治和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反过来，它的国内情势同样影响它在对外关系中的行为。一些学者——通常是现实主义者——相信忽视国内政治、把国家视为单一行为体对理解国际关系是有益的（Waltz 1979）。我认为这种方法具有误导性。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如果不能考虑国内情况，就忽视了解释国家行为的关键要素。放松单一国家这一假设会产生对国际政治更丰富的新观察。本书的目的就是将国内政治重新引入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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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存在多种关注国内因素的国际关系理论。各种马克思主义、官僚政治以及心理学方法都试图将国家在外交政策中的行动解释为内部变量的结果（例如Kolko 1968; Allison 1971; Rosenau 1966，1969; Snder，Bruck，and Sapin 1962）。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结构现实主义的兴起，国内变量大多被排除出国际关系理论，直到80年代末，随着“民主和平论”和双层博弈方法的发展，国内政治才又重新出现在国际关系理论中（Doyle 1986; Russett 1993; Putnam 1988）。复兴对外交政策的国内解释并使其如现实主义分析一样简约和理论化，这已经成了重要的学术目标，也是本书所要尝试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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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家的内部特征对它的行为具有重要而系统的影响，那么假定不存在这些特征就会导致对国家行为的原因的根本性误解。我们可能会错误地假定国家的行为是由国际影响引起的，但实际上却是国内原因造成的。华尔兹（Waltz 1979）认为，不首先考察国际结构因素会导致对国家行为原因的错误推理。他认为这种失败会造成解释变量的无限增多。但是这种方法论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存在对国家互动的系统的国内影响，那么不去检验这些因素也会导致变量的无限增长。比如，如果民主使得国家不容易相互发动战争，那么不去确定像民主这样的国内变量就会造成分析者将特定国家的和平性质归因于许多其他原因。因为没有其他变量更适合所有民主国家，因而我们就会试图对每个案例都提出特定解释，从而也会导致解释变量的增加。重要的不在于分析层次——国内或国际——是否起作用，而在于变量的影响是否是系统的和跨国家的（Przeworski and Teune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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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相互依赖性，但是很少有人就这种互动发展出明确的理论。本书的目的就是提出这样一种理论，重点是构建一种关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互动的简约并抽象的模型。近来，“双层博弈”的概念已经获得关注（Putnam 1988）。尽管双层博弈有希望成为一种分析框架，但是其支持者也承认这种路径还不能成为具有可检验假说的理论（Evans，Jacobson，and Putnam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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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博弈背后的主要观念十分重要：政治领导人一直都是同时在国内和国际两个舞台上行动。他们努力运用这两个舞台来实现自己的不同目标，也面临来自这两个舞台不同的——有时是相反的——压力和制约。只有同时考虑内外两方面因素，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帕特南将双层博弈描述为：“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通过迫使政府采纳合意政策来寻求自己的利益，而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间组建联盟以寻求权力。在国际层次上，国家政府寻求最大化提高其满足国内需要的能力，而最小化外部变化的不利后果。中央决策者不能忽视这两个博弈中的任何一个”（Putnam 1988：434）。它们也不能被研究国内或国际政治的分析者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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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隐喻导致了在行为体界定上的变化。国家不再是行为体，中央决策者、立法机构和国内集团成了行动体。作为行动体的国家是取消单一行为体假设的牺牲品。而且，一种新的政治要素加入进来，“同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理论不同，双层博弈方法认识到国内有关‘国家利益’是什么的争论难以避免”（Putnam 1988：460）。“国家利益”的界定成了这种方法的主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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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双层博弈路径在国际关系中加入了重要的“分析层次”。但是它仍然未得以充分理论化。最近一些研究已经提出了对这种博弈更为有力和形式化的发展，但是对国际关系本身的影响仍然含混不清（Mayer 1992; Iida 1993a，1993b; Alt and Eichengreen 1989; Tsebelis 1990; Lohmann 1993; Pahre 1994; Downs and Rocke 1995; Mo 1991，1994，1995）。本书的一个目标就是推动双层博弈的理论化、概念化，并提出关于其影响的可检验的假说，为实现此目标而选择的方法是理性选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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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理论具有三个优点：它迫使我们明确所用模型的假设，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以及系统地检验分析中使用的任何变量变动的影响。论点的明晰和逻辑的一致使得这种路径更为吸引人。结果是可以由不同的人来重复的。但是理性选择分析也具有重要局限（比如Elster 1979，1986; Tversky and Kahneman 1986; ISQ 1985）。其中一些局限实际上破坏了其优点。首先，模型由所用假设所主导；通常假设变化也会改变所得到的结果，有时这种改变十分显著。其次，除非人们熟悉这种思路，否则它会让人困惑，而不是让人明了。假设隐藏于分析之中，数学模糊了逻辑。理性选择模型不再能够在主体间互相传达，而成了有相近想法的学者圈中的专属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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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和其他问题都使得理性选择模型成为一种花哨的分析形式。为了明晰而不是含混，我将模型的形式化放在附录，并运用普通语言解释假设和结果，以避免或者至少降低这些问题。模型也将用于一组案例分析，这将有助于明确其后面的逻辑，也有助于检验假说的可靠性。如果有人不接受以下基本前提，即行为体至少有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性的——他们具有目标并努力以最有效的方式去实现目标——那么显然这些处理理性选择方法潜在问题的努力也没什么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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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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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互动是本书的核心。然而，存在一个特定的经验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国家与别国合作。更具体地说，就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国家能够在一个议题领域相互协调政策。这一问题的提出也产生了相对应的问题，那就是在什么条件下、为什么国家不能够合作。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多数时间，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能够在国际贸易议题上合作；同一时期在货币事务上，合作则时有时无；也是在这段时期，财政政策领域的协调甚至并不存在。什么因素能够解释这种差异呢？为什么合作程度因议题领域和时间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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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要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更容易合作？比如，在战后，英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军事合作的主要推动者，而法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意愿则较低。另一方面，英国发现难以加入西欧国家的经济合作，而法国通常在这个领域是领导者。这些国家间的、不同时期间的以及议题领域间的差异，意味着无论是国家的分析层次还是国际的分析层次都不足以解释我们在世界政治中观察到的合作模式。什么样的因素能够解释这种差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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