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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博弈背后的主要观念十分重要：政治领导人一直都是同时在国内和国际两个舞台上行动。他们努力运用这两个舞台来实现自己的不同目标，也面临来自这两个舞台不同的——有时是相反的——压力和制约。只有同时考虑内外两方面因素，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帕特南将双层博弈描述为：“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通过迫使政府采纳合意政策来寻求自己的利益，而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间组建联盟以寻求权力。在国际层次上，国家政府寻求最大化提高其满足国内需要的能力，而最小化外部变化的不利后果。中央决策者不能忽视这两个博弈中的任何一个”（Putnam 1988：434）。它们也不能被研究国内或国际政治的分析者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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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隐喻导致了在行为体界定上的变化。国家不再是行为体，中央决策者、立法机构和国内集团成了行动体。作为行动体的国家是取消单一行为体假设的牺牲品。而且，一种新的政治要素加入进来，“同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理论不同，双层博弈方法认识到国内有关‘国家利益’是什么的争论难以避免”（Putnam 1988：460）。“国家利益”的界定成了这种方法的主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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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双层博弈路径在国际关系中加入了重要的“分析层次”。但是它仍然未得以充分理论化。最近一些研究已经提出了对这种博弈更为有力和形式化的发展，但是对国际关系本身的影响仍然含混不清（Mayer 1992; Iida 1993a，1993b; Alt and Eichengreen 1989; Tsebelis 1990; Lohmann 1993; Pahre 1994; Downs and Rocke 1995; Mo 1991，1994，1995）。本书的一个目标就是推动双层博弈的理论化、概念化，并提出关于其影响的可检验的假说，为实现此目标而选择的方法是理性选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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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理论具有三个优点：它迫使我们明确所用模型的假设，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以及系统地检验分析中使用的任何变量变动的影响。论点的明晰和逻辑的一致使得这种路径更为吸引人。结果是可以由不同的人来重复的。但是理性选择分析也具有重要局限（比如Elster 1979，1986; Tversky and Kahneman 1986; ISQ 1985）。其中一些局限实际上破坏了其优点。首先，模型由所用假设所主导；通常假设变化也会改变所得到的结果，有时这种改变十分显著。其次，除非人们熟悉这种思路，否则它会让人困惑，而不是让人明了。假设隐藏于分析之中，数学模糊了逻辑。理性选择模型不再能够在主体间互相传达，而成了有相近想法的学者圈中的专属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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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和其他问题都使得理性选择模型成为一种花哨的分析形式。为了明晰而不是含混，我将模型的形式化放在附录，并运用普通语言解释假设和结果，以避免或者至少降低这些问题。模型也将用于一组案例分析，这将有助于明确其后面的逻辑，也有助于检验假说的可靠性。如果有人不接受以下基本前提，即行为体至少有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性的——他们具有目标并努力以最有效的方式去实现目标——那么显然这些处理理性选择方法潜在问题的努力也没什么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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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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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互动是本书的核心。然而，存在一个特定的经验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国家与别国合作。更具体地说，就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国家能够在一个议题领域相互协调政策。这一问题的提出也产生了相对应的问题，那就是在什么条件下、为什么国家不能够合作。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多数时间，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能够在国际贸易议题上合作；同一时期在货币事务上，合作则时有时无；也是在这段时期，财政政策领域的协调甚至并不存在。什么因素能够解释这种差异呢？为什么合作程度因议题领域和时间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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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要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更容易合作？比如，在战后，英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军事合作的主要推动者，而法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意愿则较低。另一方面，英国发现难以加入西欧国家的经济合作，而法国通常在这个领域是领导者。这些国家间的、不同时期间的以及议题领域间的差异，意味着无论是国家的分析层次还是国际的分析层次都不足以解释我们在世界政治中观察到的合作模式。什么样的因素能够解释这种差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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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值得注意，不仅是因为国家间的合作通常被假定为对社会有利，也因为合作是理论上的反常现象。1有关国际合作的问题十分突出，但由于用于解释国际政治的主要理论原则的关系，对合作原因的解释含混不清。至少在美国，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获得了卓然地位。“现实主义路径”——如果能够从很多“现实主义者”中确定一个方法的话——难以解释合作问题（Morgenthau 1948; Carr 1946; Wolfers 1962; Waltz 1979; Walt 1987; Mearsheimer 1990; Krasner 1991; Grieco 1990）。 合作似乎是国家为求生存而必须进行的权力平衡过程的一个要素。国家必须要相互制衡，以便在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下求得生存，合作是这种制衡行动的外部表现。同其他国家协调政策能够让一国制衡第三方的威胁或者权力。这种制衡很可能是短期的而且没有很好地制度化，因为盟友仍然是潜在的敌人。而且，在没有外部威胁需要进行防务合作时，对现实主义而言，合作似乎无法解释。因此尽管现实主义对国家为什么同其他国家结盟的问题作出了相对有力的解释，但是对为什么国家在特定议题（而不是其他议题）以及只在特定时刻进行合作却没能提出足够的解释。另外，国家间长期的、制度化的合作似乎尤为反常。在下面“替代性解释：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这一节将讨论国际合作的现实主义解释；这里简单指出，一般而言现实主义路径难以解释国际合作模式。国际合作常常对现实主义构成了经验上的反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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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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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经验议题就是解释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内容。但是合作的含义是什么？界定合作含义的重要性在于两个原因。首先，了解合作的基本特征可以让我们在具体案例研究中确定合作是否发生。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其看作因变量。其次，对合作现象的讨论有助于人们了解合作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一讨论界定了何种活动可算是合作，因此也就使我们可以评估合作的频度，而反过来这也意味着解释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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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国际合作的研究的重要特征就是普遍接受了对合作现象的定义（比如Keohane 1984; Oye 1986; Grieco 1999; Hass 1990; Putnam and Bayne 1987; Milner 1992）。根据基欧汉的观点，这些学者都认为，“当行为体根据其他行为体实际或者预期的偏好，通过政策协调过程而调整自身行为时”，合作就产生了（Keohane 1984：51—52）。相应的政策协调意味着每个国家做出政策调整以便降低对其他国家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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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作的这种定义与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使用的定义是相近的（Deutsch 1949; Parsons 1959; Homans 1961; Blau 1964; Marwell and Schmitt 1975），这种定义包括两个重要因素。首先，它假定行为体的行为具有某种目的。所有相关行为体的目的并不必然相同，但是它意味着行为体的有目的行为。其次，这种定义意味着行为体会从合作中得到收益或者报偿。每个行为体所获得的收益在数目或者类型上不一定相同，但是它们确实从中获益。行为体在对自身收益的预期下，通过调整自身政策从而帮助其他行为体实现它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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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合作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换过程。双方都通过某些行为——这些行为有赖于对对手反应的预期——来追求“需求的满足”（Blau 1946：6; Heath 1976：2）。国家间合作是一种特定类型的交换。它涉及一国根据别国政策的调整而相应地调整政策或预期，从而使双方都获益。这里的交换是指相互适应对方的政策，而不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商品和服务。多数国际关系研究都接受将合作视为交换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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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的功能之一就是让我们根据可用的概念来对不同行动进行分类。对国际合作做一个清楚而普遍接受的定义意味着学科内应当能够就什么样的行动是合作、什么不是合作达成一致。后者——什么不是合作——也同样重要。合作通常不同于竞争或冲突，竞争与冲突意味着有目的的行动是努力降低其他行为体可得到的收益或者阻碍其需求的满足。但是也存在不同于合作的其他行为方式。行为体不考虑其单边行动对其他行为体产生的影响以及不积极的行动可看作是合作的替代方式。尽管可能并没有试图降低其他行为体的收益，但如果这些行动没有降低行为体政策对其他行为体的负面影响，这些形式的行为应该被视为非合作性的。因此什么算作合作依赖于两个要素的存在：目标导向的行为，并且是通过政策调整来创造共同获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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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具有不同形式（Young 1989：87—96）。2合作可以是默契的，也就是在没有沟通或明确协定的条件下实现相互的政策适应。这种合作源于行为体间默契的讨价还价，源于它们预期的趋同。政策协调也可以通过明确的谈判。作为明确谈判的结果，国家同意共同调整各自政策。这种类型的合作要比默契的合作更易辨识，因为对后者而言，很难确定反事实的状况。在两种合作类型中，政治领导人决定采取不同于没有合作时的政策。在谈判的情况下，领导人常会更明确表明如果不能达成协定他们将如何做，并就此改变政策。我的关注点是谈判性合作，书中的模型和案例都涉及为实现相互的政策调整而进行的国际谈判。然而，没有明确的理由认为谈判性合作的结论不能应用于默契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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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协调（coordination）和合作（cooperation）的关系也很重要。研究者通常对这两个术语的含义以及两者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政策协调是国际合作的一种形式；合作和协调指的是基本相同的现象。协调意味着国家间的相互政策调整是为了降低一国政策选择对别国的负面影响，或增进正面效果。关键问题是，这意味着在没有“协调”的情况下，国家的政策将会不同（Putnam and Bayne 1987：2; Webb 1991：311—312）。并没有有力的案例能够区分合作与协调，很多学者都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Feldstein 1991：311—312），本书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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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广义的界定，政策协调或合作可以包括广泛的行动，只要这些行动以政策相互调整为目标。比如，帕特南（Putnam）和贝恩（Bayne）区分了四种类型的协调（Putnam and Bayne 1988：260）。相互理解型协调（mutual enlightenment）指国家交换政策意图的信息，用这样的方式来影响政策选择；相互巩固型协调（mutual reinforcement）需要获得对行为体政策的国际支持，这样才能在面临国内反对的条件下执行这些政策；相互调整型协调（mutual adjustment）意味着重新制定政策以降低相互冲突的程度；以及相互让步型协调（mutual concession）意味着“一揽子协定”，政策制定者根据其他国家的行为来限定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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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Fischer 1988：35—38）提出了更为系统的合作性政策类型的分析。他区分了四种不同程度的政策协调，因为每一种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承诺强度：促进默契政策协调的信息交换；特定时间针对具体政策方案的谈判；指导政策选择的一组规则的确定；以及通常为组成更大的政策共同体而对国家政策工具的放弃。在这个框架内，最后的层次——比如实现有单一货币和共同中央银行的货币联盟，贸易领域中包含单一市场的关税联盟，安全领域中集中国家军事力量建立单一国际军队——代表了国际合作的最极端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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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相互政策协调的这些不同机制都是合作的不同形式，也是本书分析阐释的重点（因变量）。本章的目的在于指出可算作合作的行为的广度，从而强调合作现象的重要性。我的观点并不试图解释为什么选择了某种类型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合作，但确实表明合作形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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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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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核心观点是，相对于担心其他国家的相对收益或者欺骗，合作努力的国内分配性后果对国家间合作影响更大。合作性协定造成了国内的赢家与输家，因此也就产生了支持者和反对者。这些集团间的内部斗争塑造了国际合作协定的可能性和本质。为实现合作的国际谈判常会因为国内政治而失败，这样的谈判也常是因国内政治而展开。合作的所有方面都受国内考量的影响，因为合作是国内政治斗争以其他方式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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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的现有理论忽视了国内政治的影响，因为它们将国家视为单一行为体。我的目标是弥补这一疏失。国际因素对合作是重要的，但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有关国内影响的理论，尤其是将国内影响与国际因素互动纳入考虑的理论。本书尝试提出一个国内力量对国际政治影响的系统而简约的模型，其前提假设就是国家并非单一行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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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单一行为体的假设会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它意味着所有国家都是相同的；正如华尔兹（Waltz 1979）所说，国家是功能上“近似的单元”。它们都执行相同的任务，而且在面临相似的外部条件时作出相似的选择。尽管国家可能执行很多相同的任务，但是它们并不执行完全一致的任务，且关于这些任务做出的决策也不相同。国家间内部偏好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对国际政治具有重要影响。理论建构的核心问题是提出一种简约方式来分类这种与国际合作相关的国家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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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行为体假设常意味着国内政治被有等级地组织起来，由一个处于顶端的行为体做出最后决定；也就是权力或者决策权是沿垂直等级流动的——从上到下——高层集团或者个人是决策的单元。无政府状态处于谱系的另一端，意味着没有等级制，或者每个行为体都有否决权而且能做出自己的政策选择。无政府状态从字面上来看意味着没有统治者，而等级制（hierarchy）的词源来自拉丁语的高级牧师，意味着统治者。谱系两端之间的各点代表了行为体间可能的权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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